【教学重点】：钟嵘《诗品》、萧统《文选》、文笔说、声律论
诗品
钟嵘（约—），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齐时入太学，因精《周易》为国子祭酒王俭所赏识。曾任南康王国侍郎、抚军行参军、安国县令、司徒行参军等职。入梁之后，曾任萧宏、萧元简、萧纲三位皇室贵胃的参军、记室。任晋安王萧纲记室后不久，卒于任上。撰有《诗品》，为评论汉代至梁的五言诗人的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著作，对于后世颇有影响，被誉为“思深而意远”的“百代诗话之祖”（见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梁书》卷四十九、《南史》卷七十二有传。
诗品序
序曰：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已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序曰：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人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序曰：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常谓予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论文，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诗品上
古诗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汉都尉李陵诗
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汉婕妤班姬诗
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
魏陈思王植诗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魏文学刘桢诗
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魏侍中王粲诗
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晋步兵阮籍诗
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怯言其志。
晋平原相陆机诗
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
晋黄门郎潘岳诗
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晋黄门郎张协诗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才。辞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晋记室左思诗
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喻之致。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诗品中（选录）
宋征士陶潜诗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
其源出于陆机。故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故是经纶文雅。才减若人，则陷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诗品下（选录）
魏武帝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睿不如丕，亦称三祖。
五言诗产生于西汉，到了南北朝时期，早已蔚为大国。梁朝初期，钟嵘从西汉至梁的众多五言诗人中选出一百二十多位加以品评，撰成《诗品》（一名《诗评》）一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
钟嵘的品评方法，是将这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以显示其成就之高下；又溯其源流，将比较重要的诗人分成出于《国风》、出于《小雅》和出于《楚辞》三个系统，以显示其风格的异同；还在每位或若干位诗人名下各缀以简短的评语，指出其创作特色。
《诗品序》除了说明本书的编撰动机、体例和叙述五言诗的发展历史之外，还就诗歌的产生和作用、诗歌的审美标准等问题加以论述，鲜明地体现了钟嵘的诗歌美学思想。
《诗品序》认为诗歌是诗人情感激动的产物。至于引起情感激动的因素，钟嵘说到两点： 一是自然景物，二是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之中，又特别强调悲剧性的因素，强调那些使人哀伤、怨愤的遭逢。钟嵘说，这些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因素，感荡着诗人的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也就说到了诗歌的作用，那就是诗能让作者激动的情感得以宣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让诗人的情感复归于平静，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从而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
把诗歌看作诗人内心世界的抒发，所谓“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本是我国文学理论的传统观点。但是传统的儒家诗论强调诗歌抒发情志是为了美刺讽喻，作诗应该有益于政教；钟嵘却着眼于诗歌对于个人的审美愉悦作用。这便是魏晋以来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文学独立性加强的一种反映。另外，钟嵘很重视自然景物激发情感的作用，这也是有别于儒家诗论而与魏晋以来的创作与理论相一致的。
《诗品序》强调诗歌是悲剧性情感的产物，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诗品》在具体评论诗人时也常常称说其作品“多凄怆”、“多感恨”、是“怨者之流”等。这与后人常说的诗歌“恒发于羁旅草野”、“愁苦之言易好”、“诗穷而后工”等等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一种以悲为美的普遍心理。悲剧性的情感富于力度，容易打动人。钟嵘认为强烈动人的情感表现本身就是一种美。汉代的儒家诗论虽也说诗是情感的产物，但要求情感表现得比较平正中和、温柔敦厚。钟嵘的观点，在这方面也与旧说不同而体现了魏晋以来新的风气。
