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共和国
我很惊讶，为什么父亲不亲自送我来上海。
也许，上海市对他来说变化太大，或者说，已经不是他认识的上海了。
父亲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和许多同学一起乘车赶往南京，几经周转，在和大多数同学都分开后，来达到了安庆的一个小县城。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时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常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是，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相比，知青们普遍感受到在农村生活的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法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进入70年代以后，政府开始允许这是去年以招工、考试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9年以后，绝大部分知识青年陆续返回了城市化，但也有部分人永远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滞留农村的知识青年约有10万人。这其中就包括我父亲。
很难现象30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代带给他们的创伤难以抚平，却也很无奈。
生活总是循环的。
2009年，当轮到我决定去什么地方读书时，似乎一下子就来了个大轮回。
我一直向往上海。
上海市位于太平洋沿岸，中国西北海岸线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汇合处。北接长江，东临东海，南邻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地理位置极其显要。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中国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有超过2000万人口居住和生活在上海地区。尽管随着外资的撤出，上海在建国后的短期内有过没落，但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以后，上海又恢复往日的繁华，成为今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球最大的贸易港口。今日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额是一个世界文化荟萃之地。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致力于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时报》曾经把好十年前的上海夜景图放在显要的位置，让读者去猜这是哪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不知道这是东方的上海，竞相认为这是纽约、伦敦、巴黎等西方著名城市。而2010年里，中国上海将成为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的举办地，届时将有亿万人次旅客前来，盛况空前。
于是我选择上海。填志愿时，父亲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父亲先来不擅长评论，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特征。在当时，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不可能像现在一样发表言论。当时流行“打小报告，贴大字报”的做法，动辄被扣以右派的帽子，这种现象在十年文革时期更是发展到极致。
“民主、自由”等中国人民向往了数百年的愿望，在那个时代发展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官僚主义、个人崇拜主义等盛行不衰，不仅在经济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更是思想上的一次浩劫。老舍先生曾经在文革后深深反省，他提到在文革期间，谁也不敢多说话，谁也不愿多动口，惟恐惹祸上身。
可是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相比较而言，现在的言论已经是相当自由了。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介让你随时了解全国的动态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却不会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文化娱乐活动也愈来愈多，人民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国家政策的决定。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民主建设、自由建设方面中国国内都有了巨大飞跃。尽管在很多方面还有待改进，但是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至少在那个年代还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父亲的沉默，我愈加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在我开学时达到了顶峰：
父亲竟然不准备送我来上学，而是让我独自一人前往上海。对于他竟然不来他的故乡：上海这一情况，我感到很震惊。在中国，送孩子到远方城市上学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报道说，在武汉，一家7口带着13箱物品去上学。所以我怀疑是否是因为他不喜欢这里，还是他不想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
我甚至有些后悔来上海了，我可以去北京，可以去离家很近的合肥，可以去美丽的广州。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30年前，你无法想象，一个农村的孩子可以随意选择他想上的大学。
文革就是从教育领域率先发起的。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从此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教育革命以激进的手段和反文化的形式，给教育事业以沉重打击。1966年全国大、中、小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持续中断，校园一度成为武斗的场所。连教师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受到批判迫害。
最恐怖的是，文化基础不再是入学的主要表追，出身和政治表现成为首要条件。新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取代了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中心任务变成了“防修、反修”，意识形态对学校的毒害一度扩大至无法想象的地步。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因为在高校招生考试中交白卷而成为“反潮流英雄”。这种状况影响至深，到1982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文盲半文盲有两千两百五十八万之多。
父亲因此根本没有完成大学，从上海来到安徽是还是个小毛孩，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回家闹革命”。
而我却根本不同，只要你努力就可以一步步完成学业。我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从农村走来，对此更有深切体会。
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2002年到2008年，全国高考人数有527万猛增到1050万，尽管2009年总数有所下降，也达到了1000万。重要的是，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计划招生629万，在历史上首次超过600万。总数下降，录取人数反而上升，这意味着将有更多人可以完成大学梦。不仅如此，高考已不再是万人抢着过的独木桥了，以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为例，复旦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自主招生名额。在被外界称为“千分考”的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中，将有5%的学生不是经过激烈的高考进入复旦大学的，高考分数与录取结果完全脱钩。
所以我比父亲幸运得多，是祖国的变化带来的巨大好处，没有祖国的这些变化，我们现在也许还只能呆在有限的地方。想到此我心中微微兴奋。
可是我还是无法排解心中的担忧，父亲毕竟是从上海出去的，他心中会不会因我回到了他的故乡而倍感不适？这是生活的轮回？是命运的捉弄？
在来到学校一个多月后，我意外的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我很惊讶，“在这个年代还会有人写信么？”我心里想到，“那会是什么事情呢？”在兴奋和不安中，我打开了信封。这份信彻底打消了我对父亲的疑虑。
父亲说他很想来看看阔别了30多年的故乡，可是他是多么希望他的孩子能够独立啊，能够自己生活，而不是在长辈的光环下，成为一棵长不大的树苗。虽然，父亲是在农村生活，虽然他不知道这样的思想已经很流行，可是他还是随着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一步步走向了现代。尤其当你考虑，到在农村、在城市，有多少父母溺爱着自己的孩子，包办了一切的时候，这种变化简直让人惊讶。
我知道父亲和我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共和国的红色时代和现在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我们经历了许多变化，我们和共和国一起，我们在变化发展，我们的家庭在变化发展，共和国也在变化发展，从有了长到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