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侨基督徒在上海的宗教生活
朱晓红 钱铁铮1
《当代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总第90期)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韩国社会兴起速度非常快,影响力非常大,如果两者相加,基督宗教俨然早已是韩国第一大宗教2。韩国基督徒3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海外也呈现出一种奋兴的精神面貌:强烈的宗教认同,热衷于福传。正因为如此,人们如今如此形容东亚三国:到了异国他乡,日本人最先开公司;中国人最先开饭店; 韩国人最先建教堂。在中国也不例外,韩国人走到哪,教会就到了哪。了解基督宗教,有助于我们对韩国文化和社会精神现状的了解,推动中韩关系的发展。
随着中韩建交,韩国名企诸如大宇、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电子和起亚等纷纷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和营销网络,相关就业人员和家眷也在中国落户……,目前,在中国以商务、就业、学习、定居、探亲等为目的,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的韩裔人口有12万人之多4,韩国成为中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士人口最多的国家5。如果按照人口的30%的比例进行计算,在华的基督徒至少为3万以上6,而这些信徒当然需要有宗教信仰生活。
历年数据表明,在华的韩国侨民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北京、青岛、上海,沈阳、烟台、天 津等;上海韩国侨民人口目前大约有7万到10万,是继青岛和北京之后的第三大城市7。 韩国在华基督徒如何能有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问题在两国建交之后就开始出现,经过10多年的争取和发展,目前,各地的韩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已经日趋平稳,并且常态化和制度化。上海也是如此。天主教在上海有两个可以公开活动的教堂,浦东的大金家巷圣母无原罪堂,浦西重庆南路的圣伯多禄堂,周日两处弥撒固定参加人数基本稳定在1100人左右;而基督新教同样有浦东和浦西两个教堂,浦东的为福音堂,浦西的是在迦南宾馆改造的聚会点,两处参与礼拜的人数有4000人左右。了解在华韩国基督宗教和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为反思我们的宗教政策、国内的教会管理等提供了借鉴;同时也能更好地保障侨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自由权利。
本研究主要通过各种公开的年鉴、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获得一些基本数据;我们还通 过个案访谈的方式,获得资料和认识,在天主教方面,本研究访问了韩国教会的2位主要负责神父,访问上海教区1位主教和1位参与外文弥撒的神父;在基督新教方面,我们走访了韩国教会对口管理部门——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沈主席,海外联络执行干事郭牧,曾经负责韩语教会的中国牧师俞牧师等3人,韩国平信徒石女士和迦南韩人聚会点的管理人员金先生等2人。最后,我们也访谈了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外事处金处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初步的研究,了解上海韩语崇拜(弥撒)的发展历史和特色、曾经遇到的困境和挑战;了解韩国基督教团体在推动文化交流、宗教对话,以及教会普世合一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对韩国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团体的介绍,个性问题将分别介绍,共性的问题则会将两个教会合起来探讨。
一,在沪韩侨基督新教徒的教会基本情况
1,一些数据8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主要年份在沪外国常住人口(单位人)
国家/地区 | 2005年 | 2006年 | 2007年 | 2008 年 | 2009年 | 2010年 |
韩国 | 14047 | 17020 | 18600 | 22736 | 20700 | 21073 |
(数据由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9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和金额
类别 | 签订合同项目(个) | 签订合同金额(亿美元) | 实际吸引外资金额(亿美元) | |||
年份 | 当年 | 至当年底累计 | 当年 | 至当年底累计 | 当年 | 至当年底累计 |
12 | 859 | 0.3 | 9.67 | 0.54 | 6.52 | |
2006 | 231 | 1 090 | 2.80 | 12.47 | 1.15 | 7.67 |
2007 | 268 | 1 358 | 2.66 | 15.13 | 1.32 | 8.99 |
2008 | 227 | 1 585 | 3.21 | 18.34 | 0.99 | 9.98 |
2009 | 134 | 1 888 | 1.63 | 21.53 | 2.01 | 11.99 |
2010 | 187 | 2 075 | 2.09 | 23.62 | 1.46 | 13.45 |
(数据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提供)
在市两会注册的韩语礼拜人数的变化情况10
年份 | 2000-2002 | 2003-2005 | 2006-2007 | 2008-2009 | 2010至今 |
人数(人) | 700-800 | 1500-2500 | 3000 | 2000-1500 | 2000 |
综合上述数据所制成的折线图如下:
韩侨人数与其信徒人数,以及在沪投资规模有直接的正相关的联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在韩国在沪投资减少、韩国企业减少在沪人员的大背景之下,信徒的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因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沪韩侨的基督宗教团体的发展是较为符合正常规律的,并没有出现与侨民总数有较大差距的非正常的爆发式增长或急剧骤减的情况。韩侨信徒的年龄构成以中年人和他们的孩子为主,中年人约占50%,其子女约占40%(1000人左右)。
韩侨的教派比较复杂,但是以长老会为主,在这其中又分为统合派和合同派。因此在联合礼拜的背景之下,教会内部存在一定张力。
2. 登记注册的两个教会的发展史
