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参考
 
 
 

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2 69-72页。

 

皮尔士真理观的实践意义

邵强进 黄维[1]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CS.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鼻祖,其真理观在思想史上别具一格、意义深远,但通常遭遇不少误解。皮尔士的真理观直接源自其作为指号学一部分的逻辑学,皮尔士从实用主义的认知原则出发,得出了真理是信念的确定这一判断,进而将真理视为一种逻辑探究的过程。这种观点启发了波普的证伪论,而皮氏采用的指号学三维分析法突显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也只有在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真理本身存在着的逻辑性、过程性与社会性才会统一起来。

【关键词】指号学;逻辑学;真理;探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102-0069-64

 

皮尔士的博学使其创见广涉化学、物理、天文学、大地测量学、计量学、制图学、心理学、语言学、科学史,尤其是数学、现象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致在诸多领域被视为首倡者、先驱甚至“鼻祖”。在对真理的认识上,早在波普酝酿证伪主义之前半个世纪,皮尔士就批判了弥漫着科学崇拜的机械决定论,预见性地提出与波普“云与钟”讲演相似的客观概率、可误论及偶成论(tychism)等观点,进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真理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皮尔士的诸多创见为学界忽略,其真理观也常被简单化为“有用就是真理”,本文拟正本清源,从皮尔士思想发展的角度,分析其真理观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意义。

 

一、        逻辑是指号研究的一部分

皮尔士被誉为现代指号学(semeiotic)之父,指号也是皮尔士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但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进路不同,对象世界成为指号过程(semeiosis)中代表项(representamen)与解释项(interpretant)——索绪尔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之外的第三个维度,而且尤其重视非语词的自然指号体系。皮尔士认为“指号充满整个宇宙,即使不是全部由指号构成” [1]346,而且一切思想都是指号,人的实验性的行为正是思想的一种操作活动,这便意味着人对于他自己也是指号,一个复杂得多的三元(triad)指号。

逻辑最初被认为是指号学分支的一个分支,而指号学是关于指号及其功能和解释的研究,皮尔士称之为“代表的科学”,但到后来,二者几乎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尽管在某些非逻辑学家的指号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强调。但在其整个思想生活中,皮尔士最大的激情在于逻辑研究,他把它理解成解决万物之谜唯一有用的方法。对他来说,逻辑不是大学课程里所见到的那种机械的真值表和定理的证明,而是接近实在的唯一方式。

1898年,威廉·詹姆士在其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演中将皮尔士奉为“实用主义”缔造者,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完全区别于以詹姆斯、杜威、C·S·席勒和罗蒂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倾向,以致他自己后改称“实效主义(pragmaticism)”。阿佩尔认为,皮尔士的实效主义应当被看成是“未来 科学逻辑的大纲与计划”,也即,要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不能纯粹通过一个它预先确定的、规律性的结构,而更必须把它继续发展为一个历史的、社会的世界,它有关制度与习惯,我们必须为它假定责任,则人们显然使人类面临其它任务,除了通过科学或把科学转换为有效率的行动,也即,广义上的技术,来客观化并解释世界这一任务。作为解释者共同体的成员,人们必须为人类保持参与科学的主体,并依然能够被当成理性知识与惯例(praxis)的主题[2]

皮尔士是一位密切关注科学史、哲学与数学的学者。从其科学与宗教的个人体验及其对过去的认识,他非常明白现代科学发明需要在基本信念上进行一次巨大的、文化颠覆性的革命。皮尔士狂热地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思维模型,它是该信念的例证,同时也是理解宇宙创造方式的关键,在这一模型中,对于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对知识体系的逻辑详述,它只包括三个范畴:第一、第二与第三。在1887-88年间,在《谜题猜想》(A Guess at the Riddle)中,他说,“……三个要素活跃在世界之中,第一,偶然性(Chance);第二,法则(Law);第三,形成习惯(habit-taking)……这是我们对斯芬克斯之谜的猜想。”[3]5 15年之后,他把自己成熟了的逻辑理论宽泛地称为指号学(semiotic),其应用之一是形式的科学逻辑,其自身包含了一个被称为实用主义的意义澄清原则。

正是这一信念导致皮尔士作出了他的特别宣言。皮尔士于18771878年间出版了《科学逻辑的阐释》(Illustrations of the Logic of Science),后于1880年创作了《论逻辑代数》,在他父亲于1880年去世后,他深刻地转向形而上学。在1892年《理论的知识体系》(The Architecture of Theories)出版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学术事业崩溃,伴随着一种势不可挡的宗教体验,皮尔士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根本性地改变了他对其哲学导向重要性的观点。并导致他宣称那个著名的教义:逻辑学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之上以及伦理学建立在美学基础之上。在皮尔士的科学分类中,逻辑学作为与合目的性相联系的规范科学的第三个门类,遵循着美学和伦理学,并成为其应用:“逻辑上的善就是道德的善的一个特殊种类” [4]200,是伦理原则的另一形式。

