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复旦通识教育》2010年12月第四卷第二期，第118-126页
通识教育背景下的大学逻辑教学
——从师生年龄差增长谈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邵强进
摘要：本文以大学教师师生年龄差不断增长为视角，指出在科研能力提高与教学经验积累过程中，大学教师与学生互动而增进了解的必要性，强调大学应重视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等理性素质的培养。进而通过回顾复旦立校诸老对逻辑研究与教学的强调，突出通识教育背景下逻辑基础教学的重要性。最后，作者针对当前逻辑教学实践中出现在两对反差与矛盾，建议进一步重视逻辑教学，优化逻辑课程设置。
关键词：师生年龄差、通识教育、逻辑教学
一、从大学教师师生年龄差增长看理性素质的培养
高校教师大都有教学与科研双重身份，通常说来，教龄越长，其教学经验不断增长，其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文科教师，科研方面的学术积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术成果的边际效应逐步放大。但在教学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
教师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有学生与之对应。一定意义上，师生关系可概括为“教学”关系。从师生年龄上看，就某位教师而言，其年龄逐年增长，而他所面对的在校学生年龄总是处于某一个相对集中的区间。一般说来，大一新生一直是18、19岁，因此，一名教师在高校中呆的年限越长，他与历年所教的学生之间的年龄差不断增大。比如，某教师于1995年留校任教，与当时大一新生的年龄差为6或7；以后，每过一年，该数字加1，到2010年，该年龄差已经为19或20，换言之，作为教师，他的学生从80后变到了90后，……。
大学的活力在于不断有青春朝气的新学生走进校园，随着师生龄差的增大，教师不能简单的按学术积累的方式单向度地对待教学，而应当双向考虑。一方面，随着教师学术积累，自身知识的不断向前沿、精深发展，易于形成培根所说的“洞穴假象”，洞穴假象大部分生于几种情况：或则先有一个心爱的题目占着优势，或则在进行比较或区分时有着过度的趋势，或则对于特定的年代有所偏爱，或则所思辨的对象有偏广偏细之病。若不适当调整授课方式，可能与年轻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接受度产生距离；另一方面，如今创新已经成为社会时尚，身边的一切似乎在加速变化，学生群体按年龄每二、三年就会形成隔代人，教师如果不在课堂外进一步了解学生、倾听学生，年年按部就班的以同样的方式就同样的内容进行授课，不同年龄的新生对其课程的接受程度会有较大的差异，其授课成果的边际效应可能逐年缩小。
因此，如何看待师生年龄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学术科研水平与课堂教学能力并不能直接划等号，那么，教龄长短与教学能力高低也不能直接挂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有的年轻教师受到年轻学生的欢迎，是因为师生之间年龄差不大，教学互动易于展开；而年长的名师之所以受到年轻学生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很好的协调了学术科研与课堂教学的关系，把深奥的道理用合适的方式讲给学生，并通过常规课堂外的讲座、课后的交流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心态，从而更好地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做出调整，消弭师生年龄差距拉大带来的师生之间的种种差异，包括知识背景、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等，从而做到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师生年龄差一直处于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对于大学教师来说，首先应该有关于师生年龄差增长的自我认识。其教学内容与方法的调整应当围绕着在校学生群体的特点展开。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针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不同的对象作出层次区分，对于本科生要强调掌握基础知识的重要性，避免过于强调高深、前沿的学术问题；就教学方法上，由于90后学生身处的是一个强调创新已成时尚的时代，教师应该因材施教，多强调熟读经典、遵守规范、传授方法、巩固基础，戒除学生身上浮躁、短视、速成的不良风气，也即，在任何可能的、真正的创新之前，大学学习最重要的是形成某种牢固的、可靠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等理性素质的培养。
中世纪哲学泰斗托马斯·阿奎那曾说：“应该从逻辑开始，因为其它科学都需要它，它教给我们在一切科学中进行思考的方法。”[3]现代逻辑名师哥德尔也说：它（数理逻辑）是一门先于所有其它科学的科学。它包含所有科学的基本观念和原理。[4]爱因斯坦在一次演讲中也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
因此，在西方所有类型的大学课程体系设置中，逻辑教学都受到特别的重视。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基础学科目录中，逻辑位居第二；据该组织统计，由世界500多名教育家列出的16项最重要的教育指标中，“发展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也排在第二。正是由于逻辑教学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师生年龄差距增长带来的负效应也变得最小。
二、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逻辑教学的重要性
