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与抗战胜利的对比及其思考

发布时间: 2015-10-19   浏览次数: 181


刘逸飞

摘要:1984年7月25日,朝鲜半岛丰岛海域,第一声炮响见证了一场关系清朝中国与明治日本国运的大战就此拉开帷幕。第一回合,晚清中国惨败。然而,31年之后,同样的对手,同样的生死对决,中国人民绝地反击,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事实上,第一回合,中国军队无论是装备还是数量都胜过日本,为何会一败涂地;第二回合,中国处于全面劣势,为何反而可以反败为胜?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对比分析,总结历史教训,提出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甲午 抗战 民族精神


1 甲午战争必败之势

1.1 清廷轻敌

战争的爆发从来都不是突然的,必然有一方甚至双方都有长期的准备。甲午战争前,清朝财政趋于鼎盛阶段,但对于近代化军队的投入十分有限,但是日本在军队上开支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现在大众普遍认为是慈禧为了庆祝六十大寿而挪用建设海军的军费建造颐和园,但清史研究者王道成指出这个举动与其说是慈禧修颐和园影响了海军建设,不如说是慈禧对李鸿章的猜忌耽误了海军发展更为妥当。这可以说是大清举国对外界变化一无所知的典型体现。当列强对清朝虎视眈眈之时,王朝内部还忙于内斗,对外界毫不关心,夜郎自大。

当朝廷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这样做是否对自己更有利而并非对这个国家有利时,这个国家离灭亡不远了。清朝廷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光绪帝的“帝党”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空间之时,与李鸿章的淮系北洋势力冲突渐起。而深谙政治斗争权谋的慈禧,此时又以“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坐视“帝党”向李鸿章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以期李鸿章的淮系势力在走投无路之下彻底倒向“后党”。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就在这种不断被暗算和打击的状态下被逼向甲午战场。毫无防备之战,如何取胜。

与之截然相反,当时的日本政府比中国更察时事,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发动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可叹的是,当时的中国,举国不知世事变,对外界变化丝毫不知,还在朝中内斗,缺乏危机意识。当时中国从上到下,除少数人外,大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懵懂无知,普遍存在盲目骄傲,对日本嗤之以鼻。官员奏章和人们言论大多是岛夷、倭寇、犯上作乱、踏平东京,一派胡言,十分可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英、法等列强的军事压力被迫改口“夷、狄”为“洋人”,但是对于日本轻视之心依旧,仍以倭寇相称。然而他们不知明治维新后邻国人民的天壤之别,轻视日本的后果就是丧师辱国。

1.2 清朝高层官员腐败自私,主和避战

战争开始时,由于二元体制,中国军事就陷入多头指挥,混乱异常。中枢最高军事机构名义上是兵部,然而兵部尚书毫无实权,负责军务的军机大臣几乎都是儒学之士,根本对军事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近代军事作战知识。帝后主战,光绪帝曾向大臣传旨:“太后亦主战,并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时主持军机处的孙毓汶等却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意见接近,主和避战。光绪帝为了扭转这种倾向特派全力“佐少主,张国威”的翁同和等列席军机会。于是在战争初期中国最高层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李鸿章偏又负责实际军事指挥,这对于中国对日作战十分不利。

戴旭指出,晚清中国最根本的败因是在“心”上。晚清中国不是被战败的,而是被“吓”败的。一个大国被小国吓败,这才是真正令中国万世蒙羞的地方!

《马关条约》条件过于苛刻,朝野中主张拒和、迁都、再战的不在少数,为何清政府拒绝与日本再战?首先,是辽东祖宗陵地已在敌手,恐遭羞辱,内心已惧;其次是北京经营多年,有着无数的珍宝,怕再遭蹂躏;最后是经历太平天国“誓杀清妖”,清廷对深入汉地心有余悸,迁都怕生不测。这些都是心病。权衡再三,赔款割地,负担是全国人的;迁都再战,损失的却是朝廷自己的珍宝,甚至有可能是朝廷本身。因而,朝廷只管签约保住皇族的利益。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大办洋务中发了大财,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其中相当数量的银子还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他害怕继续与日本开战,自己的劣迹被揭露,于是不顾当时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其手,力排众议签下合约。可见,李鸿章就是晚清统治阶层的缩影,浑身弥漫着晚清的颓废之气。

甲午战败的原因分析中有关于北洋舰队装备落后,没有速射炮等说法可以解释黄海战役的失败,但另外四场陆地战役惨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由六十余座炮台要塞群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即使清军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败,它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绝对的胜利。但是,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主将早就弃阵而逃,士兵也都弃枪而散。一百多门崭新的克虏伯大炮、二百多万发炮弹、三千多万发子弹全部成为日军不战而胜的战利品和进攻中国的利器。力由心生。心已败,何来力?