上海韩侨聚会活动最早出现在92年绿谷别墅的信徒家中,1994年后开始租用了上海舞蹈学校礼堂为其聚会点11。在韩国驻上海领事馆等机构的共同推动下,韩侨团体和市两会以及民宗委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协商,于2000年后半年开始开设独立的韩语联合礼拜,地点设在长宁区沪西礼拜堂的分堂-新泾堂。随着聚会人数的增长,以及城市搬迁改造的进程,新泾堂的硬件条件难以满足需求,甚至出现大规模聚会活动的安全隐患,韩侨团体遂在吴中路2358号租借场地活动,并在2009年搬入虹中路375号的迦南酒店,作为韩国基督徒的临时聚会点。
目前迦南酒店的临时聚会点活动场所和规模甚大,每周日有四台礼拜,大约有2000多信徒(另外还有约1000名孩子)。主任牧师为韩国合同派背景,其余4个牧师和7个传道则为不同教派背景。活动区域有5个楼面,最高层为大礼拜堂,主要作为周日聚会使用,第四层设有办公室,用作平日早祷和初中生周日礼拜活动场所的小礼拜堂,和高年级小学生活动的主日教室,第三层有两个分别为3-4年级的小学生以及高中生提供的主日教室,还有图书设施,第二层则有三个铺着地暖的教室,分别为3-5岁的幼儿、1-2年级的小学生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周日主日教室和聚会场所。第一层设有咖啡厅和幼儿园,完全由教会义工经营管理,对韩国教友开放。
韩国基督新教的特点是宗派林立,大部分韩国人在来到中国以前就已有宗派背景,而在两会登记活动的韩语联合礼拜的形式难以符合他们的需求,韩侨团体于2002年提出在浦东地区再开设新的临时聚会点。2005年,在浦东浦电路518号福音堂开始临时聚会点,目前有两个团体在浦东活动,人数据说在500人左右。
发展简表:
年份 | 1992 | 1994 | 2000 | 2002 | 2005 | 2009 | 2010-至今 |
地点 | 绿谷别墅 | 上海舞蹈 学校礼堂 | 北翟路新泾堂 | 申请浦东聚会点 | 吴中路2358号 | 全体搬入迦南酒店 | 迦南酒店+浦东福音堂 |
人数 | 不详 | 不详 | 700-800 | 1500 | 2500 | 3000 | 2000+500 |
然而,在上海韩国人新教教会远远不止这两个团体。据韩国教友介绍,在上海的韩国人教会有20多个,大多租用宾馆的会议室做聚会点,每个规模不在50人之下12,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些教会均没有纳入两会的管理体系,这些教会的稳定性和影响力远远不及迦南酒店的团体。迦南酒店虽然地处上海西南部,但不少东北部高校的韩国学生宁可乘坐长达1小时的班车去聚会,而不去复旦大学附近的另一个小聚会点。
二,在沪韩侨天主教会的基本情况
1, 发展历史
韩国天主教徒进入上海的时间是和韩国企业进入上海同步的,当时三星、LG公司等不少员工是天主教徒,因此,1993年韩国天主教教友在上海就开始活动,但是因为没有神父,教友主要是在家中祈祷。
1996年,韩国教会正式往上海派神父,但是不能公开做弥撒,因为当时上海教区只有英文弥撒(巨鹿路君王堂),韩国信友团体要求有独立的韩语弥撒。
1997年,开始一年两台韩文弥撒(复活节和圣诞节),但是两台弥撒远远不能满足教友需要,韩国神父在指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之外做弥撒,并因此而被驱逐出境。
1999年,韩语弥撒增加至每年4台(复活节、中秋节、圣诞节、元旦)。
2007年,每月两台韩语弥撒(重庆南路伯多禄堂)。
2009年,每周一台韩语弥撒。
2010年,正式批准每周一台韩语弥撒,同年8月批准在浦东大金家巷(圣母无原罪堂)开设第二家教堂举行韩语弥撒。
目前上海教区两位神父来自韩国大邱教区,其中的林神父2009年到上海,2010年开始负责在沪韩国人团体,他拥有北京大学中国汉语言专业的博士学位,有丰富的在华经验。 2010年夏天金神父也加入上海教区,成为浦东大金家巷新开韩语弥撒的韩国本堂,金神父亦有炙热的传教热情和丰富的传教经验。
2,信徒构成特征
天
主教会在韩国的发展趋势和基督教不同(参见注二),它的信众人口一直呈现为持续增长的趋势。在上海参与教会活动的人数亦是如此。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教会户口上共有425家,1173名教友,其中男性528名,女性645名,各占45%和55%。相对韩国国人的教徒年龄分布,上海教区学生人口较多(韩国国内7-12岁占3.8%,13-19岁占7.7%,而上海则分别为15%,19%),60岁以上人口较少(韩国国内约10%左右,但在上海不到2%)13。
由于韩国天主教会有严格的教籍管理体制,教友离开韩国,都会携带当地教区出具的教籍证明,帮助他在侨居之地的教堂延续正常的宗教生活;一个教友离开韩国国内教区后,侨居地的本堂应该帮助他们继续正常的宗教生活,并在教籍户口上填写必须的资料,留下重大圣事的记录,如孩子领洗、坚振,婚礼,告解等。韩国在沪天主教会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教友登记和服务体系,有较为准确的数据资料。
浦东和浦西教会的教友人口组成有些差异。首先,浦西的教友职业比较多元化,有大公司派遣的管理和工作人员,也有不少私营企业业主,后者因易受大经济环境影响,因此,心态上不稳定,人员流动也会大。浦东教会的教友大多为公司派遣人员,工资待遇和生活较为稳定,在宗教方面也有较高的追求。第二,浦西常来参与教会活动大多为女教友,不少浦西教友家庭的结构是这样的:丈夫在和上海相邻的江浙一带韩国大企业和工厂工作,但是为了孩子上学或其它考虑,家安在上海,妻子和孩子住在上海市区,周五丈夫回家,周日返回,因此,不少男性无法参与教会活动,甚至弥撒也无法参加,因为浦西的每周主日的礼拜时间是在周日下午。
按照神父的介绍,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信徒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基督新教信徒热心程度较高,但是天主教信徒冷淡者比例较高。按照韩国人信教比例10%的比例与在沪韩侨总人口进行计算,在沪天主教徒人口至少有7千人,对于神父和教区的传教委员会来说,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失落的教友找回到教会。目前浦西圣伯多禄堂的聚会人数一直比较稳定,每台弥撒有500人左右参加,大瞻礼则会有700人左右。而浦东金家巷教堂为80余个家庭,400余名教友,男教友比例为40% ,多为韩国大公司的职员,。
3,韩国天主教徒对上海的特殊感情
韩国天主教徒对上海有特殊的感情,上海是韩国教会圣人金大建(1821-1846)的祝圣地,1845年8月17日,圣人金大建在大金家巷教堂晋铎,从澳门主教高主教那里领受神父职务,并在上海松江横塘修院举行了第一台弥撒。之后经过艰苦的海上行程,回到韩国传教,1年后殉道遇难,用自己的人头为基督的信仰做了见证,他被称为“血的殉道者”。又因为他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将信仰的道理显示给韩国教会,他被韩国教友誉作“韩国教会信仰的父亲”。他于1925年列真福品,1984年列圣品。
