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宗教知识教育区别于宗教信仰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一致；宗教学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宗教学导论类课程也应与个别宗教的介绍（佛、道、伊、基督宗教或其它宗教研究等）课程相区别，应侧重宗教本质、特征和一般理论，由于宗教学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它符合大学通识教育的要求，宗教学导论可以成为高校的公共通识课程[i]。 现代民主国家采取政教分离的原则，国民教育系统内的学校和政府机构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教育；高校的宗教学教育是宗教学知识教育，和宗教信仰教育不同，后者限定在宗教场所或宗教院校（如神学院或佛学院）举行，面对信教群众进行教义教规的宣传灌输，以宣教弘法、培训信众、巩固宗教团体为目的，而大学的宗教学知识教育则是学术传播为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客观全面地介绍宗教的现象和本质，了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史，认识宗教现象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通过宗教教学，促成学生人文精神的发展，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以及服务社会的奉献意识。两者在教育目标、对象、方式、教学内容很不相同。

蔡元培说，“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教育就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人格，发展能力，大学教育更是如此，教师在共同体的感召下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学生提供心灵的教养。面向21世界的中国高等教育，以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到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为目标，体现出多元化、通识化和素质化的理念追求。复旦大学以通识教育带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在“宽口径、后基础、中能力、求创新”的通才教育的基础上，推出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x]，来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高校的宗教学导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大学教育的本质非常契合。

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如前面所讲，高校的宗教学研究和教育的开展是最近30年的事情，因此能从事宗教知识普及和教育的人才还不是很多。很多学生进入高校学习之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中，片面的宗教知识充满了偏见。有研究表明，中小学涉及到宗教的知识散见在历史、地理、政治和语文教材中，在宗教问题上基本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历史课上知道三大宗教的起源(知识性的)，一是在政治课上知道宗教是精神鸦片(态度上的)。中学教师没有基本的宗教学知识，照本宣科，回避问题，介绍不完整；中学课程设置没有明确的宗教课程，对宗教内容缺乏把握，缺少相应的教材[xi]。因此，基础教育中的宗教学知识无论从课程、教材、师资等角度看，都呈现出简略肤浅、观念片面落后的特征。

         就我们对复旦大学选修宗教课程的同学的课前问卷了解，大多数同学对于宗教的最直接的知识来自旅游，在名胜古迹和海外游历中获得对宗教的感性知识和初步了解，每年只有极个别同学来自宗教信仰的家庭，或出生于有信仰的民族，他们对宗教有较深的体认，参加过宗教活动，不少同学表示，中小学课程中涉及的宗教知识和无神论教育对于了解周围的具体宗教现象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宗教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始终是“神秘高深的”[xii]。另一方面，转型期的大学生是特殊的群体，思维开放活跃，对宗教文化有浓厚兴趣，但是对宗教知识缺乏了解，由于受到学习、情感、生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离家独立生活，他们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宗教团体的特殊气氛的影响，接受某种宗教信仰[xiii]。开设宗教学导论性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各种宗教现象，认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辨别宗教与迷信或邪教的差异，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外，各大宗教都有对信徒具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的伦理道德教化系统，如基督教的信望爱、佛教的慈爱众生、儒家的金规则等，都能和社会主义道德相协调，这些不同的宗教道德资源可以促进学生反思当今社会的价值和信仰体系缺失的困境，关注社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重建问题，促进社会诚信文化和道德文明的建设。

 复旦宗教学导论性课程修读对象一般为大学二年级的同学。目前是哲学专业的必修课，同时也是全校选修课，选修的同学则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年级，该课程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批判性地阅读宗教相关典籍，提升学术能力和学术兴趣；提高学生分析观察宗教问题的能力，正确认识宗教现象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合理性，走出迷信和意识形态的误区；在客观上也可促进学生个体人格成长，从而有利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和谐。

宗教学是诸多社会科学中较为年轻的学科，成立的历史不到150年[iii]，但是它涵盖面极广，全面探讨人类文明进程和人类精神世界的诸多层面的问题，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所关注的问题交叉，采用了诸多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的严谨、哲学的智慧、文学的敏锐和历史的深沉”[iv]。

宗教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宗教现象是人类最古老的精神现象，宗教的起源比语言、艺术、伦理、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人类基本活动要早得多，没有一个民族、地区、部落不存在自己的宗教,由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等提出、得到诸多学者认可的“轴心时代”理论，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中国、印度、希腊、中亚北非等地的“轴心文明”的核心就是宗教哲学思想，表现出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模式，凝聚了人类精神和价值的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是人类文明其它层面得以发展变化的基础，它们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和规范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要了解世界必须了解宗教”[v]，当今世界信奉各种宗教的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88%以上[vi]，宗教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有着极为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而民族宗教问题往往会影响时局，成为某地域的焦点问题或全球性的热点问题。正因为宗教的重要性，在老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1964年中国社科院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vii]，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开始讲授宗教学的相关课程，成为国内最早开设宗教课程的院系[viii]。

 在宗教学学科专业的创建上，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于1978年起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北京大学于1982年正式开始宗教学专业[ix]，并在1985年起与中国社科院世宗所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全国高校最早开始宗教本科教育院校。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北京大学、1997年武汉大学、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2001年山东大学、2008年复旦等分别成立宗教学系，不过同时授予宗教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格的学校并不多，目前也只有北大、人大、川大、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山东大学、武大、南大等少数几个学校。90年代之后，很多其它高校如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等，都有从哲学、历史或文学等不同专业出发的宗教研究和相关宗教课程，有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色宗教研究中心，甚至有的有资格授予宗教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些构成国内高校宗教研究和教学的兴盛图景。[ii]

