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未来（史艺璇 ）

历史现在未来

----中国近代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史艺璇 护理系 10301170025

  关键词：中国近代化 器物层面学习  制度层面学习  思想层面学习 我国当今事业的发展 我国各项事业的未来走向

  摘要：中国的近代化是“西学东渐”、学习西方的过程，经历了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三个层面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发展规律的体现，因此也适用于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过程。经过与历史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马克思思想的经济发展处于思想阶段，政治发展处于制度层面，而思想的发展仍处于器物阶段。

正文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法。让历史解释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 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历史是螺旋式的反展，她重复出现，但又不是完全的重复。了解历史，了解传统，就能在社会中处于不败的地位。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复原历史，而是为了发展未来。而一个事件一旦成为历史，就具有不可变更性，那些偶然的必然的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在我们后人看来不仅是一次起因、经过、结果，最最重要的还有经验。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方的解释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1]而个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时代，一个充满了变革、调整和改造的时代。纵观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最近最重大对我们现阶段最有指导意义的一次变革因该是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腐朽落后的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启了中国缓慢而漫长的近代化。根据近现代人对那段历史的研究，中国的近代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器物”、“制度”和“思想”。最先明的是以“洋务派位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师夷长技以自强。在这段历史中，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兴学堂、聘请外国技术工人、开办大量工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等）等等。这次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单单是这些工厂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机械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场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在中国以前的发展成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是吗？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一种思想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那么经历了1921——1956年这近四十年的发展，马克思各项事业应该有了完善的体系，不可能被如此轻易地摧毁。在经济方面，文革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路线可以说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文化方面，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例，比较文革前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党把新闻媒体定位在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的同群众见面的工具”。而文革结束后我国的新闻事业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变化日益明显。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媒体的商业性得到释放。大批新闻媒体走集团化。产业化道路，已成为拥有巨额资产的经济实体。而报刊杂志上的广告、宣传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物——而这些在文革前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巨大的转变说明了什么？

  笔者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仍处于“器物”学习阶段。

  看起来很是无理。一种思想的引进、学习怎么会处于“器物”学习阶段呢？在这里的器物、思想学习阶段并不是按照它们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而是按照学习它们的作用。比如一人学习一样东西，如果他把这个事物拿过来直接使用（无论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是一个实在的事物或是某种思想、理论），那么这个事物的学习就是器物的学习，而是把一种事物拿来植入大脑、武装自己的思想，使其成为自己世界观人生关键直观的一部分，并最终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的学习。

  因此，再次回顾历史并加以分析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的确处于器物的学习阶段。然而在革命斗争时期，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各项建设并且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在经济方面，文革以前的各项经济政策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等等解放了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团结了广大人民，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政治方面，一次次的人民代表大会集思广益，为党的事业一次次纠正错误、团结人心、指明方向；在文化方面，党以办新闻事业为主要手段，进行政策的宣传、思想的教育、精神的启蒙。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历史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处于器物阶段呢？如果没有文革以及文革以后的改革我们是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因为在那个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和使用完全符合它作为一种思想层面的功能。而个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事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那么近代中国人民最大最为迫切的福利是什么？是打倒帝国主义，是打倒军阀，是打倒蒋介石实现全国的解放；走上民主和平的道路；实现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各项事业的发展是完全符合人民的福利的。宣传党的思想方针和政策，与反动派展开论战，从而凝聚力量、解放思想、壮大组织，推进中国经济、解放事业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最终走上了真正的富裕、民主、和平道路。

  然而，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单纯地作为一种器物引进中国的弊端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文革的爆发让我们看清了这一事实——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到底是器物层面的学习还是思想层面的学习。

在经济上，一味的追求公有化程度;在政治上，几乎完全按照马克思理论中的论述建立模式；在文化上，也并没有根据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对文化事业进行定位。这些历史事件想必我们大家都记得。而这些充分暴露也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仍处于器物阶段。

为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器物阶段特征：浅层的“拿来主义”，即拿来照搬照用。在1921——1960年中国广大人民和马恩所处时代欧洲工人阶级的处境相当，甚至更糟。[2]同样的缺衣少食，同样的要接受来自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生活在相似的水深火热之中，既然条件一样，那么这个时候理论应用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拿来就好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当时的主张是多么相像（主要参见《莱茵报》）。再加上当时中国比马他们所处时代更糟的也更为致命的一条原因就是：中国遭受了外来侵略，中国没有了和平，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了！那么，这种拿来（“器物”层面的拿来）就是正确的，而且应用的更加完美、更加有效，也更加具有迷惑性（在没发生文革以前，大多数人都会把中国的马克思学习定位于思想层面的学习。）

因此，联系起来（把“器物”阶段的特征于文革期间我国各项事业的表现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鲜明的对照，从这个对照里就能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真正的发展阶段。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理解笔者观点的时候要排除一个误区。那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从思想层面的学习再到器物层面的学习？因为历史的发展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后退的现象。即使是由于个人的错误导致后退现象（比如由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革的爆发），那么这种后退现象也应该是短暂的，在文革结束后各项事业就应该按照文革前的轨迹发展下去。而文革前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定位与要求所发生的巨大转变（笔者理解为对各项事业的重新定位）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是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的。