上海还和韩国教会另外两名圣徒有关。崔良业(1821-1861)是金大建的同学,同时和金大建在澳门学习神学,1849年在上海徐家汇教堂晋铎后,回朝鲜传教,为传福音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于壮年去世。因为他走过的路及流过的汗水遍及朝鲜全境,又被称为“汗的殉道者”。由于他以忍耐和坚毅之心,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在宣教的同时,努力翻译圣经、编写祈祷经文,为韩国教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对初生的韩国教会进行了如母亲般孕育耕耘,他也被韩国教友誉为“韩国教会信仰的母亲”。
还有一位则是中国的神父周文谟(?-1801),他是上海附近昆山陆家浜出生的神父,1784年,朝鲜的一个使臣李承熏在北京皈依天主教,将天主教信仰带回朝鲜,但是苦于没有神父牧养,再三要求北京主教派遣神父赴朝传教。1794年,周文谟神父进入朝鲜,成为进入朝鲜的第一个神父,经过6年的努力,朝鲜教友从4000倍增为1万人。1801年辛酋迫害发生时,周神父本已经在教友的安排下逃亡,但是不忍看教友为自己受苦,自首殉道。
韩国教会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在历史上和上海有着这种特殊的关系,因此,韩国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们都将上海教区看作是特别的家,也对上海教区和上海人民非常感恩,希望能为上海教区做出更多的贡献。
三,上海特色的韩国基督宗教团体活动管理
按照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即国务院144号令),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应该获得尊重,外国人的宗教活动获得保障,允许外国人在宗教活动场所参加活动,但不能设立宗教组织,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人中传教、委任教职人员和其他传教活动等。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城市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银行、外资企业云集,在上海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外国人逐年增多(2008年常驻外国人超过15万,2010年就超过20万)。境外人士大多有宗教信仰,因此,涉外宗教需求日益增长。有了这个明确的法规,上海民宗委和各个区县也开始探索符合地方特情的宗教管理模式。
上海从1996年就开始涉外宗教活动。当时的所谓涉外宗教活动,主要是指在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堂开设以外国人信徒为对象的英语专场崇拜。从那时起,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后文简称民宗委)管理涉外宗教活动主要依据十六字方针:“以我为主,公开管理,引入场所,制定方针”,体现在基督宗教上的模式就是:外国人宗教活动,要在具体教堂举行,主礼人为华人牧师或神父,由“两会”或教区进行日常管理(天主教由上海教区安排外文弥撒小组负责管理,而基督新教则由上海市两会负责管理),由市、区县宗教事务部门提供指导。 涉外宗教活动管理呈现出以下三个特色:第一,避免涉外礼拜机构化、组织化。比如避免在教堂建筑物上出现上海某某(外国名)教会之类的称呼,也不得张贴由明显(外国人)活动点的标示等。第二,结合本地实际,依法进行宗教活动的管理和审批,引导宗教团体活动有序进行。第三,就基督新教而言,联合礼拜,不分教派。 外国人团体宗派林立,但是中国自50年代三自革新运动以来,联合礼拜已然成为特色,上海韩人基督新教团体的活动亦跨宗派。
结合韩侨基督宗教聚会团体的管理,上海的韩侨活动管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如下三个阶段(和上海市的涉外宗教管理形式的转变相对应)14。第一阶段:引入场所,开设专场。1996年分别在国际礼拜堂开设了基督教英语专场礼拜、在君王堂开设天主教英语专场弥撒,将外籍信徒纳入场所,参加由两会或教区神职人员主持的宗教活动,从而将活动纳入政府管理,以此规范外籍教徒的信仰生活,防止宗教渗透,杜绝擅自在居住区进行集体宗教生活。但是这个举措对韩侨来说,实际效应不大。因为韩国人并不习惯英文礼拜或弥撒,基督新教的舞蹈学校礼堂的崇拜仍然继续;1996年韩国正式派神父进入上海,但是一年两次韩文弥撒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97年,韩国神父因为在居民区内进行宗教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第二阶段,加强管理,健全机制。2000年,市民宗委出台了《上海市基督教外语礼拜申请办法》、《上海市外语礼拜活动规则》、《外语礼拜管理小组工作人员纪律》等制度,建立了由外方召集人、场所管理方代表等组成的联络小组,由所在区宗教团体在教务上具体指导联络小组开展活动,督促外籍信徒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上海市两会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也出台了《上海市基督教韩语礼拜申请办法》,《上海市基督教韩语礼拜活动规则》以及《韩语礼拜管理小组工作人员纪律》,并于2000年6月将舞蹈学校礼堂的聚会点引入长宁区的新泾堂。
值得注意的是,由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会直接管理韩语宗教聚会在全国范围内是首次尝试。在我国北方韩侨数量较多的区域所开设的韩语礼拜的管理权或在当地政府那里,或采取放任自主、默许存在的形式进行管理。中方管理最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两会在两个方面的监督:第一,神职人员的认可问题;第二,重大活动申报备案。但是,这个管理模式在基督教管理中曾经遇到冲突。我们在调查中注意到,中韩双方至少在两次联络小组会议上发生争执,尖锐的分歧点在于: 中方管理者认为,韩语聚会发生在中国国土上,应该参照中国法规处理的宗教事务,韩语礼拜需要由两会参与日常管理;韩方要接受中方派遣的牧师给韩国团体讲道,即便当时没有派遣牧师进入韩语礼拜,不是说中方放弃权利,而是缺少合适外语人才,一旦找到韩语牧师,就由中方自己主持。韩方则认为宗教自由,崇拜应该遵循圣经原则,韩方坚持韩国侨民的聚会,只是在上海市两会进行登记,接受两会的指导而已。
上海基督教两会代表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个涉及宗教主权的问题,韩语礼拜的主权在中方,是中方开设礼拜,韩方的信徒来参与,韩方可由自己安排的神职人员主持和讲道,但是中方每月安排一次中国懂得韩语的朝鲜族牧师来讲道。……经过反复地商讨,双方最终认可:韩国团体的聚会的主导权在中方,中方保留随时派中方人员参与管理、主持和讲道的权利。不过,在具体实践中,两会并没有使用这一权利,虽然它会在韩语礼拜时差派人员前去,但是主要负责的工作是防止非韩侨进入集会场所,特别是朝鲜族的中国公民和朝鲜籍人员,并不干涉其正常的宗教活动15,充分显示管理工作的灵活性。