 

二、        真理是信念的确定

1878年,皮尔士精确表述了“实用主义原则”(pragmatic maxim):“考虑我们的观念的可以设想的实际意涵,我们可以设想它所拥有的对象,继而,我们对这些效果(effects)的概念就是对该对象的概念的全部。”[5] 简而言之,意义是物理学家所谓的一种思想实验,它是通过其可设想的结果而对某一假设进行检验的结果。意义是虚拟的,不是实际的。

从认识的发展路径上看,真理与错误的区分源于自我的出现。皮尔士以儿童学习语言为例,解释了自我的起源与认识的可错性。学习语言的初期,儿童并非一开始就能适当地运用“我”这个词语,也即自我意识是后天习得的,而非生来就具有的。在这之前的世界是第一的、现在的、直觉的、新鲜的、新奇的、初始的、原始的、自发的、自由的、生动的、自觉的、易逝的。但,记住对它每一个描述都是伪的[1]334。渐渐地,“当他所面对的东西具有任何实际的颜色,当他的舌头上的东西具有任何实际的味道”,儿童第一次发现了直接当下的感觉内容[6]19。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继而掌握作为人类特有功能的语言能力。

儿童语言的习得源于一定的声音与一定的事实的关系在他的头脑里建立起来。通过这些本能性的,或试验性的努力——他学会了产生那些声音,并开始和人对话[6]19。但生物进化形成的与生俱来的天赋使人类有能力超越有限视域,进一步领会与一个不出现的事实相联系在一起的“证言”,建立起事实和现象之间的区别,而证言观念的诞生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诞生[7]。发现无知与错误,正是发展一个关于可误自我的观念的契机[6]20。作为构成自我的本质从而也无可克服的可误性的合理假设,自我的发现堪称自然之光(il lume naturale)——假设推理(abduction,又称溯因推理retroduction)的第一次闪烁。一如鸟类具有飞行的本能,现代科学的缔造者们从伽利略、开普勒到爱因斯坦在他们“推理的最紧要关头”,无不依赖这一“内心的力量……将他们的精神带向真理” [1]344-345

富于哲学意味的是,自我的形成同时宣告了与之密切联系的“事实与现象、实在与虚幻、真理与错误的区分的出现” [8]114。在孩子的直接经验中,只有被触摸的东西才可能具有烫的属性,因而母亲的证言并没有阻止他尝试烤箱的滋味,结果不言而喻。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例子中,母亲的证言、孩子的心理效应、烤箱,恰构成了指号过程的三元解释关系:代表项、解释项和对象。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必须以指号(sign)为中介,我们没有不用指号思维的能力。从母亲也有她稚嫩的童年中,可以读出:认知活动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无限延展的动态网络[9]154,且依赖于在进化论意义上与生活世界相互适应的生生不息的理想共同体。

    基于上述认知,一如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皮尔士颠覆了传统的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观念,亦即我们的思想是私有的,只有当我们需要与他人交流时,才将它外在化,翻译为公共指号,比如表情、姿势、行动、语词,甚或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正相反,作为交往理论的指号学告诉我们,思想本质上居住于公众指号的结构之中,个体的心智只不过是指号内在化的载体。“一个人并不绝对是个人。他的思想是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即另一个自我……当他推理的时候,他力图说服的是他的批判的自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一个指号,因此大都具有语言的特性。”[4]338可以看到,这里暗藏着柏拉图《智者篇》中“思想是灵魂与自己的沉默的对话”的影子[8]116

思想不仅不能被分配到个体的心智之中[8]119,恰恰相反,心智从来就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过在心智的表面“浮游”并且属于它[10]。在别具一格的话语中,皮尔士对纯粹私人世界的否定尤为显著:就像我们说一个物体在运动而不是运动在一个物体里,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在思想里,而不是思想在我们里面[6]42。不是我们在思考,而是思想通过我们不断发展。[8]120

皮尔士对思想的阐释可与下述事实互为参照。1868年,在“四种不可能的某些后果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一文中,皮尔士批驳了在笛卡儿主义普遍怀疑、个体内观所笼罩下的近代哲学,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基础主义:我们不可能通过个体的纯理性的反思找到一个牢不可破的知识起点。由于皮尔士将认知视为超越一切有限主体的永无止境的指号解释过程,以三元关系为基础的认识论突破了康德先验逻辑的窠臼,对近代以来的知识概念施以指号学改造:知识只能被看作面临环境压力而不断调整的信念网络,而非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坚固的大厦[11];知识的本质植根于社会性之中,其可靠性依赖于共识。这与后世的“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互为印证。