中国近代化进程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它需要一层一层的深入，因此，中国很自然地走了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最终才是思想的学习这一历程。器物是可见、可学可操作的，相对另外两层面的学习较为简单；而制度的学习也能从一个国家的政府文件、组织机构、法律文献中可以学到。唯有思想的学习是最难的。思想层面的学习是精神层面的贯通，是一种思想里蕴含的方法的掌握，是从器物、制度中抽象出来的精髓的领会。相应的，一旦学习到了思想层面，其影响也是巨大的——有时甚至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思想，它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习它也是一个由外及里、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举个例子，中国在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正处于革命战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革命这一方面学习的过程可以作为笔者的例证。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一开始的斗争方法也是城市中心道路——这是马克思原著中所明确表述的，中共器物地学习了这一理论的后果是什么？是不断的失败！[3]随着对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学习，一直到思想的掌握后中共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打破理论打破教条的做法、理论至今回顾起来仍然光彩四射、令人赞叹。这些并不是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的贡献而是整个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革命理论学习到了思想层面，达到这个层次所取得的成就让人赞叹。

中国革命既然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其他方面在中国的发展没有和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发展同步？任何新事物的学习都要有一个过程，都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决定了学习它需要层层突破，学习它其中的每一层也要一步步深入。在上世纪，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性的以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心，很快就从器物层面地学习进展到了思想层面的学习取得了举世成就；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其他方面的学习作为一个辅助的学习，因此没有从器物层面的学习迅速地转化到思想层面的学习，而且就在它还在器物学习阶段的时候就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历史证明，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主要矛盾，这时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资源都会集中到这个主要矛盾上，这时主要矛盾的解决速度会是最快的。在革命斗争、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经济发展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终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纵观历史，联系现在，我们就能预测未来。

首先，历史的“未来”是怎样的呢？用阶段理论解释得通吗？在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学习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领导的也是以工人为中心的斗争，并以大城市为目标（典型的器物学习阶段），而这之后的未来就是以农村和农民为核心的体制发展阶段，再未来就是以一系列独特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习阶段，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一阶段成熟的。在经济学习阶段中，器物层面的学习的未来正是制度层面的学习。文革中经济的大溃败中国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器物学阶段没有及时的转变到制度学习阶段的表现。因为时代在前进，就要求指导理论更加高速、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指导实践，否则就会产生脱节就会失败。在经济发展已然成为主要矛盾时，社会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自然高速经行着，于是出现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经过这些例证的分析后，笔者愈加坚定了这一规律。

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的学习也经历了从器物阶段到制度阶段以及不久以后的思想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都是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变化。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于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日一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紧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思想的学习也加快了步伐。解放后开始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等都属于器物学习的范畴；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令人有点眼花缭乱的政策、措施都表示我们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学习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体制阶段。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体制”学习阶段用字相同，更是因为它们在内涵和本质上是相同的。而最近的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的内涵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或许就是从体制层面向思想层面转化的表现。

在政治方面的表现，笔者认为我国仍然处于由器物层面向体制层面转变的阶段。文革以来，我国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各项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在近期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然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类报纸的报道中中不难发现我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透过历史的未来，寻找其中的规律。第一点就是大趋势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几次主要矛盾的转变与对马克思主义特定方面的学习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结论在前文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第二点是学习进程如果不能成功的实现转变的话，那么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是巨大的、惨烈的。在革命理论学习中，从器物层面学习到体制层面学习就没有实现快速转变，代价是国共十年内战，我党损失十分惨重，至今痛定思痛仍会痛。同样，离我们更近的那次转型失败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让人心惊的创伤。在经济学习中器物层面的学习没有成功的转型到制度层面上来，于是导致了三年饥荒、60年的饿死人事件。

   第三点，如果转型快速、顺利的话，不但形势会奇迹般的持续向好发展，甚至在大溃败之后的转型也能奇迹般的扭转乾坤。比如，在革命理论学习中，体制层面到思想层面的转型是顺利的，其结果就是人们形容为“有毛必胜，逢毛必赢”。在经济学习中，器物到制度实现了转型后，中国开始了让世人惊奇的经济腾飞之旅。

   分析了这么多，得到了这几点结论，依据这几点结论笔者试着对中国未来马克思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猜想。

1：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会很快完成有制度层面的学习向器物层面的学习的转变（或许有挫折，但方向一定是这样的）。因此，可以预见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事业的发展会经历再一次的腾飞；在此期间，我国政治的发展也会逐步步入正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会逐渐加快，改革的内容不断加深，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事业的发展逐步转入体制阶段；而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暂时不会出现质的飞跃（虽然这期间会有些貌似质的调整和改革，但像1949~1956年间经济改革一样，是黑暗结束前的黎明）。

2：器物层面学习时间太长了，巨大的惯性会导致转型极其困难，因此而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必然会有一场大溃败，政治事业或文化事业的大溃败。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果会更加严重。

   回顾历史事件的“历史现在未来”，把这样的规律应用到我国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是这篇论文的主要思想。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09出版)

2：《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徐秀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9出版)

3：《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09出版)

4：《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5：《中国当代史（1949-2007）》郭大均 主编 耿向东 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6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