第三阶段,建章立制,创新思路,从原本的“管理”转变为在合理范围内的“服务”。随着国际化的进程,上海的外国人数量递增很快,教堂空间明显不够,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私设聚会点的现象屡禁不止。新泾堂显然无法满足韩国团体的空间需要,在上海市民宗委积极推动修订了《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1995年制定),在其中特别就增设了“涉外宗教事务”一章,在2005年由市人大通过。其中第四十五条明确指出:“在本市的外国人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应该在本市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必要时,可以在市宗教事务部门指定的场所或者临时地点进行。”这条例里增加了“临时地点”,使得政府面对“不正常”聚会地点的管理就有较大的空间。2005年,市民宗委也制订了《上海市在沪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临时地点指定试行办法》,并在2007年获得人大通过。该办法通过由政府有关部门指定临时活动点的方式,将在沪外籍信徒纳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轨道,也就是说,外籍人员的宗教活动不一定都要在指定的教堂内进行。正是在这一年,基督新教韩国团体不再在新泾堂举行活动,因为在吴中路另觅了更大的聚会点。而天主教韩国团体也获得了极大的空间,从每月两台韩语弥撒到现在每周都有韩语弥撒。
就基督新教韩侨聚会来看,它们在沪聚会的情况非常体制化,双方的共识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少。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6:第一是管理思路的转变。新一届的市两会领导更能认同在“主权”在我的前提之下,并不需要派驻管理人员或者是牧师主礼讲道等直接的方式开“宣示”这一主权,因此减少了不少摩擦。相反,如果强加中方人员只会使得这些原本在管理体系中的韩国信徒离开合法的聚会点,转投家庭聚会点,这就与原本的目标背道而驰了。目前,原本负责管理韩语礼拜的中方朝鲜族牧师也更多地担任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市两会在韩语礼拜有需求时候积极提供协助。第二是双方的互信增强。从参与韩语礼拜的信徒来说,他们渐渐能够体会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宗教政策,消除了敌意。从韩语礼拜的联络组织方而言,重大活动及时申报申请,积极沟通,获取共识,在共识上行事,给管理方带去为难或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活动就放弃。经过多年的观察,市两会方面来说,也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对于绝大部分在沪韩侨信徒来说,韩语礼拜的主要目的就是单纯地敬拜上帝,并不存在大力传教、甚至是宗教渗透的企图。
四,韩国基督宗教在沪团体的宗教活动特色和局限
1,特色
无论是韩国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团体,两者在内部组织结构、教会性事务运作、宗教教育、平信徒培育和机构等诸多层面,都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和活动制度,呈现出丰沛的活力。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两会的牧师、教区的神父,对韩语崇拜团体赞不绝口,甚至表示,韩语崇拜团体可以称为普世教会的榜样。
以韩人天主教团体为例。目前中国大陆的韩国人主要由大邱教区和韩国外方传教会神父负责牧灵工作,其中大邱教区派遣的13个神父分部在全国11个大城市17,上海教区的韩人团体由韩国最古老的教区大邱教区18负责,有鉴于1997年神父被驱逐的经验,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法规,甚至专门将之翻译为韩语,作为新来神父必须学习的项目。另一方面,他们将原来教区的活跃的宗教生活氛围、梵二会议之后平信徒参与教会生活的经验带入上海韩人团体。
作为堂区,浦东浦西都有独立的牧灵评议会,有神父、教友组成常任委员会,负责堂区总务、财务、区域会以及诸多委员会(包括社会福利、企划、传教、教育、礼仪、青少年宗教教育、殉道者显扬、宣传、教会设施等委员会)、协议会(区域协议会和平信徒团体协议会)的协调管理工作。每年,委员会负责人会将韩人教会团体(包括每一个委员会)年度计划和年度报告送交上海教区报备。
上述不同委员会组织各种活动,诸如主日学、圣经班(圣经课、宗徒培训班)、教理班(初领圣体、坚振、新教友培训)、夫妻团、恳谈会、避静、朝圣等等。韩人教会平信徒组织活动非常活跃,他们不仅按照区域划分班区,比如浦西地区有11个区域,33个班区,每个班有大约11个家庭构成;他们还按照不同的年龄组建各种平信徒信心生活团体,比如成年男女的圣母军团体,孩子从幼儿、小学、初中到高中有不同的童子军和青年团体。圣母军是上世纪早期在爱尔兰开始的平信徒运动,在中国40年代末期非常活跃,50年代消失,韩国教会始终保持了这个传统,他们以10人以上小团体为单位,组成灵修祈祷、圣经学习的团体,同时参与社会服务。据浦东金神父介绍,这些团体独立活动,每天在教堂都有不同团体举行活动。而浦西林神父介绍,堂区的不同信仰团体、委员会活动非常丰富,他本人每月至少参加一次不同团体的活动,日程表每天都是满满的。因为上海教区的特殊性,上海韩人天主教团体还有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那就是殉道者显扬会,开展谥福谥圣运动,圣址管理,培养圣址解说员,接待每年朝圣的韩国天主教友。
上海迦南酒店临时聚会点大概是目前在华韩人基督教中最为有序活跃且有管理特色的团体。据迦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金先生的介绍,目前迦南聚会点是“迦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酒店所在地虹桥镇租借场地,并对活动点进行物业管理;而韩人基督教团体的内部管理则由信徒推选的10余名长老组成的长老委员会和500多名执事共同管理,教务则全权交给12名全职牧师和传道人负责,长老和执事均为兼职,但是他们负责教会财政和聘请牧师传道,10余名牧师传道均是通过在韩国基督教报纸登广告,公开招聘而来,当然,最后人员名单均会报备给民宗委。同样,他们也要每年向民宗委和有关部门申请更新资格。
在采访过程过程中,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老信徒,都自豪地表示,迦南聚会点对于韩国本国的基督教会而言,具有示范意义,“在这里找到了真正意义的教会精神”。韩国国内基督教会教派林立,各教派人士和神学家学理上谈论普世运动很多年,但是实践上却迟迟不见一个普世的团体出现。而在沪的韩侨基督徒,由于特别的历史环境,也由于最初韩侨基督徒人数少,不得不超越教派背景举行联合礼拜,迫使有教派神学(教育)背景的牧者打破教派偏见,从拓荒的第一代牧者到如今已经牧养7年的第三代牧者, 在实践和教义上探索联合礼拜的新观念方面,各个居功至伟。据了解,韩国基督徒团体中,在沪7年以上的基督徒不超过10%,很多大公司委派的职员任期一般为三年。因此迦南聚会点就像一个普世精神的熔炉,信徒们回国之后,就把联合的精神带回自己的母会,甚至也会带到其他的海外教会中去。有一位在沪超过10余年的教友感慨地说:韩国的国民性是崇尚个人自由,在美国的韩侨基督教团体尤见此特点,教会分裂现象特别严重。但是,在中国的韩侨则是蒙福的,不管他来自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的不同派别,他们将这种联合共融的精神带回家,对韩国的国内教会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希望中国的学者和韩国的学者从这个角度关注我们的教会。
