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江不曾相望
我，不是一个上海人，却机缘巧合走进了几户黄浦江边的上海人家，这些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上海人，见证了共和国60年里上海的发展与繁荣，又即将在自己家门口等候世博会的召开。
而对于他们，生活在紧挨着世博园区在浦西的红线区的里弄里的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上海人，却又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活正经历着一些是似而非的变化。如果我不是闯入了他们的生活，也许目光仍会一直停留在世博园区在建的恢宏的建筑群中，满心期待着200天后前往那个缤纷的世界，却不会隔江望见这些里弄人家隐于都市中的清贫生活。
从8号线西藏南路站下来，只见几辆工程车接连着从路面上疾驰而过，扬起阵阵尘土，几乎遮蔽了天日，往里走便是世博园区在浦西地区的规划建设工地，形形色色的钢结构支架造型初现，隆隆的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
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这个与世博工地仅仅咫尺之遥的居民区：楼房外搭满了竹制的脚手架，错综地直插屋顶，备用的竹竿凌乱地堆在非机动车道上，行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几个粉刷工人提着油漆桶，站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给年久泛黄的外墙刷上鲜艳的色彩。有几栋楼已粉刷完毕，新刷的淡紫色的外墙在雨后的阳光下显得有些晃眼，阳台上还装上了雕花的铁栅栏，原来木制的窗户也换成了铝合金的。我一度以为自己走错了居民区，那个曾被告知建于七十年代的老住宅区。
我是来这里做社会调查的，调查的内容很繁复，涉及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边念着问卷上的问题，居民们也就顺带着和我聊起了他们的生活。
这一带曾是上海的老工业区，靠近江南造船厂，许多老居民都是和造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工人。董大爷就是这样一位和船舶有着极深的渊源的老人，古稀之年的他曾经是造船厂老车间主任，后来调到船舶设计的研究所做行政工作，说起这些他亲手参与的船舶，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就怎么也收不住：“给‘神舟’飞船作地面监测的‘远望’号测量船的设计和制造我都参加过的。”但我怎么都难以把眼前这间挤着一家8口人的56平米的小房子以及穿着破旧的背心剥毛豆的老人与船舶研究所的退休老干部联系起来。这个被木板分隔成几个小间的家，甚至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厕所，与邻居拼用的过道堆满了杂物。
“分隔一下原来老公房的公用厕所对于政府来说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老人家停下剥毛豆的双手，转向窗外，一位粉刷工人正用鲜艳的明黄色漆覆盖着他家从70年代起就开始经历风霜的外墙，“这样的‘面子工程’没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居民的生活又不会因为这堵漂亮的外墙而改善。” 这位每天看五六份报纸，两个多小时电视新闻的七旬老人说起他对党和政府的感情，透出一种我们年轻人难以深刻理解的坚定，他跟我聊着自己是怎样从一个造船厂的工人逐渐成为了研究所的干部，他特别强调了“国家的培养”；他掏出老年卡告诉我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为他减轻了许多经济上的负担；当他得知我是新闻系的学生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这个未来的媒体人说要更多地为老百姓说话；他说如果还能再选择一次，他仍然要做中国人。
老人家关心上海的发展，却更关心上海的环境，透过密集的脚手架，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他看看天，叹了口气：“现在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厉害了，我老伴就是因为这个空气污染得了肺癌，然后……”
我原本计划用半个小时请董大爷完成问卷，却在他家待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午饭时间才小心地绕过楼梯上的杂乱的粉刷工具，走到居委会休息。
在另一条弄堂的某号居民楼的二楼，我足足花了5分钟才找到约好拜访的人家：一条狭窄的过道，两侧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4户人家的门都半开着，也没标明房号。在过道的尽头，才透过门缝看见了等候我多时的唐阿姨，穿过堆放着灶具的通道，是唐阿姨家的客厅兼卧室兼餐厅兼书房。
“要不是跟你讲好要等你来做调查，我现在肯定打麻将去了。”退休在家的唐阿姨不愿再多操心她三十多岁还没找到工作的儿子，也不愿意再和爱人为了刚到四位数的退休金和18平米不带卫生间的老房子而争执，她给自己的幸福感指数只打了30分，“日子反正都这样了，就这样过着吧。”从邻居那里，她能找到些许安慰，“我没事情的话就约几个邻居一起打打麻将，有时候也会去里弄里的合唱团跟他们一起唱唱歌”，餐桌兼书桌的一角放着一把小电扇，和几张练歌时听的CD。
居委会的老年活动室里，阿姨们一字排开各自忙活着手中的毛衣针，符奶奶80多岁了，眼睛花的厉害，也就坐在旁边看看和她们聊聊天。她年轻的时候从海南嫁到了上海，至今说话还带着明显的海南口音，但她说她喜欢看上海方言电视节目“老娘舅”，喜欢和里弄里的姐妹们一起说说家常。老奶奶颤颤巍巍的手却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但在退休前职务一栏里，她填上了炊事员。她老伴曾是船舶研究所的工程师，多年前的往事她不愿多提，只是告诉我他们老两口现在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室外高温，寿大爷颤颤巍巍地走到居委会，边喘着气边说他们家的空调一直打不起来，老伴热得难受，在耳边絮絮叨叨个不停，他怀疑是工人刷外墙的时候把空调搞坏了。居委会的梁阿姨帮他打电话给施工方，却总是“你找某某某问，我不管这个”的答复，一直打到第五个电话才有施工队答应第二天派人去维修。“外面的施工队总是这样的，做完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是里弄里大家互相照顾。”寿大爷拿着梁阿姨给的施工队的联系电话，自言自语地走出居委会。说起外墙粉刷一个多月带来的居民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投诉，梁阿姨也是一脸无奈：“为了配合世博会嘛，毕竟也投入了那么多钱。”
我，在共和国60岁的这一年，走近过这样的一些上海人家，他们世代生活的，就是这个被世博园区的红线包围着的里弄，每天经历着进进出出的工程车扬起的尘土，隔江遥望着浦江对岸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的缩影。而浦江对岸将要迎来的参观者们，应该不会遥望到这个隐藏于现代繁华都市的里弄，这些隐藏于鲜亮的墙体之内的里弄人家，以及他们依然清贫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