 复旦的宗教学教学有自己的历史和特色的。1964年毛泽东主席召见复旦历史学系周谷城教授，指示高校要开展宗教学研究，当年复旦部署哲学系严北溟教授开设佛教哲学课程，由西方哲学研究者讲授基督教。正因为有这个基础，80年代中期复旦哲学系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委托，举办过三届宗教干部专修科，颇有影响。尹大贻教授87年出版的《基督教哲学》是该领域国内最早的教材，90年代中期张庆熊教授学成回国，成立了基督教研究中心；王雷泉教授的佛教哲学则延续了已有传统，同时他还开授《宗教学原理》，作为哲学专业的必修课，外系学生可以选修。这门宗教学的导论课程颇受学生好评。随着宗教学科的发展，该课程更名为《宗教学概论》，2003年以后，王雷泉老师邀请两名年轻教师参与该课程的教学，2008年之后，年轻老师独自承担该课程，改名为《宗教学导论》。除了哲学系开设宗教学课程，社会学系、国政系、历史系、中文系、高等研究院、文史研究员和史地所等都有不同的教师开设宗教社会学、宗教史、基督教史、宗教人类学的课程，学生可以自由选课或旁听。

[i]包国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大学课程——关于中国高校开设公共通识课“宗教文化”的若干思考”，《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一期。近年来不少在各类高校开设宗教学课程的一线教学老师也有反思，比如梁小平，“论高校论高校开展宗教学教育的意义”，《黑河学刊》，2011年第9期。戴继成，“明确使命强化特色——公安大学民族宗教类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云南警官学校学报》，2011年第一期。唐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宗教学课程设置初探”，《河池学院学报》，2010年8月，王萌，“关于提高民族院校宗教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思考”，《科技信息》，2010年第28期。以及朱丽霞，“宗教学教学实习基地意义探讨”，《学理论》，2012年27期。

[ii]在课程设置和教学领域，我们宗教专业的教师曾发表过论文，张庆熊，“复旦大学宗教学学科建设与教学探索”，《当代宗教研究》，2003年第一期。朱晓红，Contextual Religious Education, D.LSuh & A. Meutherath ed. ,Charting the Future of Theology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Asian Contexts，（Kashmere Gate, Delhi：Cambridge Press, 2004) ,pp,70-82；以及[iii]以麦克斯·缪勒1872年《宗教学导论》的出版为标志。

[iv]卓新平，“我国宗教学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4期。

[v]江泽民同志的这句话非常到位，见江泽民在2001年12月12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发言。

[vi]参考Todd M. Johnson and Brian J. Grim, The World's Religions in Figur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Demography，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013.

[vii]1963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 上做重要批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世界史。”根据毛主席这一重要批示，周总理对开展宗教研究做了具体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参见卓新平，“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中国宗教学——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暨批示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50周年”，《中国民族报》，2013年8月6日；以及徐以骅，“推进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助力中国对外关系新发展——写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立50周年前夕”，《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24日。

[viii]这零星的宗教学教育实践弥足珍贵，因为“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的70年代，宗教学术领域的基本情况是：大学中没有宗教学和宗教史的课程，学术界几乎没有研究宗教的专业学者，也没有一份专业性的宗教学术刊物。”吕大吉，“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科科学》，2002年第3期。

[ix]王宗昱，“中国宗教学之前瞻”，《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x]王生洪，”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复旦通识教育》，2007年7月第一卷第一期，第14页。

[xi]参见朱亚楼，“当前我国中小学宗教学知识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22-36页。

[xii]以2012年复旦通识课模块课程《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导读》和2012及2013年《宗教学导论》课程的问卷调研为例，前者64人，选课学生为二年级文理各专业的本科学生，约有3个同学有信仰背景，占5%。后者分别为约43人和49人，选课学生多位二年级哲学系本科学生，也有一些经院、新闻等院系同学，2012年班级表示有信仰背景人数为0，2013年表示有信仰背景的人数为2人，占4%。3个班级基本上所有同学都有到访宗教场所的经历，只有1名同学表示从来没有涉足过宗教场所。不少同学私下表示受朋友或同学的影响，在大学时期参加过某些类型的宗教活动；有1/3的同学表示上大学之后读过宗教典籍或者和宗教有关的书籍（小说）等。和2000年前后的学生相比，这些同学对宗教有更开放的态度，基本没有在回答“你认为宗教是什么”的时候，回答宗教是压迫人民的“鸦片”之类，相反，有1/4的同学表示宗教很“神秘”，是人的“精神的最深奥的领域”等。

[xiii]国外新兴宗教发展的资料表明，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不少新兴教派具有强大的传教热情和动力，它们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国内不少校园信仰状况的调查，也表明了大学生信奉宗教的比例在增加。

[xiv]当然,悬置信仰的科学和人文的进路倒是宗教学独立出来的标志。参见朱晓红，“后殖民视域下的宗教学研究”，《复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

[xv]麦克斯·缪勒认为宗教学研究要用比较的方法，“只知道一个宗教就是对宗教一无所知  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麦克斯·缪勒，陈观胜等译，《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0页。

[xvi]比如佛教研究和教学中出现的不自觉的弘法现象，基督教研究中出现的护教现象，参见，陈坚，“护教学还是宗教学：汉语佛教研究方法的再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

[xvii]段德智，“树立宗教学意识乃推进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

[xviii]复旦大学宗教学本科专业开设以来，就重视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分别在06年6月和2010年6月开设玉佛寺教学实习基地和土山湾博物馆教学实习基地。

[xix]胡锦涛同志曾表示，要“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胡锦涛接受第十一世班禅的拜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