一百多年前，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一部分有识之士寄望于发展教育而创办了一所所西式大学。这些大学创办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因为逻辑应该是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更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象征，是人类科学与文明的思维基石。
一所成功的大学，必然重视逻辑教学。复旦大学于1905年立校，马相伯、严复、李登辉、陈望道等老先生均非常重视逻辑教学，甚至身体力行，亲自讲授逻辑学或逻辑相关课程。
20世纪初，马相伯先生主持起草《震旦学院章程》，其中规定哲学类课程为文学科学生的正课。从1902年开始编写《致知浅说》，旨在帮助学生学习哲学。该书堪称我国第一部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之上的《哲学导论》。全书分为三部分：原言（逻辑学）、“原有”（形而上学）、原行（伦理学）。可惜该书书稿大部分散佚，保存并出版的只有“原言”篇的上部。
第一份《复旦公学章程》的制定者严复先生对逻辑也深有研究。先生翻译了J.S.Mill的The System of Logic,书名译为《穆勒名学》。先生在《穆勒名学》中最早提出用“逻辑”来指称西方的Logic，但他本人并没有应用推广这个名称，而是采用“名学”这个意译。他曾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名学”更能表达出逻辑学作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意涵，且与中国思想文化更容易贯通。[9]
1913年，李登辉先生始任复旦校长，受校长亲自给学生授课这一耶鲁模式的影响，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坚持给学生上课，直至1925年，其中相当一部分课程是哲学课。据其学生回忆，先生的逻辑课，用英文原版教材，英语讲授，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提问和测试，最后给分也极严。先生晚年自陈：“我的逻辑，很少有人得90分，章益（后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考卷，我不自信，又再看了一遍，本想把它压下去，为85分，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他仍得90分。”
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通过对修辞学的研究，特别强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思维与逻辑的关系。先生在复旦中文系给他的研究生开讲因明课。特意将他主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语法修辞研究室”，再加上“逻辑”二字，改为“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他指出，“要学学逻辑。干文科的人，顶好学点逻辑。研究修辞的人特别要学学逻辑。有许多问题，不学逻辑就发现不了，……学逻辑是很麻烦的，但非学不可。我奉劝大家学习一下，不要怕难。如果初学逻辑觉得不易入手。可以多看各种辩论文字，因为那里就有逻辑。”[11]
2009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对语文课点评时说：“我上学时最大的收获在于逻辑思维训练，至今受益不浅”。2010年9月，温总理针对“素质教育与逻辑思维”论坛纪要作出了重要指示：“我赞同逻辑思维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重视。”
在教育领域，针对钱学森提出的当前中国人才培养模式下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简称“钱学森之问”），最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已提出了思路举措，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国家教育部袁贵仁部长进一步强调了改革的目标，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激发创造力和积极性。
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相应，复旦大学正在推行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大学课程体系改革。笔者认为，通识教育应当特别关注培养学生的思维素质，通过教学着力提高学生的思维素质。钱伟长曾说，“更关键的是逻辑思维，有了这个习惯以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它会带你走向无数个成功。”[13]换言之，逻辑思维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学好逻辑基本知识、加强逻辑思维训练、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于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现代科学以逻辑思维为本根，现代文明以科学发展为基础，因此，现代教育在总体上也应以掌握科学抽象的逻辑方法为基石。爱因斯坦曾指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必须是一个“严谨的逻辑推理者。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对于它，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对于画家一样。”[14]爱因斯坦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15] 而逻辑正是大学实践追求真理这一基本理念的基本方法，重视逻辑也是追求真理的最基本的态度。
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更显得逻辑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当前，网络正侵入并主宰青年学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培根所提出的种族、洞穴、市场、剧场等四种假象围困着人们的心灵。特别地，当网络民主成为乌合之众的胡乱猜疑与无理谩骂，逻辑是正本清源，澄清思想混乱的必要手段。
