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列荣，1967年出生，浙江永康人。1989年师从郁沅先生，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留任湖北大学文学院。1997年师从蒋凡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2000年毕业，留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即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现为讲师。

我在师事郁沅先生期间，较侧重于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研习。从事学术活动，大约是从《文心雕龙》研究开始的。第一篇论文，阐述的是刘勰的“感应论”。“感应”是郁沅先生从古典美学中拈出的一个范畴。他试图用它来建构古典美学的体系，甚至有以它整合各种美学理论从而建立现代美学体系的雄心。我从《文心雕龙》中整理出了“内”“外”两种感应方式，简单地说，前者指的是创作中的想像活动，后者指的是审美观照活动（《刘勰<文心雕龙>审美感应论探微》）。后来郁沅先生终于实现了其“审美感应”体系的建构，我则借鉴现代现象学，完成对审美欣赏过程的时空特征的分析，并成为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欣赏感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分析》）。在师事蒋凡先生之后，我的方向有所改变，但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仍侧重理论阐述。我对《文心》的思辨性思维的分析，涉及到当时颇为人所关注的理论体系问题。我强调的一点是，刘勰的思想基础乃是“道－圣－经”三位一体的本体观念，“枢纽”各篇的核心其实是《宗经》篇，而不是《原道》篇；刘勰已具有一种系统思维，表现在有机性、周延性、条理性和变通性四个方面，他的文学理论也已初步呈现范畴体系之规模，表现在以范畴为纲去展开理论的具体内容，但总体上说，他还没有真正地确立科学的概念分析方法（《刘勰<文心雕龙>与理性主义的理论思辩》）。随后，我又分析了刘勰的古典历史主义观念，指出，刘勰深受魏晋以来史风的熏染，具有极强的历史感，传统史学所表现出来的认识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以及理性的、以公正为原则的批评意识，无不渗透到他的文论中；他把文学史看作是以儒家经典为源而不断派生新文本的过程，形成了一种“枢纽经典”的历史中心观；他的文学批评是以对历史对象作实证考察为前提的，形成了一种历时共时相结合并且注重归纳实证的批评方法。我还通过对刘勰与钟嵘的历史观的比较，看到钟嵘因囿于其谱系观念，在历史视野上远不及刘勰开阔（《〈文心雕龙〉和古典历史主义》）。

为了深入对传统诗学的了解，我开始研究王夫之。我以王夫之诗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最初只是因为它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内容，而这一点却正是传统诗学最为缺乏的特征。确实，当我进入王夫之的思想空间时，逐步发现了理学、佛学与诗学之间的深层关联性。比如，通过比较传统上的各种与“影”相关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夫之诗学中“影”这个语词所具有的新内涵，这种内涵显示出他的思想与相宗佛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正是在相宗佛理的启示下，船山发现了诗歌创作中两种对立而统一的心理现象，即“取影”和“现量”（《“影”的哲学和船山诗学“取影”说》）。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两个词汇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我认为它们是构成王夫之审美境界发生论的基本范畴，它们分别在审美对象、立境方式、境界等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性（《王船山的诗境生成论》）。同时，我还指出，许多人误解了“现量”这个概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将它看作是一个反映论范畴（《王船山“现量”说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长期以来王夫之一直被看作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我们正确理解王夫之诗学的最大障碍。此外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将他看作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将他的思想看作是对理学的反动，于是忽视了其诗学与理学的关系。王夫之诗学中有一个核心范畴，那就是“元声”，它正是联结诗学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从诗学传统上来说，我倾向于将王夫之看作是“神韵派”的，因为“神韵”是他诗歌批评的一个最常用的语汇；在其诗学中，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清远”，但这个“清远”的意义，显然与后来王渔洋所理解的不同。

最近几年主要从事二十世纪古代诗歌研究史的写作。如果把“研究”也看作是“批评”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二十世纪古诗研究史与古代诗歌批评史联系起来，从而发现在叙述话语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成现代研究史与古代批评史之间的系统比较，但这种比较已经作为我的二十世纪研究史叙述的一个基本背景。比如作为上半叶“元叙述”的进化论观念，其表述形式为“一代有一代文学”，是借用了焦循的学说，但实际上进化论观念与焦循的文体变迁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极力规避“综述式”的写作方式，而主张把研究史看作是“观念史”，因此我更关注研究者表述其观点的语境，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启蒙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都深刻地影响了古诗研究，我的目的就是将它们的影响力揭示出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通过话语分析，比如，以五十年代为界，前后期对李白之“浪漫”的诠释是很不一样的，对杜甫之“诗圣”的界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又比如，在“唯美主义”和“反唯美主义”的不同语境中，人们在分析李贺、李商隐的诗歌艺术价值时所采用的叙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分析可以表明，二十世纪诗歌研究史在五十年代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话语折变，这种话语在七十年代得到夸张而极端的表述；八十年代前后的叙述话语是对七十年代那种夸张话语的反动，开始了一次话语逆转的过程，最初是返回到五六十年代话语体系中，然后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与五十年代以前的话语系统相衔接；但这个逆转过程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八九十年代的古典诗歌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既超越五六十年代也超越上半叶的新的阶段。

现在我已完成研究史的写作，但现代意识形态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由于二十世纪是写作型态（包括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无论在哪一方面，“现代”与“古典”的关系都是这个世纪的主题，因此我希望能够对现代学术与古典学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以及现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学批评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以后的学术行为有所策划，因为在此之前，我还得继续完成王夫之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点，前后扩展开来，以便对传统后期诗学有一个细致的体会。

（羊列荣自述）

 

 

1、《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纲要》（与周启志等合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2、《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古代小说理论概述》（蒋凡、郁沅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

3、《中国古代名著导读·文心雕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古代文论名篇选读》（韩湖初、陈良运主编，撰写《毛诗序》、班固《诗赋略论》、王逸《离骚经序》、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篇目），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5、《审美感应论》（郁沅等编著，第八章《领会：文学欣赏中的感应》执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6、《故事本中国文学史》（蒋凡主编，两汉部分执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三言精选》（与陈霞合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刘勰<文心雕龙>审美感应论探微》（与郁沅合作），《文心研究丛刊》，1991年；日本九州大学主编《国际文心研究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2、《通俗文学的审美品格》（与郁沅合作），《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3、《沟通古今文论的桥梁》，《东方丛刊》1994年第3期

4、《从<周易>看道家“心斋”观念的起源》，《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5、《循理性演说周易，依卦爻点评古今》，《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4月

6、《唐代咏史诗中的修辞运用及其意义表达》（与雷恩海合作），《修辞学习》1999年第5期

7、《刘勰<文心雕龙>与理性主义的理论思辩》（与蒋凡合作），《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2000年

8、《“影”的哲学和船山诗学“取影”说》，《文学评论》1999年青年学者专刊

9、《〈文心雕龙〉和古典历史主义》（与蒋凡合作），《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10、《文学欣赏感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分析》，《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1、《王船山“现量”说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王船山的诗境生成论》，《船山学刊》2002年第1期

13、《“古史辨派”与经学诗经学的终结》，《学术月刊》2004年古代文学研究专辑

14、《从“体系”的角度看中国文论》，《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