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第6周）
【教学重点】：刘知几；古文运动先驱；韩愈、柳宗元
史通·叙事
刘知几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 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原注： 鲁人，谓钝人也。《礼记》中已有注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罝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 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湧。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原注： 《魏书·邓哀王传》曰： 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裴松之曰： 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叙属之一病也。）子昇取讥于君懋，（原注： 王劭《齐志》曰： 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怏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记》，率是支言。）非不幸也。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喻，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 “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槥，子长所书；鲁始为髽，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至如翼犍，道武所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原注： 杜台卿《齐记》载谶云：“首牛入西谷，逆犊上齐丘”也。）河边之狗，著于谣咏。（原注： 王劭《齐志》载谣云：“貛貛头团，河中狗子破尔菀”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厍”。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叙事在史书写作中自然十分重要，《史通》对此亦甚为重视。在这方面，刘知几的基本观点除了要求真实之外，便是尚简，他将“文约而事丰”视为叙事文字的重大优点。其论述也颇体现出文学意义。
刘知几尚简与反对骈俪文风的影响有关。《叙事》篇举出王沈《魏书》的例子加以批评。本来“貌美”二字已很明白，王沈却偏说“容貌姿美”，那便是受了骈文影响，以四字足句。此外如《杂说》下“原注”引萧韶《太清记》：“温子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康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之极，下伤人理。”然后批评道：“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指出其患乃由于求偶对而造成，“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刘知几对于史家叙事时“尤工复语”、“雅好丽（俪）词”是甚为不满的。不过应该说明，刘知几还不是一般地反对骈文。《史通》文辞虽较质实，但大体上仍是骈偶文体。他只是认为史书文辞应该区别于一般文章，只是反对史传著述浸染骈俪文风而已。
在刘知几尚简的主张中，“用晦”之说尤值得注意。“用晦” 并非晦涩，而是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意在言外。其具体方法有多种。有的是运用新鲜生动的比喻，如以三军“皆如挟纩”形容将士感悦，以“如失左右手”形容失去良佐。有的是恰当地夸饰，如“血流漂杵”、“睢水为之不流”令人想到战斗之激烈、死伤者之多。而最有文学意味的，是运用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化的细节。如三年乘马不知牝牡、犀革裹之手足皆见、逐敌归来槊血满袖（见《模拟》篇所举）之类。此即后人所谓闲中着笔、颊上添毛、以刻画琐细为能，不仅古文家用于叙事写人，且小说家也颇用其法。所谓用晦，不仅使文辞精简，而且加强了表现力，其实是并不隐晦的。
刘知几崇尚简要，体现了欣赏文辞精简、峻洁的审美趣味，例如他批评《谷梁传》“跛者逆跛者”等三句太繁，便是一例。但文辞精简也应掌握分寸，未必越简越好。即以《谷梁》之例言，其文句重复使读者印象深刻，言外有诙谐之趣。若改为“各以其类逆”，则“于神情不生动”（魏际端《魏伯子文集》卷四）。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是正确的。不过若结合《史通》的写作背景看，刘知几尚简之论当是针对南北朝、初唐史家的烦芜而发，因此其主要倾向是合理的。
《叙事》篇还论及叙事用语的真实性问题，反对滥用典故以作润饰，反对涉及名物制度时借用古语。这些主张，也都颇为合理。
答李翊书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称其郡望为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早孤，苦学，少时曾受知于萧颖士之子萧存，又为梁肃所赏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后在汴州、徐州为幕僚。入朝为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时当贞元末，因长安久旱，上疏请停征税钱。不久即为幸臣所谗，贬阳山令。元和间曾为国子博士、中书舍人等。力主对蔡州吴元济用兵，被宰相裴度请为行军司马，参加了平蔡之役，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返京后转兵部侍郎。曾往镇州宣喻方镇王廷凑，为王所畏服。官终吏部侍郎，后世亦称韩吏部。韩愈不但是古文大家，也是杰出的诗人，诗文创作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论文以复古为革新，既强调“明道”，又对于古文的写作艺术发表过不少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论诗亦颇具创见，并充分反映了追求雄放、尚奇好怪的美学趣味。有《昌黎先生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有传。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此书当作于贞元十七年（），时韩愈三十四岁。次年权德舆主持进士试，韩愈向其副手陆推荐李翊等人，翊即于该年及第。（见《五百家音注韩昌黎集》引樊汝霖、方崧卿说。）