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虚假广告、黑心食品、文凭买卖、论文剽窃等“名实不符”现象的泛滥，我们需要重新审查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正名”口号，正名代表着先秦逻辑独特的思想视角，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思维方法。彻底的遵纪守法需要充分的理性头脑，我们需要认识“纪”与“法”中的逻辑力量。
笔者看来，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传授方法。学习的关键也在于掌握方法，逻辑则是一切方法的方法。无论学生将来可能在高校从事学术科研，还是走上政府或企业的相关岗位，应对网络时代知识更新速率越来越快的最佳办法，在于掌握各门学科所形成的内在逻辑（在纯方法的意义上），这是进一步追求真理的根本。在成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分子之前，学生必须了解该知识共同体所共同的遵循的原则与基础，一切学科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是逻辑原则。
三、复旦大学逻辑相关课程设置与建议
目前，在复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中，逻辑类的课程属于六大模块的第2模块 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其理念：思想境域门路探寻，批判性思维的培植；其内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其特征：感悟、熏陶。作为方法之方法、规则之规则的逻辑学，无疑应该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处于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具体说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所开设逻辑相关课程分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系列。面向本科生开设的逻辑类课程包括：
哲学专业必修课：逻辑学导论；哲学专业选修课：中外逻辑史、逻辑哲学、现代逻辑等等；综合教育平台课：逻辑与思维方式、论证与有效性分析、集合论等等；复旦学院核心课程：《逻辑哲学论》导读、《算术基础》导读、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等等。
面向硕士生开设的逻辑课程包括:
专业学位课：一阶逻辑；学位基础课：逻辑哲学、逻辑史、模态逻辑、集合论、现代逻辑前沿等等；专业选修课：应用逻辑、因明学概论等等。
从实际的教学实践看来，在上述两个系列的逻辑教学中，存在两个反差与两个矛盾：
两个反差是：不少哲学本科专业学生对逻辑学有畏惧心理，与非哲学专业对逻辑学的兴趣形成反差；全社会对逻辑学的兴趣提升、逻辑学发展空间打开与纵向得到的资源有限、课题申请困难形成反差。
两个矛盾是：开课教师比较少，与学生对逻辑学课程的大量需求形成矛盾；逻辑学教师对逻辑学的多元需求、自主学术研究，与大学目的性、市场化倾向形成矛盾。
针对这两对反差与矛盾，笔者十年前曾提出，应当认真理清如下几对关系，即，国外引进和本国开发、逻辑的形式特征和逻辑的人文性质、现代化转轨与大众化普及、逻辑理论研究与逻辑应用推广。现在看来，对这几对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仍然需要强调。就是要把西方先进思维方法的引进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要在强调逻辑形式必然性的同时考察逻辑方法自身的人文特征；要在逻辑学大众化普及的战略背景下展开逻辑前沿研究与西方对话；要把精深、前沿的逻辑专业研究与逻辑应用的一般化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大学改革过程中，对于教师表现的评估与考核应当从科研与教学两方面着手，一定意义上，我们更要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以科研为导向来评估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进而单纯以所谓的科研项目、创新论文的数量来考核相关教师。对于逻辑这样的基础学科，尤其如此。特别地，由于逻辑教学基础性质，学校还应当有一定的扶持与激励措施。只有重视逻辑课堂教学，才能构建素质教育的理性源泉。
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就象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我们也可仿此说，逻辑正是通向一切学问的走廊，是通达一切理论的必由之路。
从本科生层面来看，在学生从高考的应试教育模式转向大学的通识教育之际，强化逻辑教学是通识教育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逻辑、数学等思维素质教育课程不能只是位列某个模块，作为一切方法的方法，在理想的课程体系设置中，它应单列为大部分学生的必修课。换言之，通识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任凭学生个人兴趣自由选课，老师为了迎合学生而开设相关兴趣课程。通识教育不等于选修课教育，如果它必须有必修课，那么逻辑应当位列第一批选择。
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不能也不应该把知识当成胡椒面撒给学生，应当避免老师备课没有针对性、理论性；也要避免学生选课没有连续性、系统性。当创新成为一种时代口号，必须实实在在地构筑其逻辑基础。从逻辑系统自身的形式性、方法性、基础性看来，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长期、扎实的反复训练，而不可浮躁，不能短视。当个性化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学术的传承、思想的交流、职业的操守都更需要有共同的东西，而逻辑正是不变、可靠、必然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