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重点】： 阳羡派；浙西派；常州词派；龚自珍；魏源；桐城后学；宋诗派。

 

 

陈纬云红盐词序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小长芦钓师、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荐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三十一年罢归，著述终老。朱彝尊博通经史，兼擅诗词散文，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与陈维崧并称“朱陈”。他论诗文强调学问，尤重治经，以为“文章不离乎经术”（《与李武曾论文书》）。对严羽“诗有别材”之说强烈不满，而矫之以书卷学养。朱彝尊对清词坛作用尤巨，创浙西词派，宗尚姜夔、张炎，标举雅词，从而极大地转移了清初词坛创作风气，其影响绵延不绝。著述丰富，有《经义考》《日下旧闻》、诗文集《曝书亭集》，编有《词综》《明诗综》，其中诗人小传被后人辑出，编为《静志居诗话》。

 

宜兴陈其年1，诗余妙绝天下，今之作者虽多，莫有过焉者也。其弟纬云继之2，撰《红盐词》三卷，含宫咀商，骎骎乎小弦大弦迭奏而不失其伦。噫，盛矣！其年与予别二十年，往来梁、宋间3，尝再至京师，一过长水4，谓当相见矣，竟不值。而纬云留滞京师久，予至，辄相见，极谭燕赠酬之乐，因得询其年近时情状，三人者坎坷略相似也。方予与其年定交日5，予未解作词，其年亦未以词鸣，不数年而《乌丝词》出6，迟之又久，予所作亦渐多，然世无好之者，独其年兄弟称善。人情爱其所近，大抵然矣。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其于京师风土人物之胜，咸载集中。而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朱彝尊在这篇《陈纬云红盐词序》里突出强调以词“寄情”。他又在《解珮令·自题词集》中自述：“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对寄情传恨功能的重视，是朱彝尊词学思想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认识。他说的恨意衷情，既包括故国沧桑之感，也含有个人仕途颠困和私生活难以称心遂意所引起的悲怆哀怨，他认为这种郁结幽怀都可以藉词泄露舒吐。

尤其要指出，朱彝尊提出“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要求词人将经国济世意识、政治寓托和功名抱负通过儿女感情的描写隐约婉曲表达出来。这是清初词论中的比兴寄托说。同时的陈维崧、史惟圆、曹禾、邹祗谟等也持类似看法，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大概这是经历明清易代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在感情和理智两方面尚处于适应与不适应之间的一种表现；而外界的文网又是如此可畏，直陈心事令人恐悚，于是《国风》《离雅》美人香草的传统成为当时词人最感合适的表达方式。此亦不是词论的孤立现象，诗、戏曲、小说论中都有“寄托”说出现，反映了当时文人某种相似的心态。

朱彝尊等人的词中“寄托”说，对推动清词创作的涵蕴朝宽阔和深宏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来厉鹗和常州派词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自署春水翁，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淮安府教授。后引疾归，居南京著述以终。周济早年怀经世之志，后专意治词。他在《词辨序》中称董士锡师其舅张惠言、张琦，自己又“受法”于董士锡。潘曾玮《周氏词辨序》说他“辨说多主张氏之言”。说明周、张词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周济虽然“意仍张氏”，又“言不苟同”（潘祖荫《周济四家词选序》），形成了他自己的词论特色。他在尊词体、重寄托、建词统诸方面，充实、完善、修正和发展了张惠言理论，进一步增强了常州派词学的理论色彩。尤其是他的“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对近代词学批评产生甚大影响。著有《晋略》《介存斋文稿》《介存斋诗》《味隽斋词》《存审轩词》《介存斋论词杂著》等，编选《词辨》（存二卷），评选《宋四家词选》。

 

序曰： 清真集大成者也1。稼轩敛雄心2，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3，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4，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5，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6，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7，以无厚入有间8。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9，謦欬勿违10，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醖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

 

 

周济《宋四家词选》编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卷首这篇目录序论中“序”的部分是对编选宗旨的说明，“论”的部分则是对入选词人创作特点的评论、总结。这里选录其中的“序”。