关于诗歌的审美标准，钟嵘还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是指表现得明朗、生动，富于感染力，丹彩是指诗歌语言的美丽。钟嵘认为好诗必须以风力为基础，再加以文辞润饰，那样的诗最合乎理想。重视藻采，也是南朝人的比较普遍的审美观点，而与后世不同。比如曹操、陶渊明的诗，后世评价很高，但钟嵘只把他们分别列于下品和中品。这与他们诗歌语言之质朴很有关系。在钟嵘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诗歌朴素之美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诗品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直寻”、“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这就是要求诗人能直接地、敏锐地感受外物之美，并且直接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南朝时有些诗人在诗中堆砌典故，争相使用别人未曾用过的典故。钟嵘批评他们缺乏“天才”。他说写一些政治方面的实用性的文章，是应该多征引历史上的事例的；至于作诗，根本就不该以用典为贵，不该卖弄学问，而应该自然地表现诗人所感受到的外物之美。这种观点，与刘宋以来清新明丽的山水诗、描写自然风物的诗大量出现并且受到热烈欢迎很有关系，对于后世颇有影响。它就诗歌的本质立论，表明当时人的诗歌审美观念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以情感动人为美，主张风力与丹彩相结合，要求做到“直寻”、“自然”而反对堆砌典故，《诗品序》的这些观点大致与当时的风气一致。而对于当时由文坛巨子沈约等人所倡导的、风靡朝野的讲究声律的做法，《诗品序》则表示反对。钟嵘认为诗歌应该读起来流畅上口，但不该人工制定许多规则，使诗人多所拘忌。这种看法有合理的一面，当时的声律规则确实太繁琐了。但是经过二百来年的演变，到了唐代，齐梁的声律规则变成了所谓近体诗的平仄格律，从此被沿用千余年之久，这却是钟嵘不曾预料到的。
文选序
萧统（—），字德施，南兰陵兰陵（今江苏丹阳东）人。梁武帝长子。卒后谥昭明，故后世称昭明太子。爱好文章学问，当时著名文士殷芸、陆倕、王筠、到洽、刘孝绰、徐勉、萧子范等均曾与之游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曾为其东宫通事舍人，深为他所爱接。史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本传）。有文集二十卷，已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曾撰录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已佚；又主持编撰《文选》三十卷，影响于后世极大；还曾搜集校理陶潜诗文，编成《陶渊明集》，对陶潜的为人及其诗文的艺术表现都给予很高评价。《梁书》卷八、《南史》卷五十三有传。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 《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遊，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余位作者的赋、诗、诏、表、书信等诸体文章。从书前的序中，可以窥见萧统的文学思想。
序的开头，用了《尚书序》中的话，将“人文”的开端推始于上古圣人伏羲的画八卦、造书契；又引用《易传》中的话，将“人文”与“天文”相联系。这都是为了抬高“人文”的地位。接着又说明文章发展的总的趋向，与整个社会生活一样，是由质趋文即由简单质朴向繁复华丽发展。凡此都是六朝时期比较普遍的观念。
《文选序》接着简略地论述各种文体。所言及者多达三十余种。此种细分文体的做法也与当时的风气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众多的文体中有许多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作品，但都被认为是“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这表明在萧统心目中，不但诗赋等抒情体物之作具有审美价值、娱悦作用，而且诏诰教令等实用性文体也是如此。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于文辞之美——声律、对偶、词藻等的一种充分的欣赏态度，是当时人的一种重要文学观念。南朝时骈文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正是这种重视文辞美的文学观念实践的结果。
在《文选序》中，最引起后人议论的是关于选录范围的说明。萧统说，所选者乃是单篇文章，成部的经、子、史著作均不选入。其理由是： 儒家经书出于圣人之手，不可剪截割裂；子书的性质在于“立意”即发表思想见解，而不在于“能文”即表现写作才能；史书的作用在于纪事实、寓褒贬，也与一般文章不同。这样的编选体例，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础之上的。单篇文章收录为别集、总集，归属于集部，本不与成部的经、史、子书相混。但从其说明中，还是鲜明地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念，即所欲收录的乃是“以能文为本”即能充分体现作者写作才能的作品；具体地说，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沉思”、“翰藻”之作，亦即讲究文辞声色美之作。萧统认为经、史、子著作缺少那样的美，而集部中的精心结撰之作乃具有文辞声色之美，史书中的赞论序述则可归于讲究翰藻的篇章之中。这是骈文时代文学观念的简略然而鲜明的表达。
清人阮元提倡骈偶，因此对《文选序》的选录标准大加赞赏。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说“必沉思翰藻”方才入选，大体上是对的；但说“始名之为文”则不对，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在昭明的时代，凡以文字写下来的都称为文或文章，非“沉思翰藻”者，经子史著作，都属于文或文章的范畴，只是在萧统看来算不上好的、美的文章，故而不入选罢了。刘勰《文心雕龙》意欲笼罩一切“文章”的写作，故有《史传》《诸子》之篇。看似与萧统不同，其实在文或文章概念的广狭上，二人是并无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