迦南聚会点的韩侨团体的活动也非常多,每日早上5点有早祷会,固定人数有100余人,周日针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实践开设4场专场礼拜,参加人数大约有3000人。聚会点除了平日组织诗班、查经班和各种活动小组的活动外,春天针对中小学生有三夜四天的培灵会,秋天有大学生的培灵会;有一年两次要求全体信徒参加的持续两周的凌晨祷告会,为教会和社会祈祷;春秋天还有两次为期三天的奋兴会,请世界有名的牧师讲员来带领。在丰富的宗教活动外,迦南聚会点还吸引了有不少有闲的家庭主妇,在幼儿园和咖啡馆作义工,自发组织各类适合韩国在家妇女的活动,帮助那些公司派遣的职员的主妇们适应中国的新环境。19
因为上海教区在韩人天主教徒心目中的特别地位,他们希望能为上海教区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们每月定期去教区养老院,为老人理发,表演节目等。根据我们有限的访谈,基督新教上海韩人基督新教团体也有类似的非常完整高效的组织体系。他们和天主教会一样,希望自己有更多回报上海当地社区的渠道,也非常希望能和在本国那样展开诸多的社会服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和禁忌,这些活动无法展开,这些原因有体制管理上的,比如韩国基督新教团体不能机构化、组织化,因此韩国联合礼拜团体不能称自己是教会,它们没有法人,只有联络人,因此,很多活动无法直接展开,只能通过已有的平台,如通过上海天主教的社会服务机构,或者通过社会的NGO团体;也有思想观念上的,比如如何将宗教社会服务和外来势力渗透、国外团体的社会服务和对中国人传教等区别开来,正因为这些禁忌,政府和教会两方面都无法有太多的作为。但是,无论是韩人天主教会还是基督新教教会,他们分别通过天主教上海教区和基督教两会的管理和平台,介入社会,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机制。
上海市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曾经这么评价韩人基督新教联合礼拜团体,认为他们在对沪对华公益事业:慈善、社会工作、文化交流、引进神学人才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他认为,如果我们为在华外国人提供好的宗教生活环境,这不仅满足了韩国宗教徒的信仰生活需求,同时也是在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宣传,通过涉外人员的言论,宣传了中国的宗教政策,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固有看法;同时也用事实说话,证明中国福音宗教的兴旺。他也特别提出,为了满足韩国新教团体的社会服务愿望,两会曾经特别组织慈善圆桌会议,邀请涉外牧师和中方NGO的项目组织参加,为涉外教会提供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20。
2,局限
除了上述强烈的社会服务意愿无法满足之外,在沪韩人基督宗教团体发展还受制于一组目前无法调和的矛盾:那就是不断增长的宗教需求和有限的宗教活动场所的矛盾,这个共性问题在韩国基督教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从浦西韩国基督新教的团体发展看,宗教场所的选择确实是团体生活的一大问题,经过诸多周折,目前迦南临时聚会点成为信徒们的理想崇拜场所,他们表示非常感恩,纷纷表示“中国政府非常有帮助”,因此我们“不给对方找麻烦,不让做的就不做”21。但是,浦东新区民宗委的报告却表明,“浦东韩国基督新教团体无法满足于租借福音堂进行韩语联合礼拜,强烈要求要求开设多个韩语场所,上海韩人教会、浦东韩人交流中心等地下活动点隐蔽活动屡禁不止”22。 而遍布全市的20余个活动场点,有些点显然没有接受任何中方机构的监管和指导23,对中国的宗教法规和政策也不是很了解,甚至异端教会也混杂其中24。
不断增长的宗教需求和场所限制的矛盾在天主教韩国团体也很突出。浦东的金神父表示,金家巷教堂的功能空间过于狭小,目前在主堂祭台左边另辟的韩人小礼拜堂是他们在主日礼拜之外的主要活动空间,远远不能满足众多团体的活动需求。同样,浦西的林神父表示,伯多禄堂自从09年开始作为韩语礼拜的主要场所,每个周日下午5点是韩语礼拜时间。但是,1,由于该堂周日弥撒活动场次多,各外语团体活动空间狭小,非常不便;2,活动时间非常受限。在韩国,教友就近进堂,时间有诸多选择,但是,目前只有一台弥撒,且在下午。对于不少家庭来说,花费一个多小时从居住地赶过来参与弥撒非常困难,因为不少家庭,丈夫因为工作的缘故,只有周末才从工厂所在的昆山等周边地方回家,周日下午必须赶回,根本无法参与弥撒。而又没有其他弥撒场次可以选择。他们有心租用其它场地,但是作为天主教会,对圣堂的要求要比基督新教的要高。大邱教区主教访问上海的时候,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建议开放七宝天主堂给韩语弥撒,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批准。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它们也意识到,随着境外人士对宗教生活的需求从“有个场所可以过”,向要求“过得和在本国时一样好”转变,涉外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协调任务日益加重。但是,这个矛盾在近期无法调和,第一,因为场所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基督宗教,也体现在其它宗教上,涉外宗教事务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宗教部门自身的工作范围,它已经涉及到招商引资、经济贸易和外交事务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涉及到宗教场所的总体规划和宗教用地的储备机制,宗教部门无法独立解决。另外,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上海工作定居旅游等境外人士人口甚巨,韩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相对其它国家或语言的基督宗教信徒、相对其它宗教团体言,韩侨基督宗教团体在场所、教职人员、活动等方面都大大得到满足,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只能均衡考虑,在有合法场所和教职人员的基础上,满足上海韩侨的基本宗教需求,至于涉及全国或者韩国其它基督教团体的大型活动,一般极难批准。