本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的重要文章。其主旨在于强调欲写好古文，须从根本上下工夫，须加强仁义道德修养，故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权势和私利所诱惑。因为作文的目的不应是当作敲门砖谋求私利，而是“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争臣论》）。对于这一点，韩愈是反复强调、屡屡举以教导后学的。在《答尉迟生书》中，他说：“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那便除了强调为文当求之于根本之外，还有这样的意思： 作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便能明快确切；对所欲言者有充分的把握，厚积而薄发，文章便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这就把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答李翊书》中，为了教导后学，韩愈谈了自己二十余年来学写“古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道德修养和文辞运用方面都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韩愈认为儒道精纯或大醇小疵者都在三代两汉，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又因魏晋以后文辞骈偶倾向日炽，去古日远，故说在此初始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只是强调初学时入门须正而已。事实上，韩愈读书极广。其《答侯继书》自称“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也说“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第二阶段，已有了分析批判能力，有了心得，为文亦如水流之汩汩不绝，不再“戛戛乎其难哉”。第三阶段已是得心应手，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终身以之。
本文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所谓“气”，指作者的精神状态。于所欲明者是非了然，充满自信，有高屋建瓴之势，沛然而有余，或者情思酣畅，感情强烈，处于高亢兴奋的心理之中，便是“气盛”。鼓气既盛，则下笔时声调之抑扬、句式之长短，便能自然合宜。那么如何方能做到气盛？气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韩愈此处虽未明言，但结合文中对道德修养之重视，结合韩愈一贯的对“道”的强调，自不难体会道德学识的修养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孟子已提出养其“至大至刚”之气的说法，系指道德修养而言，但并未直接与作文相联系。六朝人多言气，均不涉及道德修养。唐代梁肃、柳冕、权德舆等言及气并强调气须由道统帅。韩愈的观点与梁、柳等相通，而进一步具体地揭示了作者精神状态与文辞声调、句式长短的关系。骈文是很注意声调高下、句式长短的，有较固定的格式。韩愈也注重句式和声调，但他要打破骈文那种较刻板单调的格式，要以与内容和作者情感相适应的、自然变化的声音节奏取代之。这是他的贡献。后世古文家对此都十分重视。如清代桐城派因声求气，由音节字句体会文章神气，从中便可见出韩愈气盛言宜说的深远影响。
答尉迟生书
愈白，尉迟生足下：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尉迟生名汾，与李翊同为韩愈所荐，于贞元十八年中进士第。此书当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方成珪《韩集笺正》）
此文与《答李翊书》一样，强调作文当以道德学识之修养为根本；强调应以恢复古道为己任，而不应以求取利禄为目的。所谓古道，自然是指儒道。但在韩愈那里，儒道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不止于个人修养，而是要将修养所得之道贯彻于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韩愈是一位有政治抱负并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的人。
韩愈重道，亦十分重文，所以他也强调“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本深而末茂”数语，除了强调为文当求根本之外，也还有这样的意思： 作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言厉”、“气和”便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昭晣者无疑”，是说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才能明快确切；“优游者有余”，是说对所欲言者有充分把握，厚积而薄发，文章才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言厉”、“无疑”和“气和”、“有余”，都是韩愈所肯定的。所谓“辞不足”云云，当亦包含作者应能体现各种风貌的意思。六朝人也说文如其人，不过偏于讲作者之先天气禀，韩愈这里则强调德行、学识的修养。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眘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许多抒发愤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 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士多为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
