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
——辛亥革命对20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宣扬了民主共和观念，使反对帝制的思想深入人心。虽然最终未能建立起真正民主共和的国家，但它对当时的经济文化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途径。辛亥革命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次飞跃，对20世纪中国的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工业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业革命应运而生。而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兴起并不是自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在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武力侵略刺激下，开始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的口号，兴起了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洋务派官员，先后创办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国内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建立了中国第一批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化工厂，兴办了第一批使用机器开采的煤矿五金矿，架设了贯通全国的电报线，铺设了最早一批铁路，培养了第一批具有新知识的近代化人才。
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近代化工业的开端，但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工业化运动，具有的是改良主义的性质，清政府幻想封建主义的体系下实现工业化。尽管清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已经决定了工业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目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已然是帝国主义心目中一块绝好的掘金之地，它们从政治经济上百般阻挠，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渴望依靠它们来发展中国工业也只是一种幻想。加之管理腐朽落后，缺乏科学性，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孙中山的工业思想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也是工业化地倡导者与实践者。早在1894年，他就上书李鸿章，其中写道“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如化学精，则凡动植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此犹其小焉者也。至于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谋富国者，不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欺。”可见孙中山先生不仅有政治的主张，也有科学的远见。上书中，他细致地勾勒了工业各方面的发展蓝图。他希望通过清朝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工业化。但渐渐地他放弃了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想法。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革命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真正的工业化。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致围民军政府电》中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之为要领”。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共和政府要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提供制度保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颁布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农商法规》规定，商人申请开办厂矿，只要“资本实在”，“无有纠葛”，符合注册条例章程，政府批示皆视为“当务之急”，“于民生主义，国家前途，大有裨益”，即予照准，并“力为保护”。在中央政府设立实业部，专门负责管理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公司。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门负责振兴事业的机构，这有利于工业化的推进。实业部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制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这为民国初年中国工业健康有序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临时政府制定了保护人权、产权的法律和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法令。于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但由于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孙中山曾一度表示，“十年不预政治”，而是转身致力于铁路、煤矿等实业建设上。孙中山辞去总统后，接受了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的头衔，负责筹划全目铁路建设，并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等职务。并于1912年筹建中华银行作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领导人黄兴业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先后创办了国民银行、中华汽船公司、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并带头组织拓植协会，计划开发两北地区的资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积极参与，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上业的发展。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于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著的三本书——《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的合称。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经过调查研究，亲自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方案——《实业计划》。他在《实业计划》“自序”中指出：“此事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发展实业之一事也”。《实业计划》洋洋十万余言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 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
三、辛亥革命后工业发展
20世纪10年代初至20年代末，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与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是分不开的，它大力宣扬民主共和制度，改善了封建君主专制下民族治本主义受到压制的状况；并主张开中国之新局面应以发展工商业为支点，制订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这为民国初年中国工业健康有序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以纺织业为例，全国纱厂在1910年前为21家，1920-1929年间则达到45家。就纱锭而言，近20年增长达到237%。就纱厂布机而言，增长达到301%。像荣氏企业这样的大企业更是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机器工业在此阶段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13年前，上海船舶、轧花、缫丝、纺织、印刷、修配等机器厂家有91家，到1919年约有200家，到1924年已有284家。以上海经营纺织缫丝机器修造的民族资本机器为例，1913年只有13家，到1931年已达457家。在此期间，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扩大了生产范围，从事一些卷烟机、橡胶机、电力纺织机、电力针织机、搪瓷机等作业机器的纺织。仅民国元年和民国二年，全国新办企业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由于新开办的企业增多，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1840—1911年的72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0000元以上的上矿企业共953家，创办资本额计203805亿元，而从1912—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0000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即达1984家，创办资本额计458955亿元。无论是就所创的企业数来说还是就资本额而言，上述16年都超过前72年之和的—倍以上。
我国的公路建设是从辛亥革命后才开始的,20年代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1918 年北京政府交通部颁布《长途汽车公司条例》和《长途汽车公司营业规则》：1922 年1 月又颁布修筑道路可享有专营权之奖励条文, 规定商人呈准修筑公路, 可以获得该路之专营权。到1925 年止, 全国共成立汽车公司22 家。公路里程也迅速增加, 1921 年时, 全国己完成的公路为1185 公里, 1922 年新筑6815 公里, 达到8000 公里,1924 年达到1600 公里, 1926 年激增至26111 公里。五年中新修24926 公里, 平均每年修筑4985 公里。拥有的汽车数也逐年增加, 到1925 年, 我国共有汽车10000 辆。
在当时庞大的荣氏基团，在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都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对之后工商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改制为公私合营。
四、总结辛亥革命对20世纪中国工业发展影响
辛亥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它未能将中国带上工业化道路，但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巨大转折点，使中国由被动工业化变为主动工业化，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战略，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孙中山先生所留下的《实业计划》等著作，对后世的国家建设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