第二,市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原则上只针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对宗教内部的教务问题则不加干涉。因此,对于基督宗教,中方管理是通过市基督教两会、天主教上海教区来对韩侨聚会点的教派协调、教务问题、教职人员身份认定等方面进行指导。涉及公共事务的层面,则要各级民宗办协调聚会点所在的街道、公安、外事办公室等部门,共同磋商,提供各种属地服务;但是,各级单位没有足够多的外语(韩语)人才,成为制约管理部门有效服务的瓶颈。如前面天主教所提出的增开教堂做弥撒的问题,就涉及到属地化管理的问题。上海天主堂的英语专场弥撒和基督教的英语礼拜中,都是中方教职人员登台讲经布道,中方教职人员是主导,因为没有韩语教职人员,只有韩国人自己独立负责弥撒和礼拜。针对韩国天主教提出的增设弥撒堂点的要求,上海教区慎重对待,提交上海民宗委,两方都认为可行,希望七宝天主堂所在地闵行区的民宗办配合,但是闵行区民宗办提出,目前人手较少,又没有韩语人才,没有能力承担属地化管理的协调责任,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第三,也许是最困扰政府管理部门的是宗教政策法规的滞后性。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涉外宗教管理上,上海面对着很多内陆城市根本不会遇到的问题难题,但是先行的国家宗教政策法规无法提供明确的实践指导(后文详述)。
另外,本次调查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韩国人在上海居住相当集中(特别是浦西地区,主要集中在徐汇和闵行区域,在合川路一带韩国人商店标识林立,俨然是一个小小韩国城),但是韩国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团体之间的互动很少。一个在09年前在上海韩国团体牧会的神父说,他在韩国参加过韩国新教团体的聚会,每次都遇到讲道牧师批评天主教,实在不是滋味。而在上海从事牧灵工作的天主教神父表示,每天牧灵事务已经非常忙,超负荷运作,无暇开展宗教对话。那么,韩国教会和中国教会的互动如何呢?前文提到韩国教会有强烈的社会服务的动机,但是渠道有限,机会甚少。这大概也是韩中教会关系的一个现状,虽然不少中方教职人员表示,韩国教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韩方教职人员表示,自己在与中方教职人员对话的时候,有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也就是说,中方需要的时候,双方合作愉快,但是韩方需要的时候,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强调和申请,才能满足,双方的关系无法处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上。原因是多方面,但是最重要是的观念上的一个无法破除的症结,我们下文讨论。
五,调查后的反思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上海韩国基督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管理涉及到三方。第一方,自主决定内部宗教事务的韩国人团体。第二方,作为直接管理机构的中方教会机构:天主教会是上海教区的外语弥撒管理小组,基督新教则是市(区)的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第三方,市(区)的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民宗委(民宗办)。第一方自主决定教会内部事务。第二方为第一方提供良好的宗教活动环境;第一方需要每年向第二方提交入场资格申请,由第二方完成对场地和临时租用场地租用资格的登记审查;重大活动和安排要提前向第二方提交申请报告报备,同时向第二方缴纳奉献金或场地租用金;第三方协调社会其他部门对第一方进行管理指导,提供政策法规的支援。这是上海市在涉外基督宗教管理的特色。显然,这种管理模式,针对中方没有相关机构的宗教,诸如摩门教或者犹太教,没有可操作性。
那么,这三方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第一,如果按照2005年《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45条,“在本市的外国人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应当在本市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由市宗教团体组织,必要时,可以在市宗教事务部门指定的场所或者临时地点进行。外国人集体进行宗教活动时,由场所或者临时地点所在区、县的宗教事务部门负责管理。”这条法规明确管理主体是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而不是任何具体的宗教组织。按照国务院144号令,管理主体仍然还是宗教事务部门。
那么,对韩国聚会点的管理权力的下放,主要依据在哪里?我们的解释是:可能是延续了已有的传统。就天主教会传统而言,外教区神父或传教修会的神父来到本地教区服务,该神父自然是服从本地教区主教管理的,而其他修会的神父则听命于自己修会的长上,但也会和当地主教有沟通,这种关系是一种宗教内部、教务上的关系。
但是基督新教教会就比较复杂。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体制。中国自50年代之后,形成了后宗派的基督教团体,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被赋予了作为管理者诸多权力。目前我们看到2000年的《上海市基督教外语礼拜申请办法》、《上海市外语礼拜活动规则》、《外语礼拜管理小组工作人员纪律》等,显然是肯定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在涉外宗教活动管理中的地位25。比如,在涉外礼拜中,活动主体需要“在具体活动内容、次数、时间、程序、人数、讲道人员安排和其他临时性事宜上,保证按照上一年度方法进行,并及时与上海市基督教两会和韩语礼拜管理小组沟通,在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基础上过好宗教生活。”26针对韩语礼拜,2000年4月发布的《上海市基督教韩语礼拜申请方法》和《上海市基督教韩语礼拜活动规则》中对两会的地位和作用有如下规定:两会通过韩国人团体的联络小组,对韩语礼拜活动(程序、招待人员、主日学的活动、会场布置)的特殊安排进行沟通;两会参与日常管理,原则上由两会指派中国教职人员主持讲道(当然经过两会同意,韩籍人员可以主持讲道);如果有违反约定的地方,则两会可以制止。显然,两会的权力可以非常大。不过,按照2005年《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48条,本地宗教组织和外国人的宗教组织的关系,是独立、互不干涉、平等友好的关系:“本市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与外国人在开展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中,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平等友好的原则。” 因此,按照条例,两会也完全可以放弃上述的权力。