于唐代诗人，《荐士》盛称陈子昂、李白、杜甫。接着便称赞孟郊。孟郊诗境界较寒窘，不如韩愈雄放。但其意象构思、遣词造句力求新异，不肯落于熟套。当时人李观称其“文奇”（《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李肇则概括其诗风为“矫激”，即刻意度越常情，并说其诗风为人所仿效。（见《国史补》）这种作风，正与韩愈务去陈言、力求奇崛的主张相合，故韩愈极口称道之。《荐士》称孟郊富于才力，诗思敏捷，又称其搜求意象至于幽冥深窈、常人思维不到之处。（“象外逐幽好”，与皎然“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意近。）又说李、杜诗使得“万类困凌暴”，也正有赞赏诗人竭尽心力，搜求物象，使其一一无所遁形之意。韩、孟《城南联句》云：“窥奇摘海异，恣韵激天鲸。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兵。”正说出了二人此种搜奇抉异、无所不至的共同的审美趣味。又“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二语颇值得注意。其意谓孟郊诗令人感到突兀强硬，其实却十分妥帖。在韩愈看来，这正是才巨力大的表现。“荣华肖天秀”也有自然天成之意。韩愈还说过“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的话（见《醉赠张秘书》），也是既言其奇特不俗，又言其天然。韩愈认为，奇险骇俗之语，能很好地表现外物和诗人内心深奥处，所以是十分妥帖的，犹如自然天成、人工难求的天葩至宝。韩愈于诗和古文，都求奇尚异。他称孟郊的横空硬语为“妥帖”，正与他称樊宗师的苦涩之文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有相通之处。
《荐士》诗中称赞了李白、杜甫，但话语不多，那是因为诗的主旨在于推荐孟郊的缘故。事实上韩愈对李、杜甚为倾倒，其诗中屡屡及之。《调张籍》中热情称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赞美李、杜，主要在于称其才力雄伟不常。《调张籍》所谓“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便是说李杜的诗思惊天动地。该诗又说自己受李、杜启发感染而诗兴勃发，于是捕捉意象，乃升天入海，穷搜冥索，自由翱翔：“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以一怪字概括其诗思，可见其力求新奇的趣味；又以“刺手拔鲸牙”形容构思取象，更有不避险难、怪怪奇奇、诗胆之大无所不敢的意味。总之，从韩愈评论诗人的话中，是很可以体会出他自己的审美倾向的。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字子厚，郡望河东（汉代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进士及第。曾为集贤正字、蓝田县尉。贞元末为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宪台同僚。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欲改革政治，奇其才，乃擢为礼部员外郎。不久，改革失败，与刘禹锡等均贬为南方远州司马，宗元为永州司马。在州十年，奉召返京，复贬柳州刺史，有善政，卒于任上。柳宗元的诗文风格与韩愈不同，以峻洁幽深著称，但同样十分出色。在古文的功用方面，其见解甚为通达；对古文的写作艺术，亦非常重视。有《柳河东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有传。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柳宗元被贬谪居南方时，从之学习作文者颇有其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韦中立便是其中之一。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表示，他不愿居师之名，却很愿意对后进给以指导并一起讨论为文之道。
书中首先强调“文者以明道”，而不应徒求文辞的漂亮。所谓“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是指骈俪文字而言。在《乞巧文》中，柳宗元说：“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更形象地写出了骈文的特征。柳宗元认为此种过分追求外表华靡的文体不利于明道，故竭力加以反对。
但柳宗元并非不讲究写作艺术。相反，他对于“古文”的写作非常用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学习揣摩古人文章。首先是学习儒家经书。“本之《书》以求其质”云云，主要是从思想、修养方面而言，要求通过学习儒经，以提高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求实精神、判断水平和变通能力等。柳宗元认为提高修养是写好“古文”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也这样教导后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除经书外，先秦子书、《楚辞》和西汉文章也是柳宗元所强调的学习对象。关于此点，除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等多篇文章都曾论及。柳宗元认为，有些著述虽思想内容驳杂，甚至荒诞不经，但在辩明其谬误之后，也还是可以从写作方面有分寸地加以汲取。如本文提到的《庄子》《国语》，尤其是《国语》，柳宗元曾施以批判，但仍举出作为学习对象。
二是作者须注意临文之际的态度、精神状态。所谓不可有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大意是指临文须敬，即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若轻忽懈怠，信笔写去，文章便可能浮滑而不深沉，或漫无约束而不严整；若作文时心思不清明，文章便会芜秽杂乱；若作文时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文章便会呈露骄傲自大之态。这应主要是就论说、叙事文体而言。韩愈说气盛言宜，也可视为是说临文之际的态度，即对于所欲言者须有坚强的自信心，有高亢的精神状态。柳宗元则多以严肃、检摄角度言之。韩文气势盛大，柳文峻洁严整，恰与其论点相对应。而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二者强调了不同的侧面，正可互相补充。
