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文学 杜佳忆

发布时间: 2012-09-20   浏览次数: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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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的文学

——从文学作品看辛亥革命

 “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度……”[1]“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2]“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3]“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4]

——列宁

“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5]“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6]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7]

“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8]

——毛泽东

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孙中山先生的功绩,这两位国内外的领导人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而同样他们对于这场革命的失败之处也毫无保留的进行了批判。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抑或失败的结论争论不休,不能抹杀的功绩和同样无法磨灭的失败,使我不能绝对地下结论承认哪一方的观点,我想通过对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点介绍,借此说明我对辛亥革命以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发展的观点。

历史的发展创造了精神财富,文学艺术作品,一直以来都作为历朝历代除了史记之外最有力的史料来源,除了丰富性之外,其相较于官方史记官方色彩比较单薄,能够看到官方记录以外的情形或者是更详细的了解到一些在官方记录中几笔匆匆带过的事件;相较于比野史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此,我选择以文学艺术作品作为基点去看待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在经过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等诸多运动后,到二十世纪初才发展成为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在这里,我将通过对《二十世纪之支那》(以下简称《支那》),也就是后来更名为《民报》的期刊从倡办到出版到成为机关报的介绍,借以陈述辛亥革命的背景。

《支那》由程家柽等人共同创办,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清朝末年的留日热潮很明显是推动此事的关键。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9]这或许便是派遣留日学生的最初目的。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不曾想日本派遣过留学生,或许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在甲午战争惨败后,1896年清朝驻日公使裕庚由于使馆业务上的需要,派员回国招募了十三名学生到日本,[10]开启了中国学生留日的篇章。程家柽1897年入东京农科大学学习,正是顺应了刚刚开启的留学日本之路。

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以便稳固其反动统治,于《辛丑和约》签定后,提倡以“练兵筹晌”为中心的“维新”活动。要维新需要人才,要人才不得不办学校、派游学,因此清政府开始将派遣学生留日作为一项政策予以积极推行。于是程家柽在日本广交革命志士,创办革命期刊的种子也开始萌芽。

1905820,同盟会正式成立,《支那》杂志社半数人员都加入了同盟会,《支那》杂志也被定为同盟会机关报。《支那》杂志因刊《日木政客之经营中国谈》被日本查封,后为避嫌,更名为《民报》,也是为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二、辛亥革命之时

人们普遍认识中,能够创造一个新世纪的方法只有两种,非“武”即“文”,在一场变革之中,对于革命思想的宣传、参与革命人士的鼓动,这些都是文学工具最有力的手柄。因此在辛亥革命之中,涌动起来这一新的文学思潮,我们将其称为“创世纪”文学思潮。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高扬。“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11]

2、倡导民权主义,崇尚群体意识。“夫排满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12]

3、推重尚武与牺牲精神。“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13]

在这一时期,随着革命战事的起承转合,诗词歌赋的内容随之变化,列举如下:

1、对起义爆发的激动——《偶作二首》(发表于19111031

汉阳山色有无中,满地烽烟一炬红。吴越世仇今日了,少年心事莽英雄。

星罗棋布阵堂堂,十万雄师出武昌。大好河山增彩色,发奇制胜我平章。

2、对革命中牺牲烈士的悼念——《题三烈士殉难处》太瘦生(作于191112月)

孝孺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断眼尚睁。民国前途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

3、对起义后中华形势的分析——《可喜又可忧》(歌谣)

民军义旗一举四方响应,可喜;然临时政府尚未成立,办事未归统一,又可忧。北军无战志军火亦告竭,可喜;然四出抢掠扰害民间,又可忧。各国严守中立,可喜,然有一二国不免有乘隙窥伺之意,又可忧。东南半壁以次恢复,可喜;然金陵未下民贼未除,又可忧。各处旗人多有降服,可喜;然暗杀党汉奸多如鲫,又可忧。人民踊跃从戎,可喜;然流品不一教育未能贯输,又可忧。满运将绝民国成立,可喜;然异族奴隶阻共和之进行,又可忧。

 

