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共和国
黄培茜 09300220050
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
60年，斗转星移，世事沉浮，沧海桑田。无论是我们的国抑或是我们的家，无不经历了几多更迭，几多巨变。
从当年老旧的石库门房子，到现在现代化的高档成熟小区；从当年单一而枯燥的无线电波到现在层出不穷的各色多媒体产品；从当年马路上整齐划一，毫无个性而言的清一色的中山装到现如今商场服装柜台前熙熙攘攘的景象；从当年不知他国为何物的封闭无知到如今完全可以自主选择境外旅游，甚至是海外留学的自由开放。中国这一个甲子的变化又岂是短短几句话所能概览的！
身为90后的我，如今来洋洋洒洒地谈论共和国的六十年也许会显得浅薄。但我仅希望能够用我亲身的所见所闻，以及从父母长辈口中得知的零星碎片来还原共和国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或许残缺片面，或许微不足道，但却是这六十年最真实的写照。
探索
外婆出生在当年上海滩的一家富户，家中开着一家印刷厂。生活虽算不上顶顶阔绰，却也是衣食无忧。解放后，外婆便与丈夫，也就是我爷爷专心打理着家中的生意。
直到195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政府运用先入股再逐步赎买的方式逐渐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当然，外婆家的印刷厂也在此列之中。这场公私合营运动最终一举奠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所有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行业都被掌握在了政府手中。公私合营完成后，我的外公外婆便成了商务印刷馆的两名普通职工。
所幸的是，外公外婆的工资待遇还是极好的，哪怕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依旧能让一家人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可是，外公外婆的生活轨迹却因此而彻底改变了。从当年的赤手空拳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为全厂人的生计而奋斗，到国营企业里的一个职员，不用担心企业业绩，不用担心失去工作，没有工作压力，没有生活负担。我想外公外婆的生活应当是轻松了不少。
可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这些国营企业上的时候呢？当年的国营企业不用担心盈亏问题，一切由国家负担；没有完善的人员管理体制，员工们全都安于现状，自然也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成果；没有竞争伙伴，也就没有了企业创新发展的压力与动力。这一切问题都在之后的企业发展里逐渐显现了出来，而这些也成了国营企业日后发展最大的阻碍。
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反思，宪法修改规定“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民营企业这才发展了起来。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民营企业的发展之势一片蓬勃，共和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而就当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一片大好之时，我们却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少民营企业因为不堪资金压力而纷纷倒闭。反观国有企业，却因为他们背后雄厚的资金实力而屹立不倒，这不由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其实，有关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一直走在一条探索之路上。
从当年一杆子打倒的清一色的国有化，到之后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直至现在我们对于民营或国企的比较与反思，我想我们一直都在探索中进步。
恰如当年有关共和国究竟是该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如今的我们依旧应该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
我主张的是建立全新的“公私合营“体系。
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更多的是一种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互补与合作。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运动简单否定了“私“的存在，而八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又一味否定了“公”、其实，当我们在批判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有企业在集聚社会资源，构建企业体制方面的卓越能力。简单的否定公有制体制的存在不仅是不合理的，更是对于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求到国有与私营企业间的一个平衡点，让两方合作，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当然，以上仅是我个人对于共和国经济体制的思考。
真正适合于我们国家的路依旧需要依靠我们在今后不断的摸索中自己走出来。
选择
父亲出生在52年，当然，那个年代的人还有个为人所熟知的名字，那就是“老三届”。十年浩劫开始时，父亲才只有初一。在经历了四年的文革岁月之后，父亲便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去了安徽利辛县。那时的父亲还没满18岁。
尽管当时的他与我们走进大学的年龄差不太多,可我想,现时今日的我们是再也体会不到当年他们用弱小的肩膀背起厚厚的行囊背井离乡时的心情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也不知道他们的归期是何时，亦或是永远没有归期？
就在这一片无知绝望中，父亲踏上了他的行程。
据父亲的描述，他插队落户的地方是一块特别贫瘠的土地，实在是种不出什么好的粮食庄稼来，于是便只能种好养活的番薯。农村的生活是简单枯燥的，日复一日的农作，吃的却还是只有番薯。但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对于未来的恐惧，每每想到他有可能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待一辈子，他便久久不能自已。