三是注重诸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抑之欲其奥”云云，是说文章要做到既深奥又鲜明，既畅达又有节制、有节奏感，既清扬又稳重沉着。我国古代文论，多从矛盾的两面言之。以论“古文”而言，权德舆“尚气尚理，有简有通”（《醉说》）和“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节”（《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等语便已发此意。这些言论，都是说为文须有分寸感，无过与不及。其语虽简，却是通过大量鉴赏和写作实践得出的真切体会。
柳宗元从事革新活动失败贬谪之后，感到已不可能将“道”施之于政事，便将精力专注于著述，欲以明道之文辟邪说，定是非，有益于当世和后世。他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毅然以作文明道为己任。《非国语》就是在永州所作。柳宗元认为左丘明所著的《国语》一书，文辞佳胜，为人所爱，但其内容实多荒诞不实、似是而非之处，故亟须加以分析批判。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柳宗元是颇为重视的。他将这部著作寄给好友吕温，希望吕温发表见解，帮助他最终完成它。此信便是寄书稿时所写。
信中体现出柳宗元对所执之“道”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儒道是施行社会政治措施的指导思想，大而无当的空谈无益，必须切近现实；另一方面，若只是就事论事，便可能如法家断案那样，看似明察，却苛刻而无深远之见，不能通于大道。总之，他认为须于儒道的精神实质有真切体会，用以帮助、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样行事方能恰当中理。柳宗元将儒道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因之而得到合理的、不偏激片面的结果，称为“大中”。在这方面他对自己具有高度的自信，并欲“立言垂文”，使自己的见解在当世发生更大的作用，在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有的论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那更是诬妄背道；可惜信之者亦不乏其人。《国语》中此类妄说便颇为不少。故柳宗元乃著书力辟其非。他说若自己的这部著作能给人以启发，则即使招来当世和百世之下的非议，也丝毫不会感到憾恨和愧恧。其以文明道的决心、信心，今日犹令人激动和敬佩！
本文同《与吕道州书》一样，也是论《非国语》，足见柳宗元对自己这部“明圣人之道”的著作的重视。这种重视基于“以辅时及物为道”的信念。在柳宗元心目中，学习、掌握儒道，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为了用此道分析、判断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以求得更好的解决。辅时及物之道，因被贬谪而不能施之于今，则应垂于后世，那么“文”便不可缺少。因此柳宗文又十分重视“古文”的写作。
在本文中，柳宗元将《国语》喻为“用文锦覆陷阱”。他认为内容荒谬之作，其文采越好，越是吸引人，便越应分析指明其谬误之处，以免读者受害。但他又主张对此类著作的文辞、写作艺术仍应加以吸取。他说《国语》“其文深闳杰异”（《非国语序》），“《越》之下篇尤奇峻”（《非国语后序》）。因此，作“古文”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又说：“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非国语后序》）他将《国语》视为反面教材，从中得出了文采重要、必须十分重视的结论。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樝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呫呫然动其喙，彼亦甚劳矣乎！
柳宗元强调作“古文”以明道，同时认为“古文”也还可有审美愉悦的作用。任柳州刺史时，他曾奉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之命撰写《訾家洲记》。在奉上该文时所写启中，他说：“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累奉游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可知柳宗元对于以古文描绘物象是充分肯定的，而且非常用心地去观察描写，去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实践。他的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就是这种文学观点的最好体现。最能反映柳宗元对于古文功用的通达态度的，是其《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这篇题序作于元和五年。韩愈《毛颖传》以史传体裁和笔法为毛笔立传，颇有游戏意味。当时有人加以非议讥讪，柳宗元乃为之辩护。其主旨在于申明“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凭恃圣人立论，其实反映了关于古文功能的看法，即古文也可具有娱悦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必要的，有益于世的，与“明道”不但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其理由有二： 一是人的生活必须张弛劳逸相结合，学习讲道习礼之余，也必须有娱乐休息。二是人的趣味、爱好多种多样，即使嗜奇好异，与常人不同，也应得到满足，故作品的内容、风貌自应丰富多彩，奇特滑稽之作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文中讽刺那些讪笑《毛颖传》者“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表现了对于当时骈俪文辞的轻蔑。柳宗元认为那些作者陈陈相因，徒事华藻而无骨力。而称赞以古文写作的《毛颖传》，则能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给读者带来一种目不暇接的紧张感。
柳宗元、韩愈对于“古文”功用的看法都颇为通达，在强调以文明道的同时，都不排斥其审美愉悦的作用。这与某些古文运动前驱者的狭隘观点颇有不同。这也是韩、柳的古文创作能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