通过以上作品,仿佛置身于当时,起义之初的兴奋和激动,为国牺牲的一腔热血,却又因为领导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起义结果的担忧,然而,的确,这份担忧在后来的的确确成为了现实。当孙中山先生让临时大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时,不知道有多少曾经对于未来憧憬了许久的人们,悲痛得落下泪来,却也在悲痛之外,仍然激昂慷慨,仍然期待靠革命的力量为国民博得一片新天地,下摘诗作为证:

“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义师。”[14]

 

我们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排山倒海的创造精神和锐不可挡的进取气势,是大胆的夸张,新奇的想象,极富象征意义的意象群,构成情彩飞动的艺术画面,是狂佯无忌,歌泣无端,这些都是伴随着辛亥革命而来的,这次的文学思潮顺应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毫无疑问,它的政治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文学自身角度讲,由于社会风云的急速变幻,实际工作的快节奏需要,它注重改造外部世界的实际工作,从而忽视了自身改造,由于注重文学的宣传性,从而忽视了文学的自身特性,此外它没能完全击败旧文学,创造出全新的文学世界,因此这一重任就交付给了随即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5]

三、辛亥革命的后续

辛亥革命之后文学艺术的典型时期便是五四时期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展现出的是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面貌。

“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 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

“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在于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 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 共和国就不可能巩固。”[16]

——列宁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 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 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参加, 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 所以流产了。”[17]

——毛泽东

正如上述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分析,领导阶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在不断的本国经验总结和外国经验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断壮大,这种壮大不只表现在人数上,同时也表现在参与无产阶级的社会身份越来越广泛,青年学生成为了中坚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自己本身也是出于探索或者说是摸索阶段,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探索都呈现出一种虽然迷惘却又坚定的矛盾心理。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后,使得无产阶级政权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领导力量的确定使得社会对于革命的胜利有了更多的念想。

以上论断非常明显地被当时的文学表现出来,五四时期的文学具有以下特点:

1、由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五四时期文学的政治色彩被一再的弱化,文学不再被简单地看作为政治斗争喝威助战的宣传工具,它被寄予着更深沉的希望去塑造“不屈”的民族灵魂,去左右“一世”的思想。[18]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不再着重描写社会面貌,而是更为主要的去探寻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最浓重的色彩就是思索的印迹。对于文学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很多大而空的话题,却成为了文学作品中最常被思考的对象。

2、进入文学领域写作的人数迅猛增加,这是由于大多数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者却是青年学生,他们对于革命缺乏实际的行动力,只好转向精神层面的革命。他们两手空空地走上文坛,所有的,只是自己的一颗心,

“我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颗心,

心里深藏着一个世界了。”[19]

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文学名人:刘半农、郁达夫、鲁迅、庐隐、胡适等等,他们通过新诗、散文、杂文、小说、话剧等多种途径将他们的革命情怀书写。就是这一颗颗热忱的赤子之心,从精神的高度,用他们的笔杆子,撼动另外一颗又一颗的赤子之心,鼓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如果说,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内容,那么辛亥革命便是它的最高潮,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以民主和科学为开端,那么辛亥革命便是它的催生婆。”[20]在思想解放潮流下奔流汹涌的文学艺术,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其中每字每句,每场戏每首歌,都沾染着时代的气息。

宫殿巍然立,高耸九重巅。君权代代神授,万岁震云天。漫道强弓铁马,不过江山易主,大都设幽燕。重叠楼台处,后苑尽天仙。

大江涌,龟蛇醒,起烽烟。武昌炮啸,惊破太后梦难眠。铁桶金汤如许,神勇八旗安在,帝脉一丝悬。华夏共和国,民主万年传。[21]



[1]《列宁文稿》第2 卷,第129

[2]《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

[3]《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

[4]《列宁文稿》第2卷,第130

[5]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8]

[9]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0]参见戴学稷《清末留日热潮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

[11]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

[12]参见章太炎《别录一·复仇是非论》

[13]参见秋瑾《宝刀歌》, 见《秋瑾集》

[14]参见柳亚子《孤愤》,柳亚子(1887-1958),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

[15]参见李慈健《“创世纪”的激情——辛亥革命文学思潮描述之一》,《中州学刊》1992年,第1

[16]《列宁文稿》第2卷第130

[17]参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18]参见刘纳《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从一个方面看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

[19]宗白华《流云》,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56页。

[20]参见杨立强、沈渭滨《论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载于《解放日报·新论》第50

[21]寻吟子《水调歌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