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九语
盛浙湘 08300320009
大家好！
我是来自管理学院统计学专业的盛浙湘，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十年九语》。十年九语，顾名思义，就是十年中的九句话，我决定用九个小故事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个小故事发生在十年前。我捧着纪念建国50周年的作业，思考着如何去记录身边的变迁。良久，决定去询问一位老人。老人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捧出两大盒毛主席像章，指着与众不同的一枚章说，“50年，我一直想到我们国家的蓝天上看看这片土地。”这时，我注意到这并不是像章，而是一枚抗美援朝的纪念章。许久，老人又对我说，“我接触过数以千计次的飞机，却从来没有上去过。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两个盒子你替我保管下去。”后来我去医院看望他，肺癌晚期，临走的那天，我记得是凌晨1：58分，我赶到医院，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再后来，我每次坐飞机都带着这枚让老人有信念走过文革的纪念章，在我们国家自己的蓝天上，替他完成未了的心愿。这位老人是我的祖父，曾在文革中被打为右派并在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抗美援朝中国八一空军某师工程师。
五年前，我在去南昌的火车上碰到一个中年男人。这个男人在沿途的站点向兜售食品的小贩买了一瓶2块钱的矿泉水。他打开水后发现这瓶子是用过回收的旧瓶，于是他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去追那个卖给他水的小贩。火车将要启动的时候，我看他满头大汗地握着两块钱上了火车。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冒着可能错过上车时间的风险，去讨那不一定能要的回的两块钱呢？”他说，“如果今天我不去要那假矿泉水的2块钱，那明天我也不敢去要回假药的2千块钱，无法去要土地补偿钱的2万块。”我很惊讶，在他的头脑中维护个人权力的观念竟然如此强烈。这个中年男人叫王峰，在浙江衢州某建筑工地打工的井冈山失地农民。
三年前，我去上海东方电视台录制首期《少年中国》节目，与我一同录制这档网络直播节目的嘉宾是一位78岁的老太太。在化妆间里，导播给了我们每人一份材料，材料上详细罗列了访谈中主持人会问到的所有问题及“标准”答案。我很诧异地去看老太太见到纸上文字时的神色：她神情自若地浏览了一遍稿纸，然后将其放到一边。在谈到当代青少年立志的问题时，老太太很严肃地说出了我在稿纸上没有见过的话，“这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教育引导的偏差。我们简单地把理想教育等同于了就业教育，‘志向’一词被产业化了。这是体制的问题，不仅在于这几十年过分强调数字层面的增长，我们教育工作者也有责任。”当时的编辑扭头看边上的领导，示意是否要删节，领导说，“就是她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因为她的话特别真诚。”后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录到了一小时三刻。这位78岁的老太太名叫于漪，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一年半前，我和一位中年人一起吃饭。席间，谈到他在珠三角的一份考察报告，我问他，“你凭什么说广东模式走到了瓶颈？”他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政策，那里制鞋、玩具、纺织服装一些行业向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转移非常厉害，原因就是我们的成本降不下来。所以港资和台资企业的工厂老板都携款‘跑路’来关闭企业，接下来就是工人索取工资、供应商追货款、银行追贷款、海关追关税的混乱过程，哄抢暴力的场面时有发生。哄抢中供货商有自己的武装，治安十分不稳定。但是政府采取了保障工人工资的做法，要厂房的房东来承担倒闭企业所欠工资，如果房东无法承担，就没收土地和厂房拍卖发工资。这种非市场的做法无异于紧缩信贷，不稳定的经济雪上加霜。”说这些话的人是被称为“民营企业教父”，原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现红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复旦大学校友杨帆。
今年年初，在一堂课上说到上市公司的掏空问题，“如果没有股东知情权，就无法落实股东代表诉讼，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中就不能真正解决代理问题，也不能做到司法公正，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公司体制改革，还出在1993年的《公司法》。所以我要去打我们国家最早的代表诉讼官司。”这个讲课的人叫胡鸿高，复旦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新《公司法》（2005）修订专家组委员。
半年以前的一个上午，我去采访一位老者关于新医改方案的问题。我首先请他介绍一下医改的总体情况，本意是询问这次医改的亮点，可他一上来就说，“这次医改存在几点遗憾，首先是针对乡村医生仍无明确的规定，其从业资格尚无保证；第二是村卫生室主要还是靠卖药，无法保证基层公益；第三是价格调整老百姓并未受益，养老制度没有保证使得服务没有公益性；第四是服务收入的扩容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将存在的问题摆在取得的成绩之前的这位老者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导，新医改方案制定专家组委员胡善联。
五一节前，我去参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原复旦大学首席教授郑绍濂先生的追思会。追思会上来了很多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其中有一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中年人，他最后一个发言时说到，“从老郑院长身上我体会到，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之大也。一所大学的精神不在于每年拿到的科研经费，也不在于学科规模，更不取决于发表的SCI论文数量。而在于这所学府中的大师们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对后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学术操守对后生的模范。”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的中年人叫杨玉良，中科院院士，原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现复旦大学校长。
今年暑假，我参加党委宣传部的记者培训班。开训的第二天上午，邀请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来给我们做特稿撰写的讲座。讲座前，我匆匆看了他的简历：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报道共和国最年轻市长，揭露贵州福利院卖超生女婴事件……他的简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新闻眼。但是在听他的采访经历时，我发现仅仅用“具有洞察力的新闻眼”来形容他是片面的。他说到这样一个事情：“我去报到矿工现状的时候，回来刚将稿发到编辑部，当地有官员给我打来电话，说‘你记者还想不想做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官员是当地的市委常委，但是稿子还是发了，再后来也没有了他的声音。”这个人是揭露黑煤窑事件第一人，《新闻晨报》国内部记者，复旦大学校友杨育才。
一个月前，在这学期第一堂近现代史纲要课上，我惊诧于10多年思想政治课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带有意识形态地宣传马克思思想会导致相关教育的无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其政治性，而人为地割裂和歪曲历史，这是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之一、是导致阶段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是导致政治虚假和教育无力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这短短的几句话是对我思政课定位与认知的颠覆和重塑。讲课的人是复旦大学教学名师，杜艳华教授。
十年，九件事，与大家一起分享；十年，九句话，代表了共和国历程中几代人的思考，这些思考立足于时代。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大脑，我们纪念共和国60周年才显得有意义；正是有了这样的诠释，我们才能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看到爱国不泯、据理力争、针砭时弊；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物，我们才能在共和国60庆典之时体会到经邦济世、为民请命、忧国竭虑；正是有了这样的言语，我们才能在共和国甲子轮回之刻感受到师之大者、侠之勇者、智之贤者。十年，九句话，将我、家、祖国串在一起，融为一体，从中汲取的是品格，是共和国60载的精魂。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