直到1977年，十年浩劫结束，享受了有关知青回乡政策的父亲终于回到了上海。此时的父亲已经25岁了，却连高中都没有读完。所幸的是，父亲去到农村时带去了姐姐留下的高中课本，在农村的这许多年也未曾荒废学业。终于父亲经过一年的自学顺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然后通过考试成功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夜大学，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当年的父亲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分配插队落户到了农村。所幸的是，父亲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最终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可是对于更多的知青而言呢？他们就此荒废了他们的学业，再也不曾拾起，而这也昭示着他们在日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难免遭到淘汰的残酷现实。可这绝不是他们的错！要说也只能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是所有知青没有选择权利的无奈。
反观现如今，我们却似乎早已习惯了选择。
单以学习为例，我和表哥便是两个生动的例子。
表哥比我大四岁，他初中毕业后便选择了出国留学，孤身一人来到了美国，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而我却与表哥不同。从小到大，我选择的都是享受我们国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最终，我顺利考入了复旦大学这个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学府，攻读基础学科。而此时表哥也已在美国取得了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便毅然选择了回国。
我和他这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在此处殊途同归了。
平时的日子里，我们不会总把“爱国”挂在嘴边。可报效祖国却是每个莘莘学子心底最诚挚最朴实的心愿。
其实，细细想来，我们个人的选择又何尝不是源于国家的选择？若不是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国策的选择，我们又何来出国留学的选项？若不是共和国重视教育的选择，又何来那么多如今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一流大学？若不是共和国对于科学技术创新的选择，又何来对于基础学科如此大的投入与扶植？
所以说，个人的选择与国家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共和国的选择帮助我们做出了人生的精彩的选择，而当我们选择自己的人生时我们当然也该多一点的考虑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坚持
解放后不久，爷爷便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溘然离世了。奶奶一个人仅靠爷爷留下的遗产和单位发下的抚恤金却需要负担起四个孩子的生活。这在现在恐怕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可奶奶却做到了，哪怕是在五十年代末中国大饥荒的年代，奶奶的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也让全家人一同度过了难关。我不知道当时奶奶心中的想法，可我却愿意相信是她心中对于生活的坚持使她挑起了这副沉甸甸的担子。
文革的时候，外公因为曾经赴香港美国等地洽谈生意，而被莫须有的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接着，批斗，公审，抄家，红卫兵一系列的动作随之而来。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人心离散，人人自危的年代，更何况是当时年纪尚幼，心智还不成熟的我的母亲与舅舅。可是他们却不曾怀疑自己的父亲，无论自己的父亲遭到了怎样的苛责与批斗，她们都始终站在自己的父亲这一边，不曾怨恨于他，更不会去揭发他，我想这正是源于他们心中那份对于真理与正义的坚持吧。
而在那个年代，面对着四处肆虐的“读书无用论”，父亲不曾接收到任何正规的良好的知识教育，而到了插队落户下乡的时候，更别提有任何知识来源渠道了。可父亲却始终坚持着他心中的对于知识的坚持，从自学高中知识到考入夜大，哪怕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百倍千倍的努力也始终不曾放弃。
我想，对于坚持，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可是我却更多的愿意将他看做是一种民族精神，它不仅真切的体现在了每个共和国人的行动中，更是整个国家面对危机与挑战时最真实贴切的写照。
面对台湾入联公投等一系列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中国政府与人民们始终践行着对于“一个中国”的坚持；面对SARS，甲流这些传染性疾病，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普通市民都践行着对于每一份生命的坚持；5·12大地震，我们更是坚持“不抛弃，不放弃”的承诺。
平日里我们常常会看到“坚持奉献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等诸如此类的新闻见诸报端。是的，在我们坚持这种种精神的同时，我们可曾想过，其实坚持本身也是一种精神。在面对艰难险阻时，是坚持的精神帮助我们克服重重阻碍；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是坚持的信念帮助我们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胜利的彼岸。
“探索-选择-坚持”，这便是我对共和国六十年风雨历程的概括与总结。
诚然，在共和国的发展路上，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与实践，不仅仅是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在文化、科学等其他各个领域中亦是如此。有了探索，也就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探索中我们必须选择到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国际大环境的发展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这才是其根本意义之所在。
或许是因为家中长辈自小的耳濡目染，我对于共和国的昨天与今天也比同龄人有着更多更深刻的理解。值此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谨以自己家中的故事为引，写下我对于共和国明天的寄望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