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腾 14302010030
摘要：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国民的主权意识较为薄弱，不能意识到日本入侵的严重性质，陷入反清和抗日的矛盾之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意识得到觉醒，通过全民族抗战，最终得到了战争的胜利。国民意识的觉醒首先起源于知识分子的觉醒，随后通过五四等思想解放运动和内迁等逐步唤起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陆百姓的主权意识，在抗战中国共两党通过精神动员、统一战线等努力最终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依靠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关键词：主权意识 甲午战争 抗日战争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对国家主权的意识，往往能够左右当权政府的决策，决定历史的走向，更能够改变一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胜负。
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是近代中日之间两次较大的战争。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兵员并不大大逊色于日军，但却以溃败告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而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远落后于日本，甚至在很长时间中面对海陆空全境被封锁的局面，却最终坚持了下来，取得了中国反对外来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大的胜利。固然来自国外的援助和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发展情况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小作用，但全民族长期的坚持抗战才是最终能够获胜的关键。本文希望通过展现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时人民对国家的主权意识，并探讨它产生变化的背后因素，最终从人民主权意识的角度阐述中国人民最终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原因。
一．两次战争时的国民意识
（一）甲午战争时的国民意识
甲午战争时期，只有少数的上层知识分子有清晰的国家观念，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仍然将自己定位为某个朝代中的天朝子民。
首先，人民普遍认为文化高于主权。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统治，人民对改朝换代早已习惯，毕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不破坏传统的文化秩序，人民并不十分在意统治者是谁。顾炎武曾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外族（元、清等）统治汉人时必须起用汉人、使用汉字、使用汉人的礼仪才能巩固统治，而清初期推行剃头令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这一现象。
其次，人民不知有国家。人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中国是天朝上国，是文明的，而周围的小国都是未开化的夷狄，是天朝的附庸。因此，当有人认为中国任列强宰割是中国人不爱国时，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百姓的这种心理，通过发表文告等形式，大肆渲染满汉矛盾，而将自己包装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正义之师。天真的人们也相信了这套说辞。《日清战争实记》中记载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日军进攻大孤山时，前方消息说当地居民已经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更有甚者，面对当时做足了表面文章的日军，不明真相的中国百姓将日军视为解放他们的“王师”，效仿古代，箪食壶浆，携鸡、猪等迎接日军，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人心如此，甲午战争怎有不败之理？
（二）抗日战争时的国民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已逐渐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走了出来，从之前分不清“排满”与“抗日”的区别，转变为有了较为清晰的国家意识。“驱除靼虏”的口号转变为“五族共和”，也即意味着人民认同“五族”为中国，那么不属于“五族”的日本，自然就属于我们应该抗击的对象。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人们也不再沉默甚至做出欢迎日军的行为，而是明确了内外之别，提出了具体的反日口号。一二九运动便是一例。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聚集街头，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后又联合各界群众一万余人，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人们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反帝口号，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推向了高潮。毛泽东在后来评价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是全国人民的觉悟。”“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
人民对日本入侵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口号上，更体现在行动上。位于敌占区的中国百姓并没有甘于日军的统治，而是在党的号召下尽自己的能力打击敌人。面对当时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人民群众创新性地采取了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等灵活的战术，把每一片敌占区都变成了抗日战争的前线。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无法在广大农村形成稳定的统治，也迫使日军耗费大量时间和兵力投入到“扫荡”中，客观上牵制了日军的战力，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已经对国家、对战争的性质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民族抗战直至抗战胜利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导致国民意识变化的原因
从上文提到的史实中可以看出，两次战争时人民的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影响了战争的结局。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使人民的意识在短短40年不到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鉴于其中牵涉到了历史事件多且杂乱，我希望以发生思想变化的人群作为线索进行分析。
（一）知识分子的觉醒
中国国民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从知识分子中开始的。而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起源于外族的步步入侵。梁启超就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陈独秀也曾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甲午战后中国掀起了留学热潮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东渡日本“路近”“费省”等原因，当时留日成为潮流。1898年起，各省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开始派遣留日学生。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更是掀起了留日的高潮。后来，美国对中国学生留日之风大受刺激，为了控制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在1908年决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用于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英法等国也竞相效尤，掀起了庚款留学运动。
各国的留学运动使留学生们开阔了眼界，吸收了日美欧等国先进经验和思想，为日后更大范围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更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觉醒