文章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 “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这是周济词论中最富有理论色彩的一个命题，是对张惠言词比兴说的丰富和发展，涉及到词的创作和解读两个方面。从创作方面说，“有寄托”指词人将自己内心特定的想法通过对“一物一事”的摹绘，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使意物表里相称相宣。“无寄托”之词并不是降低词的内涵标准，而是要求将寄托之意由特定、具体、明确的内容，艺术化地处理成为具有广泛涵盖性和包容性，因而变得更加丰厚、饱满，经得起多种角度观赏和挖掘的意境和形象。从“有寄托”到“无寄托”实是词的创作艺术的一次升华和飞跃。从解读方面说，“有寄托”和“无寄托”之词的区别在于，后者更便于读者自由展开联想，让各人从作品中体味出不同的含义，对词的真谛得出不完全一致的认识。“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介存斋论词杂著》）“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说明“无寄托”之词拥有较强的意义再生性特征，给读者重新发现和能动构建词义提供较宽绰的天地。更因为如此，周济自己更加赞赏“无寄托”的词作。

二、 建立词统。周济早先编选《词辨》，重在辨别词的正变关系，他晚年编选《宋四家词选》，主要目的在于建立词统。两者既有区别，也相联系，而且都与纠正浙派流弊和拓扩张惠言词学途径有关。在《宋四家词选》中，辛弃疾被选为宋四大词家之一，与周邦彦、王沂孙、吴文英并列，这同《词辨》将周、王、吴等列为“正”，辛弃疾列为“变”，有了很大区别，表明他后期的词学观念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正变”说影响。他明确提出“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返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建立这一词统以供学词者因序渐进，以达高境。他评王沂孙“言近旨远”，有“黍离麦秀之感”；吴文英富有想象，“立意高，取径远”（均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辛弃疾“悲凉” “高调”、“郁勃” “情深”（《介存斋论词杂著》）；周邦彦“集大成”，犹如诗中杜甫（见《词辨序》）。周济以这四家为宋词领袖，示人典范，充分反映了他对词旨的重视。在艺术风格方面，周济树立的词统说明，既不偏主婉约，也不纵任豪放，而是要求柔厚相济，婉健协洽，以浑化、老辣之境为词的艺术理想。在学词的具体步骤上，王沂孙“声容调度，一一可循”；“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思笔，可谓双绝。”（《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周济将王沂孙当作学词入门之师。“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同上）他要求学习吴、辛，寓有取南、北宋词长处之意。最后方进入周邦彦自然浑厚的境界。《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他树立的词统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向词人指出的一条从“求有寄托”提高到“求无寄托”的学词途径。

 

 

长短言自序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盦；一名易简，字伯定，更名巩祚，晚年自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岁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嘉庆二十三年中举，留京师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后官内阁中书。在京师与陈沆、徐宝善、黄爵滋、汤鹏、魏源等往来唱酬，和魏源齐名，世称“龚魏”。道光九年成进士，仍归中书原班，后充礼部主客司主事、宗人府主事。十九年辞官南归，次年春，就丹阳云阳书院讲席，未几暴卒。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处在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晚期，他提出了改革内政、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等政治主张。其文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揭露现实，批判社会，呼唤个性解放，恣肆跌宕，独造深峻；其诗多表现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追求理想，呼唤风雷，意境奇肆，辞采富赡，开拓了诗歌新宇。其词合豪放、婉约为一，绵丽飞扬，别开生面。龚自珍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色彩。首先，提倡经世致用的文学观，要求文学创作通乎当世之务，以有用为主；其次，以“尊情”说为核心，要求在“尊心”基础上写真情，特别强调泄衰世哀怨拗怒之情；第三，在当时虚伪文风盛行的情况下，提出了 “完”这一人与诗相统一的美学原则；第四，推崇《庄》《骚》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同时反对万喙相因的模仿，主张创新。诚如龚自珍自己所说，“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思想、创作及文学主张，对中国近代社会都具有启蒙意义。其著作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1；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2？其殆尊情者耶？情孰为尊？无住为尊3，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声音如何？消瞀以终之4。如之何其消瞀以终之？曰： 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5，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人之闲居也，泊然以和，顽然以无恩仇；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6，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畴昔之年，凡予求为声音之妙盖如是。是非欲尊情者耶？且惟其尊之，是以为《宥情》之书一通7；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锄之而卒不克。请问之，是声音之所引如何？则曰： 悲哉！予岂不自知？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为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为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虽曰无住，予之住也大矣；虽曰无寄，予之寄也将不出矣。然则昔之年，为此长短言也何为？今之年，序之又何为？曰： 爰书而已矣8。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所谓“盛世”，进入“日之将夕”的“衰世”。此时清王朝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社会财富极度不均，大规模农民起义像奔突的地火即将喷出地面；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已将炮口对准中国，鸦片的输入已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财政上无法弥补的漏卮，并且使许多官员和士兵丧失了战斗力。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面对着如此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敏锐的龚自珍不再循旧，他放弃了外祖父段玉裁的治学道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他指斥虚伪空洞的文风，发愤著书，揭露社会黑暗，剖析社会病根，呼吁社会变革，探求救世良方，成为我国近代思想解放、社会革命、文学变革的启蒙者。与其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龚自珍的文学主张亦有其独特之处和时代气息，而其核心，则是“尊情”说。

