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祎 14300120187
关键词：甲午战争 中国近代化 抗日战争 国共合作
摘 要：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走上工业化道路，而当时中国还处于封建专制主义阶段，甲午战败已成定局。战争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但同时激发爱国志士探索救国之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层层深入，为共产党的成立铺路。此后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强，为抗战准备条件。以台儿庄战役为例的国共合作、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正确指导、国际反法联盟的支持都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时隔半个世纪，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一、甲午战败的原因与影响
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本明治维新拉开序幕。此后二十年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学习欧美技术，经济军事快速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在坚定的侵略和对外扩张的国家意志的指挥下，198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而此时中国仍处于封建专制主义阶段，落后日本整整一个时代。清王朝吏治极度腐败，军队也不堪一击——训练不佳，素质低下；战术混乱，指挥失利，分区作战，互不支援；武器装备不足且落后。更致命的是，当时中国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传统文化和以往优越感带来的惰性根深蒂固，国民封闭保守，精神颓废，战争意识薄弱。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在当时国际战略环境中的孤立地位，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本性决定其不可能出面维护正义，反倒会趁火打劫。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
1985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同年甲午战败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所有附属岛屿与澎湖列岛给日本，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巨额赔款亦加重了中国人民负担及增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量。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大清帝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帝国瓜分的对象。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为进攻中国大陆预备了跳板。自此，中国面临日本的侵略欺凌长达半个世纪。
二、救国之路的探索与中国近代化
但与此同时，被“倭寇”侵略羞辱、洋务运动破产的事实唤醒了国民意识，激发爱国志士进一步探索救国之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进行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的努力是进步的，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教领域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1989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认识到了社会制度的腐败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他们打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和“中学为体”的价值观，将向西方的学习从器物层推向制度层，改良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改良派与光绪皇帝协商，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政”，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这反映了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其政治权利的要求。另外，改良派提倡廉政，编练新军，改革科举制度，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译书局，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促进了政治、军事、文教等领域的发展。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另辟新路，主张用更加彻底的方式——革命救中国。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紧张进行。1901至1905年间，⼀批新兴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两本著作重印了十多次，书中指出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它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的愿望，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同盟会等政党或组织的建立也推动了革命进程。
辛亥革命这次历史巨变，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激发了群众爱国热情。它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促使社会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20世纪初，知识分子意识到除了器物、制度层面的改良和改革，思想解放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难度也更大。
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中，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其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另外，胡适等提倡白话文，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从此，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921年，共产党千呼万唤始出来。此后，在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国情出发，虽然犯过错误,但能够及时自我纠错。其中聚集了一批信仰坚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的知识精英,他们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三、抗战胜利原因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同时，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我指挥、自我调整，其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敌后形成“第二战场”，以游击战为主，与正面交战的国民革命军里外交合，相互支持。敌前敌后“两个战场”的形成，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下面以一个案例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与合作。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过程中国共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指挥这场战斗的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是无战区长官李宗仁，与他一起运筹的是国民党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孙连仲。共产党杰出领袖周恩来时任国民党政治部副主任，他在台儿庄战役中充当“总参谋长”的角色，为国民革命军提供战术战略指导。他对台儿庄战役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位国民党将领。另外，叶剑英、张爱萍等共产党人也为台儿庄战役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台儿庄在徐州东北30公里，临近津浦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3月上旬，日军向津浦铁路大幅增兵，白崇禧潜往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和叶剑英请教如何部署台儿庄战役的战略。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北伐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白崇禧一向敬重他。出生在苏北的周恩来指出徐淮地区除东部有山之外，大部分地区是平原、水网湖区，可以采取红军的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他建议使用了“守点打援”或“围总打援”的战术，设法在一个地区集中大于日军几倍的兵力，以达到歼灭敌人一个大队或一个师团的预期目的。另外，周提出将国共合作落实到本次战役，以国民革命军为中坚力量，必要时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援助。素有小孔明之称的白崇禧此时真被周恩来说服了，他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话，李宗仁也赞不绝口，决定采纳周恩来的建议。
后来，白崇禧前往徐州督战，身在武汉的周恩来与叶剑英商讨战术，又有了新的建议，但那时日军的特务活动猖狂，不便给白崇禧发电报或打电话告知。周、叶反复商量后派张爱萍去当面向白崇禧传达。张爱萍能文善武，接到命令后，先坐车从武汉直奔安徽，后改骑马，日夜兼程，而日后赶到五战区司令部。他向白崇禧传达周恩来的三点建议：一是因日军占领了济南，一直南下无人阻挡，这当然与韩复渠的逃跑有很大关系，但恰恰使得日军低估我军实力，有利于诱敌深入；二是守军战斗素质很好，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很有把握。三是举国上下都看着李宗仁、白崇禧，要打好这一仗，鼓舞全国抗日志气。白崇禧看过信件，大叫：“周公妙计！”
战役后期，周恩来又指出：要组建敢死队，必要时出其不意杀敌。李宗仁、白崇禧完全赞同并且采纳了周的建议。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台儿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顽强的战斗力、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力支援，国民党将领的指挥、共产党领袖的谋略都是战役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国共领袖的相互尊重、国共战士的相互支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两党友好合作的氛围。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在8年抗战的过程中，国共合作歼敌告捷的案例数不胜数，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
另外，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支持，如苏军出兵东北、美国投掷原子弹、国际友人直接援华参战，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障。这些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