中国在封建时期，受制于极其强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没有产生成规模的资产阶级。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开放了多个沿海通商口岸，逐利的外国资本纷纷涌入中国投资建厂，在客观上扩大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国外资本雇佣中国当地的百姓进入工厂，由此诞生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戊戌新政和洋务运动的开展也刺激了大量地主和商人投资实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得以建立。民国的建立及民国颁布的鼓励实业的法令大大释放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自民国成立到一战结束，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规模的比重，他们多分布在我国当时较为开放的东部地区，在当地社会占据了一定的话语权。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当时有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救亡运动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国民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许多偏激的观点，也未能根除中国的的专制极权思想，但借助于当时十分发达的报纸等社会媒体，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对普通百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使中国的工商阶层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文化运动激发了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作为一战战胜国之一，中国本应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但因日本的外交手段，列强不顾中国呼声，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送日本。这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与反日情绪。高校学生们率先站了出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号召拒绝签字等。但手无寸铁的学生遭到了军警的无情镇压。这时上海的工商界站了出来，罢工罢市，举行示威游行。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伴着中国被迫门户开放而产生，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生来就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三）从东部地区到内陆地区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但在广大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的内陆地区，虽然满人权贵被打倒，但传统的地方士绅和汉族旧官僚并没有受根本性冲击。革命党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人民中起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但仅仅将当时中国的所有弊病归于清政府，反而遮蔽了背后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也遮蔽了列强对中国主权的实质性侵害。革命党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借助了基层会党的力量，而这些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由此可见，“反清”和“反帝”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几乎就是不相上下的概念。
而这一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改变。我认为其中国民政府西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人口迁徙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已成定局，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与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纷纷迁驻重庆的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也纷纷聚集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大批俊士豪杰和社会名流，也如百川归海似地荟萃重庆。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及整个内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在短时间内给人民的精神面貌造成了较大的改变。
伴随着国民政府西迁的是各大高校的西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当时顶尖的高校都纷纷受到波及。面对日本丧心病狂的行为，各所大学只能无奈选择内迁。北大、清华和南开迁校最远，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也曾西迁到重庆夏坝办学。这些内迁高校不仅将大批文化精英和先进的思想带入内地，更与内地为数不多的大学和教育机构联合办学，传授办学经验，为当时较为闭塞的内陆地区传播了抗战救亡的理念，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
（四）全民族觉醒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国的命运危在旦夕。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不得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了充分动员群众，国共两党在各自的占领区都发动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国民党在战时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精神动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宣传性的工作。这种宣传工作，关键在于能否普遍深入，使民众认识到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了解这次抗战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民众明了抗战的意义之后，对各种抗战工作，便会踊跃参加积极实行。为此，举办国民月会，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其内容有12条：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背政府法令；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不参加汉奸组织；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对于国民公约,中央要求各地公务人员及从事乡村工作者，均能背诵，且训练民众亦须熟记不忘。
中国共产党则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发动工人、农民等进步势力，并争取中间势力；实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在占领区不断地烧杀抢掠，使得人民群众认清了日寇的真面目，而不像甲午战争时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共产党凭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多年的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在敌占区站稳了脚跟。敌后战场把每一片日军占领区都变成了抗日的最前线，使日军不堪其扰，不得不承认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剿灭中共势力是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乃是当前急务”。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的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至1945年，敌后抗日武装已有9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抗战时期全国的动员活动把中国变成了全民皆兵的顽强国度，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被拖入战争中难以自拔，最终难逃失败命运。
三．总结与教训
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两次富有代表性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分析、对比两次战争的胜败之理，对当今社会也不无教益。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警惕，防范外来文化入侵、分化广大人民。应勿忘国耻，通过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在人们心中树立国家认同感，树立主权意识。应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真正遇到外敌入侵时，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