那么中间的度如何把握?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访谈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说法:宗教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当两会向韩语教会联络小组成员宣称自己的权力(特别是指派讲道人员)的时候,他们指出,这是对宗教主权的宣称,宗教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所谓主权,就是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利。那么,在宗教事务中,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和外国势力的清算。比如,宪法三十六条第四款中明确指出,“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些宗教主权最直接就体现在教职人员的指定和认可问题,然后是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教的问题。前者涉及到的敏感为题如天主教会对主教的任命问题——这个一直是中梵双方争执的焦点。而在韩国在沪教会的管理中,宗教主权则体现中方坚持有对韩国聚会的形式安排具有监督权、对讲道牧师具有指定权上。显然,中方从一开始对该权利的坚持,到最后的放弃,经历了一个对“宗教主权”范围的认知变迁的过程。但是这个认知变迁,并不是通过理论上的回应来解决的,而是通过规避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再是问题,是因为有异地的宗教管理部门的干部指出:韩国人在中国的聚会,如果没有任何中国人参与,那么韩国牧师对韩国人的讲道,就构不成违反宗教主权。
面对同样问题,“宗教主权”从适用到不适用的变化,可以看出我们对宗教主权界定的含混性,虽然该问题在上海宗教的现实工作中不复是障碍,但是学术界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反思,理清思路,为法律法规制定和有关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有宗教主权的宣称,那么就应该有履行宗教主权的主体,即就有第二方参与管理的必要性。如今既然不存在宗教主权的宣称,那么第二方基督教两会对第一方韩国教会的日常管理的依据在哪里?在法规上,这两方是“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平等友好”的关系。我想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不仅仅只涉及到如何理解韩国人聚会管理的问题了,它留给我们非常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其实,上海的宗教管理部门也在不断面临窘境,作为涉外宗教的专职管理部门,20多年来所依据的主要依据就是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144号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 一直是上海地方涉外宗教管理的蓝本。该条例通过短短的13项条款,对外国人的宗教权利和具体活动范围进行了模糊的规定,比如第三条,“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那些不在中国五大认定宗教范围中的其它宗教,比如摩门教、巴哈依教、犹太教、东正教的外籍信徒就无法有正常的宗教生活,那么,应该如何满足它们的要求?按照什么标准满足这一个,而拒绝另一个?目前,似乎无法可依。对于韩侨基督宗教而言,第八条规定可能更具有相关性,“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这里设下了地方政府两条管理底线:第一,你们不得向中国公民传教。 第二,你们不能有明确组织标志的称呼,只能冠以“韩语专场礼拜或弥撒”,或者“临时聚会点”之称呼,而不能出现“韩国教会”、“韩人教会”等之称呼,否则,就由“宗教组织”或“办事机构”的嫌疑。但是,自从2000年引入场所,2005年允许在指定地点聚会以来,迦南酒店是目前上海基督宗教唯一一家合法的临时聚会点,因为144号令规定不能成立宗教组织,因此,该聚会点不像中国的宗教场所,可以有责任人或法人,它们只能推举三个代表人士,并由边缘组织(类似物业的管理公司)来承担法人应该承担的的治安、消防、卫生等公共场所的责任。 一旦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很难找到责任承担者, 因此,各方都像坐在火山头上,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外省市竟然出现为了避免事实上的韩人宗教组织的出现,韩侨已经出资兴建了教堂,周日仍然需要到中国人的礼拜堂做礼拜的情况。涉外宗教的现实已经远非20年前的状态了,侨民要求正常的宗教生活呼声很高,但是,国家的法规没有变化和改善,地方宗教管理部门空有服务之心,却无尚方宝剑,不得不承受各方的压力,这也是本次调查中笔者深有感触的地方。
1朱晓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钱铁铮,复旦宗教学系09本科生。
2按照2005年韩国人口调查数据,按照http://www.fclass.cn/resourse/9-26.html整理。
宗教分布韩国人口信仰构成比率1985年1995年2005年1985年1995年2005年全体40,419,65244,553,71047,041,434有宗教信仰17,203,29622,597,82424,970,76642.6%50.7%53.1%佛教8,059,62410,321,01210,726,46346.8%45.7%43.0%占人口比例19.9%23.2%22.8%基督新教6,489,2828760,3368,616,43837.7%38.8%34.5%占人口比例 16.1%19.66%18.32%天主教1,865,3972,950,7305,146,14710.8%13.1%20.6%占人口比例4.61%6.62%10.9%
3本文的“基督宗教”是指所有信奉基督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基督教”是指基督新教。“基督徒”是指所有基督宗教的信徒,其中包括“天主教教友”和“新教信徒”。
4这个人口数据只指那些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的长住(常驻)人口,而自2006年以来,各种网络报导均宣称在华韩国人保持在60-80万人口,且以每年递增10万的趋势在增长。
5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美国、日本、缅甸、越南、加拿大、法国、印度、德国、澳大利亚。见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9_402722560.htm,2011年4月29日.