1867年的“推理的自然分类(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Arguments)”一文中,皮尔士揭露了实证主义者面对直接经验所无法证实的历史时的虚伪性:由于将实证主义原则严格运用到历史上时,就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因而不得不吹嘘他并不知道世界如何绝对地存在着,而只知道呈现在他面前的世界[12]。在皮尔士看来,实证主义者之所以否认历史见证,其根源在于全盘误导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真理定义。这个普特南称之为“神眼视角(God’s-eye view)”的认识论将认知主体绝对化、抽象化,以超然物外和全知的态度静观世界,与生俱来的时间性隐退了。

按照皮尔士的语用学(pragmatics)定义,真理不过是信念换一种说法,“有三样东西我们决无希望通过推理达到:绝对的确实性、绝对的精确性、绝对的普遍性” [12]。因而,历史的实在性恰来自其假设性:只有假设拿破仑确实存在,才能说明历史文献。允许施黎曼在黑赛里克发掘武器与器皿,却不允许他设想这些东西是由什么人制造或使用过的?实证主义者盲目地对假设推理嗤之以鼻,也就难以回答亨佩尔质疑理论术语必要性而提出的“理论家困境(theoretician’s dilemma)”,同样无法理解旧形而上学在皮尔士于“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一文中所推崇的科学方法下获得重生,因为形而上学正源自不能被直接经验所证实的假说,这在实证主义是不被允许的。可以发现,作为经验之最终有效性的依据的探究逻辑,“第三种工具”假设推理与超个体认知统一体之间的会聚。

此外,与伽达默尔所谓“视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异曲同工,皮尔士看到了历史还原的复杂性恰在于指号阐释行为的开放性,再次借用他本人的例子:现代人普遍想像理查德三世是位能干的君主,十有八九是因为从来没有读过关于理查德三世的第一手材料[9]158。现有指号中所蕴含的关于对象的认知,先在地构成我们在新的生活环境下把握世界的基础,而且语言的演变提示我们:任何信念都只是“半休止符”,人类会根据新的需要改变原有的指号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旧指号即是新指号所代表的对象。同理,眼前的指号又将成为后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换言之它是未来指号的所指。因此,历史学确如库恩所言是个“拼板游戏”。

经由自我诞生于对私人世界的超越、人的本质植根于以指号为中介的思想操作、知识源自于公共的指号解释过程以及共同体在科学发展中无可取代的推动作用四个环节,我们最终到达了阿佩尔称之为皮尔士的逻辑社会主义原则,一个非个人的确定性标准:探究者共同体所进行的社会性活动在规范逻辑学的指引下终将使我们的信念趋向真理。

 

三、        达到真理是逻辑探究的过程

在皮尔士看来,科学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社群性的交往共同体,在自由、开放的交流过程中,通过历史性的指号解释过程,终极信念将得到“非强制的赞同”[13]41。这将是皮尔士意义上的真理之达成。

真理的达成也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展开。皮尔士的一项重要发现是一种独特的论证,他起初称之为假设(hypothesis),后又称之为设证(abduction)或回溯(retroduction),它既不同于演绎,也不同于归纳,同时在数学与科学中必不可少。不论这第三种论证应该有什么样的专业名称或定义,及其与其它二者之间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确切结果,它的基本要素是俗称为猜想(guessing)的某种东西。

《皮尔士传》的作者约瑟夫·布伦特认为,皮尔士所描述的探究的逻辑,它要求有风险的假设推论或猜想(他所谓的设证)是迈向知识的第一步,这一步总是服从于探究者群体的归纳检验,这体现了一种所谓的“悔悟的可错论”(contrite fallibilism)精神[14],这也意味着对真理的探究是一种历史的过程。

皮尔士其解释模型中准确地指出,在可错的躁音中,事实只是诉说演绎地蕴涵着它们的猜想、猜测与假设,继而又被归纳地验证。历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可以由以假设本质为中心的逻辑所描述,皮尔士穷其一生、如痴如醉地试图完成这种逻辑。

皮尔士乐于自称“实验科学家”,其部分原因在于,科学正是堪称“逻辑社会主义”典范,人类宽容与友爱榜样的社会活动[13]39。正如1905年皮尔士准备的一篇讲稿中说:使其事业成为科学的,并不是他们所已经探明的东西,而是他们根据(我不想这样说的)当时所知最好的方法追求真理的一个部分。我不把单个人的孤立研究称为科学。只有当一群人,他们多少相互交往,……这时我才称他们的生活为科学。……他们中的两个人遇到一起,精通彼此的观念和交谈语言,并且会感觉彼此就是兄弟[15]。由此我们看出,科学的本性不是某种已经被确认的真理的系统汇总,而是致力于某种对知识的忘我的、审慎的和终生的追求;一种对真理的献身的兄弟会。