此篇《长短言自序》乃是道光三年龚自珍为刊定其早期词作时写的序言，文中对其“尊情”说作了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它表明其词作都是有情而发，尊情而作，畅情而成的。所谓“尊情”，就是作者创作之情无住而住大，无寄而有寄，无境而有境，无指而有指，无哀乐而有哀乐，也就是心无成念，胸无框框，情之所至，自由驰骋。所谓“畅”，就是“畅于声音”，表现为抑扬顿挫，悲歌慷慨，哀怨愤怒，一寄于声。这里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龚自珍要求创作时作者必须尊重自己的真情。所谓“真”，也就是作家在生活中有所感，有所积，然后不得已时发而为文章，自然而然，真情流露，这样才能做到“虽曰无住，予之住也大矣；虽曰无寄，予之寄也将不出矣”。二是龚自珍抓住了词体之特征。词作为一种合乐而歌的诗体，对音律的要求特别严格，其特征是要眇而宜修，也即抑扬顿挫，唇吻遒会。“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正是龚自珍对其填词经验的描绘，足见他对词体特征有准确把握。三是龚自珍强调泄衰世哀怨拗怒之情。处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龚自珍所特别尊重之情就是那种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忧虑、愤怒和反抗之情。这种感情一旦“畅于声音”，就表现得沉郁顿挫，激楚苍凉。故文中明确表示，他创作的词不能“引而上”，“引而之于旦阳”；只能“引而下”，“引而之于暮夜”，也就是说，其词只能引阴气而畅悲情，这是其“尊情”说中所隐含着的忧患意识。

“尊情”说几乎贯穿了龚自珍的一生，并在其各体文学创作中都得到表现。十五年前，他就写有《宥情》一文，反对否定感情和对情感的压抑，赞美发自“朗朗乎无滓”之童心的情感。之后，他在许多诗文中坚持这一思想，直到晚年创作《己亥杂诗》时还不胜感慨地吟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这里，在对“童心”的深情呼唤声中，顽强地表露出了尊重感情，歌泣真情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因为龚自珍如此尊情，也就难怪被时人公认为“天下善言情者”（龚自珍《钱吏部遗集序》）了。

以情论文，自古有之。特别是李贽、袁宏道之后，中经黄宗羲、王夫之，直到袁枚等，都在新形势下不断高唱文学的情感论，不同程度地带着反封建教条和文学僵化的色彩。龚自珍的“尊情”说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然而，它又深刻地打着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折时期的时代烙印，呈现出“衰世”悲怆的精神特征和更具个性解放的色彩，反映了当时的进步之士解放思想、探求真理的理论勇气，在当时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着促进文学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定盦文录叙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后名源，字默深，又字墨生、默生、汉士，别号良图，法名承贯，湖南邵阳（今隆回县）人。魏源自幼聪慧好学，嘉庆十八年举湖南拔贡，次年随父入京朝考，未中。不久与龚自珍结识，并一同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讨论时务世事，切磋诗古文辞，世称“龚魏”。道光二年中举。五年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为贺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投身时务政事改革，参与江苏漕粮、盐政、水利等问题的改革。鸦片战争中，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浙东抗英斗争。二十五年考中进士后，先后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高邮知府，因迟递军事情报为人弹劾去官。晚年息心佛教。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学术上，他前期崇尚宋明理学，后期崇尚今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改革各种弊政；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其诗深刻反映了嘉庆、道光年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忧国忧民，奇豪壮美，奔放之中含拗峭；其文多能切中时弊，犀利深刻而又明畅条达，清遒隽峭。魏源的文学思想在强调经世致用的基础上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标举看似陈旧的“以文贯道”和“诗言志”，其实却深刻地包涵着经世致用、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精神。同时，在尊重作家个性的前提下提倡作品的情至文真。魏源对文学的艺术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厚”、“真”、“重”三项要求，其核心是“情至文真”。与龚自珍一样，魏源也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创作和文学主张对于近代社会思想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其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诗古微》《古微堂集》等。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其诗文集名《魏源集》。