6如果按照60-80万人口算,那么韩国基督宗教信徒在华的人口至少在20-30万。
7在世纪之交,青岛为韩国人口居住最多的城市,有5-7万,2006年左右,网络报道说,驻华韩人会曾有调查,认为北京韩国人口最多,有近15万人口,而青岛次之,为7万,而上海第三,为5万左右。当前人口有人说7万,有人说10万。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合法的渠道落实这些数据。
8本节数据和内容由复旦宗教学系本科生钱铁铮同学通过档案资料采集,本文作者对其内容进行调整。
9这个数据只是通过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从上海入关的韩侨人数的记录统计,不包括那些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再转入上海的韩侨。因此,和上海实际居住的韩侨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另外,只有常驻人口才会在公安部门进行登记,因此韩侨的准确人数不易获得。有政府部门人员说,2010年上海韩侨常驻人口有8万人,这两年减少,5万不到。也可参见本文第7注。
10这里只是在市两会注册的人数,实际人数定然超过这些数值。
11感谢民宗委外事处金文副处长提供的准确发展过程的修正意见。
12在沪韩侨信徒介绍说,在沪韩国教会多达20余个,它们之间以某种方式彼此支持。
13感谢韩国林神父提供上述表格的资料数据,金神父提供了浦东教堂的数据。
14参见上海市民宗办,“加强管理适应需求扎实做好涉外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国民族宗教网”,2008-3-24发布,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8736-1.htm.
15据我们观察,上海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和两会也积极寻求在工作上的突破,在与外省市宗教部门的交流考察的过程中,注意到外国人向外国团体宣道,只要不涉及向中国人传教,就不违背宗教主权的问题。因此,03年之后,这类关于“主权”冲突的问题就不再那么尖锐化了。
16此处主要引用钱铁铮同学提供的分析稿。
17这些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青岛、威海、广州、东莞、深圳、苏州、杭州、香港、天津等地。
18它的前身是1831年成立的朝鲜教区,1911年朝鲜教区分成首尔教区和大邱教区,是韩国最古老的教区之一,目前有五个代理区,教友人数45万之多,460多位神父,教区派遣的传教士在南美、北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等地。
19根据迦南酒店金经理的介绍,教会新人不断,一般公司派遣人员在华工期为3年。80%韩国公司派遣的家庭会雇佣阿姨,空闲的家庭主妇热衷于为教会服务,另一方面也打发寂寞时光。对教会而言,教会帮助她们适应社会,自觉承担起辅助她们适应本地文化的责任。
20参见笔者在2012年11月1日对上海三自爱国会主席沈学彬牧师的访谈。
21比如他们曾经提出办一个联合在华韩人基督教团体的神学研讨会,但是考虑到政策因素,就放弃了;而有朝鲜族妇女爱心会通过韩国商会租借迦南聚会点的礼拜堂作活动,也很谨慎地打报告,并拒绝了其要求。
22参见浦东新区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 浦东新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关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浦东新区实践的若干思考”,浦东政协网站,2010-8-25,http://www.pdzx.gov.cn/pdzx/ShowInfom.aspx?infoid=9097&siteid=1,
23我们深信不少团体是属于当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默许”存在的。由于我们无法一一展开调查,这里只是提出我们的一点观察。
24曾经有同学在宗教课上向老师反映,有自称是韩国教会的同学在校园邀请她/他们参加团契活动,她/他们不知如何回应,而且其中有一个团体宣称耶稣已经再来。不少被韩国主流教会判定为异端的新兴宗教,比如郑明析主张的摄理教(参见http://www.ccya.tw/index.php/know-us/about-president),以及张大卫(David Jang)带领的教会(参见“今日基督教网站”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2/september/david-jang-second-coming-christ.html?start=11,和新兴宗教关注小组网站,ttp://www.cgner.org/index.php/cultactivity/154-1992%20Super%20User%20kevin@cgner.org),都在中国大陆以基督教的名义传播。
25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基督教代表会议是该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其执行单位。其宗旨是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高尚的道德风尚;增强教内外团结,为办好中国教会提供服务(会规第三条)。 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该教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一、对教务进行督促、协调;二、对不同的信仰观点和礼仪,主张互相尊重,以利走上教会合一的道路;三、培养与按立教牧圣职;四、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组织交流堂区的事工经济。
26本条是在采访时对“办法”的摘录,因没有具体办法的影印本,而该办法亦属于内部资料,本人无法确定文句是否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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