皮尔士不是个独断论者(dogmatism):对于有限的意识主体来说,实在作为整体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即便是作为认知过程主体的精神共同体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同样无法获得确定的认识[16]。同时,他反对怀疑论(scepticism):运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通过充分漫长的探究历程终将使我们趋向真理,达成普遍赞同和一致。怀疑论拒绝不能绝对证实的信念,因而将阻碍知识的增长。“不要堵塞探究之路!”[4]48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放弃康德的物自体,破除“不可知论(agnosticism)”迷雾。皮尔士所意指的真理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符合关系,既不可操作又不可判定,正相反,因其某种程度上与作为第三性的规律同义,而具有属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一般之物或者说规律,将通过人的自我控制越来越多地转化为现实事物,向确定的合理性进化。爱真理,作为一种对待同类的态度,与爱人类融合在了一起,都被归之于共同体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这也就是科学进步性的源泉。封闭孤立的自我不过是虚幻的假象,晚年的皮尔士满含希望:以共同存在为本质的人类将在逻辑社会主义的指引下,一刻接一刻,向着越来越纯净的至善(summum bonum)进化。

 

四、皮尔士真理观的方法论意义

皮尔士对指号学的独创性研究,许多已成为现今哲学论争的中心和焦点,它的包罗万象使其不但成为分析哲学合适的理论生长点,而且提供了解释学发展的契机。

布伦特教授认为[3]6,毋庸讳言,在数理逻辑的帮助下,科学逻辑与分析哲学同时发展,并已经达到比皮尔士高得多的技术水平。但可以确信的是,现代科学逻辑著作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对形而上学计划中接手的基本的、二维的(句法-语义)方法,在根本上不如皮尔士的三维指号学方法。二维的方法迫使科学哲学家把所谓语用维度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有关主体解释并参与科学的问题,还原为经验科学的问题。当前,我们已经见证了二维科学逻辑的消解与重建,它已经开始让位于三维的、控制论导向的科学“系统论”,它被想象成一种人类的、社会的活动。

卡尔·波普尔认为,皮尔士是第一位后-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因而他敢于在某种程度上接纳“所有云是钟”(all clouds are clocks)的教义,他进一步相信,皮尔士坚持这种观点与经典牛顿物理学相容是正确的,甚至也与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论相容,而且它还更为肯定地与新的量子理论相容[17]。这也意味着皮尔士的观点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无疑,皮尔士的真理观,也即其科学发现的逻辑观体现了真理的逻辑性、真理的过程性、真理的社会性,而其独特的指号学视角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自然之谜的钥匙,也为社会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值得们进一步考察。最终,只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才能从事物、对象与认识三个方面把真理统一起来,也只有在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真理本身存在着的逻辑性、过程性与社会性才会统一起来[18]

 

 

参考文献

[1] Brent,Joseph. A life: Charles Sanders Peirce[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2] Apel,Karl-Otto.Charles S. Peirce: 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M].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3] 约瑟夫·布伦特.皮尔士传[M].邵强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Nathan Houser & Christian Kloesel. The Essential Peirc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8, Vol 2.

[5] Peirce, Charles S.Illustrations of the Logic of Science. Third Paper.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J].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January 1878): 293.

[6] Nathan Houser & Christian Kloesel. The Essential Peirc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8,Vol 1.

[7] Peirce Edition Project.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A Chronological Edi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 2.

[8]德瓦尔.皮尔士[M].郝长墀,.中华书局,2003.

[9] Johansen, Jorgen Dines. Dialogic semiosis :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Peirce Edition Project.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A Chronological Edi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7:558.

[11]朱志方.什么是实用主义[R].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2004.

[12]朱志方.发现的逻辑:从皮尔士到波普[J].开放时代,2002(6).

[13] Rorty, Richard.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4] 约瑟夫·布伦特.皮尔士传[M].1.邵强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3.

[15] Robin, Richard S.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M].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1334.

[16]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孙周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7.

[17] Fisch, Max.Peirce, Semeiotic, and Pragmatism: Essays by Max H. Fisch[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426.

[18]邵强进.真和真理的逻辑哲学考察[M]//载燕爽,桑玉成.道路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11-324.

 

                                                            (责任编辑:胡春燕)



[1]收稿日期:2011-03-01

作者简介: 邵强进(1971-),男,浙江金华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黄维(1981-),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