 

道光二十有一载1，礼部仪制司主事仁和龚君卒于丹阳2。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遗书来扬州3，就正于其执友邵阳魏源4。源既论定其中程者5，校正其章句违合者，凡得文若干篇，为十有二卷，题曰《定盦文录》；又辑其考证、杂著、诗词十有二卷，题曰《定盦外录》，皆可杀青付缮写6。

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7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8，天不能嬗9，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10，逆风土，大者逆运会11，所逆愈甚，则所复越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阴阳之道，偏胜者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12，德行、言语、政事、文学13，已不能兼诣。其后分散诸国，言语家流为宋玉、唐勒、景差14，益与道分裂。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或毗阳则驳于质，或毗阴则愦于事15，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16，故至今其言犹立。矧生百世之下17，能为百世以上之语言，能骀宕百世以下之魂魄18，春如古春，秋如古秋，与圣诏告，与王献酬19，躏勒、差而出入况、雄20，其所复讵不大哉！火日外景则内暗，金水内景则外暗21，外暗斯内照愈专。君愦于外事，而文字窔奥洞辟22，自成宇宙，其金水内景者欤？虽锢之深渊，缄以铁石，土花锈蚀，千百载后，发硎出之23，相对犹如坐三代上24。

君名自珍，更名巩祚，字璱人，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25，于史长西北舆地26，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27，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28，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29，自谓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进士官礼曹30。君二子，长子橙，以文学世其家。

 

 

魏源与龚自珍志同道合，都是近代早期破旧寻新，图谋富强一派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所以对龚自珍的文章特点自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本文中，魏源揭示了龚自珍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逆”。其逆的本质即是不阿时好，针砭时弊，变革现实，以求复古求本，反正致治，故曰：“所逆愈甚，则所复越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魏源同龚自珍一样，认为当今处于“衰世”、“乱世”，所谓“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故作家要面对现实，反映社会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主逆”，“逆气运以拨乱反治”。他强调“鱼逆水则鳞不，禽逆风则毛不横”；“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总之，“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默觚下·治篇二》）。这种叛逆性不囿限于天地，不受之于先天，也不为“父兄师友”所帮助庇佑，它的产生有个人性格、遭际的原因，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龚自珍直面社会现实，深悉近代社会矛盾之尖锐，知道长此以往，大厦将倾，曾预言“乱亦竟不远矣”，此正如《周易》所言：“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可以说，龚自珍的“逆”深刻地反映了一种忧患意识和求变图新的心理。魏源对此虽然未能作出全面分析，但他对“逆”本身作了高度肯定和赞美，充分表明了他对近代思想和文学的价值取向。

在这里，“逆”和“复”是辩证统一的。“逆”今，是疾今；“复”古，是救今，一逆一复，包蕴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经世致用”主张。“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论老子二》）。龚自珍的文章“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把复古、复本与倡逆、求变统一起来了。在魏源看来，龚自珍称得上“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深合古圣人救世之心；其文，可以“为圣舌人”，可谓“逆甚”、“复大”。由此可见，“逆”今与“复古”被魏源视为二位一体，这是为今文经学派的学术特点所决定的。魏源与龚自珍在学术上均属今文经学派，主张“托古改制”，其所托之“古”，实是被充分理想化后的一种新型社会蓝图。这反映在文学观上，就是借古以谋新。所以，“复古”这一口号在魏源、龚自珍那里，实包含着丰富的新内涵，与历史上的文学拟古主义不可相提并论。当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追求新变的同时，对未来走向的具体目标还暂时处在比较蒙眬模糊的阶段，尚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故只能通过“复古”归本的形式，以表达对新变的追求。