甲午战争几乎每一个阶段,从国力和军力的硬指标来看,清朝都有打一场胜仗的能力。从琉球外交事件起,清朝可以先发制人,有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机遇;战争初起,清朝可以集中海军主力主动出击,摧毁长崎断其后路,回头再打日本海上舰队,陆军守住平壤与日军决一死战;战争中期,清军可坚守大连、旅顺,北洋海军主力尚存可抄后路,海陆两面夹击;即使到最后,清军还可以坚守北京城,以待勤王之师,歼日军于东北与华北之间,借他国之力断日军后路,甚至是迁都再战。然而,清廷一次机遇都没有抓住,反而仓皇出逃,不战而败,毫无大国风范。

一味地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与虎谋皮、自取灭亡。清政府从开始就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来终止中日战争的策略,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侮辱自国体面,一位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财狼。于是,日本更加加紧攻势以求速战速决,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有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没有进展,军事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有投降求和。

历史证明,小国可以依附大国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庞大而虚弱的大国若不能自立自强,把反侵略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变成被宰割的对象。弱国无外交。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而清朝内部也迅速分化,各行其是:王朝建新陆军以苟延残喘;改革者欲抛弃老政府重组新内阁;革命者想彻底掀翻体制;农民搞义和团扶清灭洋;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带路党,搞报纸、刊物等新媒体,抨击时政,宣传革命。大清国意识形态一片混乱,喧嚣中新军拿起枪来,轻而易举地结果了清朝性命。

封建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精神上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贪贿无度,外交上奴颜媚骨,军事上懦弱退让,不敢主动出击,全力迎击。由此带来民风败坏,社会整体堕落,失去生气。

1901年光绪在诏书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这个“私”字和“利”字的含义就是腐败。政府和军事指挥者各怀私心,不可能总是掩耳盗铃地让一线官兵同仇敌忾。官兵私心一生,于是军心瓦解,一败涂地。

2 抗战胜利的对比分析

2.1 抗战是甲午战争的延续

边界冲突军事失利,晚清只求战事早日结束,甲午战役就此变成甲午战争。签下《马关条约》,晚清以为日本心满意足,日本却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发动侵华战争。

令人扼腕的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整体精神状态居然和甲午年间一般无二。1931年,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蒋介石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评价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蒋在“九一八”事变后说:“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领袖如此,国家如此,哪有军心士气?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一百多万带枪投敌,堪称世界笑话,其主力全部龟缩在西南深山密林中。二战结束前一年,美国和苏联军队高歌猛进,法西斯在全球战场都呈现颓势。而日军居然还在中国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作战,数百万国民党军没有打赢一场像样的战役。美国由此失望,只好请苏联出兵。这直接导致战后中国利益受损。中国军队居然不能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受降,而这又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埋下隐患!  

甲午战前,晚清对琉球不敢保;二战胜后,蒋介石对琉球不敢要。这又为今天东海争端埋下隐患。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窝囊,后人遭殃!这个悲惨的结果,后来成为新中国和人民军队威武雄壮的背景,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光闪耀的黑色幕墙。

抗日战争最后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整个民族的光荣。但这份光荣却遮不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所以,后来国民党在拥有那么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如风卷残云般横扫,其实就是人民抛弃了它!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腐败、懦弱、无能的政府,人民需要新中国!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2 中华民族意识从无到有,从低迷到空前觉醒

2.2.1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甲午战争败在“私”而 抗日战争就是胜在“公”。

齐齐哈尔有个烈士叫史履升,临刑前对难友说:“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请你们相信我的话,祖国不久就要胜利的,革命就要成功了,你们要好好地活着,将来为祖国工作呀!”他绝命诗中有这样一句:今生余去也,中华万万年!这是抗战时期每个中国人内心的写照,是万众一心的民族复兴的梦想,使每个人都有必胜的决心与赴死的勇气,这与30年前鸦片战争时期溃散的军心不可同日而语。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中国为何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中国一盘散沙。正如毛泽东在抗战之初所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队总动员。到1945年夏,正面战场共进行24次大的会战和数以万计的较小规模的战役、战斗。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一场场会战,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漫长的战线和持久的作战中,顽强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拼死搏斗,伤亡320万人,表现出中华儿女为抗击外敌侵略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

曾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的文强,晚年回忆“苏浙别动队”这段壮烈的抗战历史时如此说道:“这个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十二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四出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挺进敌后,构成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如同一把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中华民族凝结成了一股绳,海内外华人一条心,在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爆发出了民族的最强音。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懂得“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变成钢”的道理。一旦中华民族攥紧拳头,就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2.2.2 中华儿女自我牺牲精神与民族大义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抗战时期后方人民的一个响亮口号。各地民众自发组织义勇军等武装队伍,投入对敌斗争;青年学生们请愿示威,投笔从戎;社会上层人士呼吁团结对敌;新闻和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奔走呼号;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大陆息息相通,患难与共。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抗战中访问过重庆的尼赫鲁对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想不出有任何不幸的命运能够摧毁这个有古老历史而现在又很年轻的民族的精神。”

