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共和国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征文

对于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古来就有“修身、齐家、治国”的提法，这是一种阶梯式的递进关系，由诸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警语也可以诠释。而对于“我、家、共和国”，我的理解是：

我是个体，是根基。

家是实体，是基础。

共和国是集体，是信念。

三者形式上从小至大，环环相扣；实质上由此及彼，不可分离。

“我”是单一的个体，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人分三六九等”，但是“我”在思想和人格上是平等的，超脱于一切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基于此，“我”作为人类最小社会元素所形成的根基才足够稳固，才不会失去平衡或有大的偏颇。

诚然，“家”的含义早已深入人心，尤其在中国，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我”来说，家永远是避开风浪、寻求慰藉的港湾。自然经济时期，“户”是分隔田间作业的最小单位，每家每户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家”因为有着血缘上的维系，带给每一个个体“我”心理上的温暖，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予“我”基本的物质所需，让“我”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以“我”对家的依赖逐渐形成。随着劳动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不平均分配以及中央集权的萌芽，“家”从“户”变身为“族”或“部”。小家变成了大家，从而形成人数众多的“家族”或“部落”，这时的“家”，已经进阶为一种组织形式，一种为高效生产关系的形成做出服务的基石，同时，也成为表示“具有相同需求而聚拢在一起的团体”抽象概括。正因为存在这种凝聚力，标示着“家”必然成为国家的牢固“基础”，只要这个国家有着与“家”不相违背的政策，也即不抵触无数“我”的需求，这个国家就很可能会长治久安。

共和国体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建立起来的。经历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资本主义的侵略，民众深感负担越来越重，无数个“我”在挣扎着前行，在他们心里，一种渴望民主平等的信念也随之愈发强烈。

回顾一下过去，“共和国”之前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时间跨越之久，地域延伸之广，无不彰显着一个泱泱大国的雄浑气概。当然，在这段历史长河中，亦有令人屈辱发指的被侵略史，也有被人诟病无数、千夫所指的南北朝分庭抗礼的奇怪格局。然而，不难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只要出现关乎国家命运之动摇时刻，总有那么些人挺身而出，显华夏之五岭逶迤，救国家于存亡时际。汉武帝远征匈奴，耀武扬威；戚继光挫败倭寇，彪炳千秋；林则徐虎门销烟，救国救民。这些历史人物无不昭示着一种对于国家——“我”所依附的“集体”——的强烈情感。

然而，说到底，从国家角度而言，终究是不希望也不愿意经历那些“辛酸”历程的，百姓也是如此。于是乎，在长时间隐忍过后，无数的“我”在寂寞中爆发了。自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些触底反弹般人物的壮举。他们向民众描述过各种宏伟蓝图，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于是，揭竿为旗、云涌影行，好不气派。他们中有些成功了，通过无数小家中“我”的努力，实体的利益有了实现的可能；他们中也有失败的，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各种原因土崩瓦解。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没能持续理顺“根基”，夯实“基础”。结果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基于民主平等信念的共和国一直没能建立起来。

直到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共和国的正式成立宣告了告别过去，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共和国”，一种基于“共和”体制下的国家形态。词典上释义“共和”为“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这本身是一种文明，因为“我”个人价值的体现逐渐升级，真正可以不仅管好“自家门前雪”，也能对改善和满足个体和实体、甚至集体的需求做出表态。共和国，提供了一种基于“民主平等”信念基础上的外在组织形式。

个体自出生之日起，不管你愿意与否，都自动进入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型过程中，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当下而言，这种社会角色的存在根源，就在于“我”与所在的小“家”，所生活的“共和国”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在家中要孝，所谓“百善孝为先”。《论语》作为儒家代表作，曾多次提及关于“孝”的讨论。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注：“若不存心严肃地孝顺父母，那养活爹娘和饲养狗马怎样区别呢？”）可见，“孝”是必须的，这不仅出于一种“父为子纲”的刚性联系，更源于发自内心的尊敬。孝是维系家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良好关系的纽带。“我”在家中也要和，所谓“家和万事兴”。丈夫妻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需要和睦相处，否则小家不宁，国家又安能太平？

“我”对共和国还需忠，但又区别于愚忠，是对一种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封建制国家体制时，国家意志是以行政首领“皇帝”个人的意志为表征的，这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只顾及一己之私欲、而放任天下苍生于不及的情况。伴随这种情况出现的，是一些行政执行者对于皇帝个人意志的不加质疑与全盘接受，进而付诸实施的“愚忠”精神。这种行为固然不可取，因为国家的成立本就是以由血缘关系为主导的氏族（“家”）掌权模式向民主化进步的历史必然选择，而“共和”国家体制的出现，又是基于国家基础上的一次革新、一种进步。时代在变，但共和国所体现的信念并不随之更新，那便是：坚持民主和平等，使个体“我”和实体“家”都应获得足够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的赋予，是难等可贵的。几乎每一次的社会转型都会要求对个体的束缚，包括生产关系、文化生活、教育仕途在内的不同层面。“井田制”的推行无情剥削了农民的劳动力，文字狱的兴起使得百姓无法自由发表言论，科举考试八股制的创立无疑是对文人知识分子创造力的桎梏。这些都是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办法，是一种限制或强制没收自由度的无理手段。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他们被迫选择无奈地顺从这些条框，有意无意地成了国家意志的受害者。为解决这个突出问题，共和国的成立就具有了深远意义。“我”和“共和国”的联系也便有了趋向依托。

简言之，即我的发展需要家庭的支持、共和国的进步。反过来，家和、国兴又取决于无数个“我”的个人进步与发展。

今年是共和国60周年寿辰，十月一日于天安门城楼前举行了隆重的国庆大典和阅兵式。仪式是一种形式，但从这种形式背后，能看到我国军事水平的提升，综合国力的增强。这种外在的形式实质却能给每一个个体、实体注入一种源动力，一种因为依托关系而产生的强烈自豪感。这无论是对个体“我”还是实体“家庭”而言，都是不可或缺又是机会难得的。尤其对于海外华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随着祖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蒸蒸日上，自己也享受着这一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力量。而共和国之所以能日渐强大，细究其因，也是来自于无数中华儿女的个人奋斗和贡献。所以，个体和集体之间，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这种有机的整合带来的效果自然是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个体的长足发展这一互惠双赢的局面。

国乃大“家”，“共和国”是个体意识的表达者，“我”又是集体决议的执行者。个体通过实体“家”的存在联合在一起，并通过一定的血缘关系维系情感、物质上的基本生存需求。当需求诉求难以通过家庭这一实体平台满足时，便寄希望于本着“民主平等”信念建立起来的集体——共和国。当然，所有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无数个体的有效执行，“共和国”与之前其他国家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共和国中的个体从事的是关乎己运的事，即自己自愿而为，是在很大自由度范畴内的行为。可见，我、家、共和国三者的联系十分紧密，环环相扣，过去60年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参考书目：

《吕著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