 

 

欧阳生文集序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后入礼部、兵部任侍郎。咸丰初，奉命在湘乡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在鄂、赣、皖镇压太平军。十年，擢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同治三年攻破天京，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四年，督办冀、鲁、豫军务，镇压捻军，并与李鸿章在上海创江南制造总局，兴办军事工业。十年调直隶总督。卒谥文正。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论文，鼓吹桐城声气，但又能不为所囿，有新的拓展。他于义理、考据、词章之外，更倡“经济”，要求作家“胸襟”廓大，“器识”恢宏，面对社会现实，关心国计民生，而不去空谈义理，闭门考证。他又反对“崇道贬文”之说，大胆提出“道与文相离为二”，并指出文应有“怡悦”人心的特性和功用，认为文章要以气为主，同时也须在音节、文字上下一定的功夫。他要求作家自然地将“理”、“事”、“情”与“文”统一于“真”，而一以“雄直之气”运之，以求文章气势飞腾，音节和谐，辞藻瑰玮。著述后人辑为《曾文正公全集》，编有《经史百家杂钞》等。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1，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2，而受法于刘君大櫆3，及其世父编修君范4。三子既通儒硕望5，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6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7。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8，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9，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10，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11，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12，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13，有新城鲁仕骥絜非14、宜兴吴德旋仲伦15。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16，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17，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18，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19，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20，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21，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22、龙启瑞翰臣23、马平王锡振定甫24，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25，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26、善化孙鼎臣芝房27、湘阴郭嵩焘伯琛28、溆浦舒焘伯鲁29，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30。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31，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32，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33，崇尚鸿博34，繁称旁证35，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36，名曰汉学37，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38，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39。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自洪、杨倡乱40，东南荼毒41，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42，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43。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44。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45，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46，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47，龙君翰臣又物故48。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49。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50。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51，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没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52，亦时有乱离之概53。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54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55？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56。

 

 

 

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而被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除了因为它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要是散文)创作和理论的鲜明特色且产生甚大影响之外，还与有心人对流派作自觉的梳理、研究、阐发有关系。后人言及桐城派时，经常提到两篇文章： 一篇是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文章借他人之口说：“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刘先生（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而使桐城派的文统和地位基本得到确立。第二篇文章就是曾国藩这篇《欧阳生文集序》。文章一方面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桐城三祖的传承关系，尤其是突出了姚鼐在该派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集大成和拓大门派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花较多笔墨，介绍了姚鼐之后桐城派在各地的衍演发展、流传分布和主要成员的构成。后人在研究桐城派源流演变时，大致都以曾国藩这篇文章为纲领，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重要性。

曾国藩素有“中兴桐城”之誉。他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自此至于咸丰二年的十余年中都在京师供职。在此期间，他开始深入研究桐城派首领的作品和理论，并接受其影响，尤其对姚鼐更是崇敬。后来在《圣哲画像记》中，他以姚鼐与周公、孔子等并列为“圣哲”，且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在本文中，称姚鼐在桐城三祖中“治其术益精”。这些均说明他与姚鼐有着特别密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的传承关系。“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对姚鼐在清中期汉学盛行、文人独好繁博的考证之文的风气之下，“独排众议”，提出以“义理”为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以纠正文风，特别作出评赞，认为这依然是当时振兴文章之道的一种应当遵循的意见，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曾国藩本人的文章观。

不过，曾国藩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 三者合一的主张。“道之兴废，亦各有时”，面对新的情势，他给“义理”融入了新的内容。他对自己老师唐鉴的“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这句话很欣赏（见《日记》“辛丑七月”），故以“德行而兼政事”来解释“义理”（《圣哲画像记》），从而使“义理”之说避免空疏，增添了经世致用的内涵。这与近代桐城派的理论在修正、充实中求发展的大势相吻合，也确实给近代桐城派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