伟大的抗战,中华民族作出了空前的民族牺牲。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牺牲3500余万军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面对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的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出现整师整团殉城的情况。在湖南常德保卫战中,一支8000人的中国军队,只有83人生还。而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民牺牲近10万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中华才俊,多少优秀儿女,都倒在了日本军队的枪炮之下。他们有父母,有妻儿,有理想,也有追求,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二小放牛郎,是千百万抗日军民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缩影。除了这些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留下遗骸,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在华夏大地上,他们已化作青山,化作河流,化作风雨过后的每一道彩虹。

2.2.3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

自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各种政治团体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亮相:从维新派、立宪派、宗社党,到进步党、交通系、研究系;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到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它们或执政,或在野,都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也是以救国救民为目的,但最终能够真正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实现伟大复兴之路的,却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只有50余名党员,力量十分弱小,又不执掌中央或地方政权,但在其后不到20年时间内,即以“星火燎原”之势赢得民众支持,并在敌后战场独当一面,进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它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触角不断延伸,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渡尽余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实现第二次合作。

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他们夙夜匪懈,宵衣旰食,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支援,相互配合,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发表了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心中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还始终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的历史几乎都是黑色的,就是从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历史才有了起色和后来的波澜壮阔。晚清时期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民国时期有辛亥革命和无数的战争,各领风骚的人物多如牛毛,但是,能够提出一种完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系,并用之于实践摧毁并取代旧制度,给中国带来彻底解放的只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一百多年欺凌中国的乱局。开创了没有吸毒、性病、赌博、黑帮、腐败等丑恶现象,各族人民亲如兄弟、昂扬向上、路不拾遗的新时代。在建立、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以一种崭新的文化塑造出焕然一新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新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史,更是中华民族从沉沦中奋起、在血火中新生的一部惊天动地的心灵史。

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历史雄辩地证明: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之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3 新时代的战争

当今社会表面和平,实际上底下暗潮涌动。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已经根据时代的最新特点,从军事帝国主义转向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对苏冷战胜利之后,又在中东进行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配合使用的实验。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现在,美国将这三种帝国主义战略同时用于对中国的立体夹击。也就是说,今日中国不仅面临着五维一体的物理空间的威胁,还面临着超物理空间的社会和心理空间的全方位合击。对此,只从纯军事的层面强调国防意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安全现实。

他们派出各种“青年导师”和“战略误导师”,给他们披上学者或经济学家、企业家的隐身衣,一边按照其文化战略,大规模俘虏中国的人心,一边进入中国高层智囊机构,诱导中国向低技术和被经济殖民化的方向发展,试图让中国整体性地进入他们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利用其资本把持的门户网站,发动以颠覆新中国历史和毁灭共产党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战,夜以继日的抹黑新中国领导人,解构、丑化中国革命,同时还以各种手段推进包含重大战略意图的宗教“爆炸性发展”。美国战略东移,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看起来似乎是在和中国比经济,比军备,明修栈道的同时,还暗度陈仓,与中国争人心,争青年,争未来,比时间!

在新的网络舆论战场上,目前的形势非常不乐观:正如阿里巴巴上市预示着中国正失去网络时代经济和金融制高点一样,外资控制的门户网站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敲响了网络时代的舆论警钟。如微博、QQ、微信等大众普遍使用的信息沟通方式都是外资控股的商业社交网站所发明,我们整体上处于被动防御、防不胜防的状态。

由于网络把世界融为一体,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不同价值观念对某一个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已远远大于对于一个国家领土、领空、领海的直接武力威胁。换言之,政治安全,远比一般性国防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更严峻、更致命。因此,加强“心防”,就成为第一要务。网络已成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的上甘岭。从国家层面上,要夺回、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认真、严肃地清理那些吃里扒外造谣之人,特别是在高校、学术研究机构和各类媒体领域。应当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要通俗化、平民化,使曾经鼓舞了几代人的那种信仰重新复活,并根植于人民之中。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使命。甲午一代、抗战一代、建国一代、改革开放的一代,像接力棒一样,把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传递到我们的手上。我们责无旁贷,只有竭尽心力,打赢新时代的“心”战争,为先辈们的中国梦守灵,为今天的中国梦护航,为后人的中国梦守望!


参考资料:

①戴旭:从甲午战败到抗战胜利的历史启迪

沈强:从甲午惨败到抗战胜利的历史透视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从甲午战败和取得抗战胜利得到的启示

⑤忠义救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