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学生专题演讲稿）

——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进化论创立1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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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翁睿星，来自历史系专业，今天我很荣幸来为大家讲一下达尔文及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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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达尔文这个人。

查理斯·达尔文（1809—1882），英国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西部施鲁斯伯里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16岁时，他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达尔文从小就爱打猎，采集矿物和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1829年，在盛怒之下，他被父亲送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希望他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同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环球考察，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考察活动。这艘军舰穿越大西洋、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日回到英国。他在5年的考察活动中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终于写成科学巨著《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牛顿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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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物进化论虽然是19世纪出现的科学理论，不过早在古代，世界各文明古国就有一些学者产生了一些生物进化的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百家争鸣中，有不少先哲都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发表了卓越的见解。庄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指出，野鸭子的腿虽短，接长了反而不行；丹顶鹤的腿虽长，如果把它截短了也不行，因为它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长腿和短腿是适应环境而生长的。有一次，庄子在树林里看到树上的蝉被螳螂捉住，螳螂又被喜鹊俘获，他自己正想用弹弓打喜鹊，却被看守园林的老头骂了一顿。他由此得到启发——生物之间互有牵连，不同的种类常常互相招惹，互相制约。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庄子就已经观察到生物界这种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现象，并且做了清楚而生动的描述，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他对自然界观察的细致入微。

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有关生物进化思想的种子也已经萌发。泰勒斯设想万物都是由水产生出来的，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阿那克西曼德深信生物是在太阳光的作用下，从水元素产生出来的，而高级动物是从低级动物发展起来的。他说：“生物是从太阳蒸发的湿元素产生的。人开始时和另一种动物鱼一样。”

古希腊最博学的亚里士多德曾根据当时的知识，把整个生物界排列成一个连续的逐级上升的阶梯。其中最低级的是非生物体，后面依次是植物，植虫，下等动物，高等动物，最后是人类。在这些阶梯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类型的生物，例如，亚里士多德把蝙蝠看作鸟类和四足类之间的中间形态，把海豹看作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的中间类型等等，使这种阶梯层次成为一根连续无间的链条。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物不是自然历史的产物，而是上天冥冥中事先安排的既定目的的实现，但是他的生物阶梯却在客观上反映了生物界进化发展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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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介绍一下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是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著，全书分为十五编，前有引言和绪论，以下是其十五编目次。

从前十四个篇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物种起源》的内容，即讲述生物进化的过程与法则。而在这前14章中，又可以分成3部分，分别是1至5章，6至10章和11到14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全书的主体及核心，标志着自然选择学说的建立 。第2部分中作者设想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给进化学说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再一一解释，使之化解。这正表现出作者的勇气和学说本身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在第三个大部分，达尔文用它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对生物界在地史演变，地理变迁，形态分化，胚胎发育中的各种现象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使这一理论获得了进一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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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狂涛巨浪。生物是进化的，还是物种不变？人究竟是与猿同祖，还是为神所创？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当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坚决支持，热情宣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他看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像灯塔一样，照亮了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前景。

1860年6月30日，牛津大学的讲演厅座无虚席，英国科学促进会关于生物进化论的辩论会正在这里举行。在会上赫胥黎以科学的态度、生动的事实，极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观点。而作为神创论代言人的牛津大主教则气势汹汹地质问赫胥黎：“请问这位宣称自己是猴子后裔的先生，您是通过祖父还是通过祖母接受了猴子的血统的？”主教以为，这是个比什么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下子就可以置对方于死地。赫胥黎的回答日后成为了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人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与真理背道而驰才是真正的羞耻。”

这场辩论是进化论战胜神创论，是科学战胜神学，是真理战胜谬误的一次伟大胜利。通过辩论，生物进化论从此深入人心，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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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它的影响已不只局限在生物学方面。

1859年是划分科学史前后两个“世界”的界限。《物种起源》的出版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如同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一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李卜克内西对此作过生动的比喻：“达尔文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在他宁静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马克思自己在世界喧嚣的中心所准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别只在杠杆是应用于另一点而已。”由于达尔文，生物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束缚从而飞速地发展，进化论引导人们深入地研究遗传、变异的物质基础及其规律，为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近百年来，分子生物学修正、丰富、完善了它。但是，达尔文奠定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人类认识生物进化的基石。

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远远超越自然科学的范畴。在两大哲学阵营对垒中，它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牢固的自然科学论据。同时，社会、宗教等观念无不受到它的影响。19世纪末，它传入中国，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广泛传播进化论。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孙中山、李大钊、鲁迅甚至是毛泽东都成了进化论的拥护者、宣传者。他们以“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观点鼓励人们奋发图强，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列强，为争取生存和进步而斗争，为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总之，进化论成了唤醒中国人民觉悟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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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只是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篇，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对赫胥黎的原作加以取舍、改造和评论。

而且，我认为严复的译作本身并不是为了介绍进化论本身，而是为了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论》既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观点，也吸收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同时灌注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概括其内容，主要有：一、确认进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说明生物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沿着进化的道路不断发展变化的。严复据此阐发，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严复的译文则把自然进化引入人类社会，把进化当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在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曾摧毁了唯心主义的上帝创世说和生物永恒不变论，给宗教界以严重打击，成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中国，是为了宣传发展变化的观点，打击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基础。二、严复大力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按照赫胥黎原书的看法，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因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这种先天“本性”就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主宰人们行动的一种“天良”，人的这种天良驱使人们“保群”，使人们能够相亲相爱，互敬互助。所以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也不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伦理学来说明；伦理学不能等同于生物进化论。这是赫氏原著中后半部的基本观点。所以原书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讲的是自然界，“伦理学”讲的是人类社会。严复反对赫胥黎后半部的观点，他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他通过按语的方式批评赫胥黎的上述观点，认为人类的天良、同情心、团结互助等特点并非人类的天性，而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他解释说，按照物种起源的学说，人与禽兽本来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由低级生物逐步发展而至高级动物，最后发展到人类，形成社会。这正是“天择”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天良”等心理。可见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正因为严复反对赫胥黎后半部书的观点，认为进化论既适用于自然界又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书只翻译了一半。

根据这个观点，严复认为人类社会中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同生物界一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强者、智者获得生存；弱者、愚者要被淘汰，因此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到处侵略，即因其不断自强，成了竞争中的强者、智者；美洲、澳洲土人所以日衰，即因其浑浑噩噩，不知自强。中国再不能妄自尊大，高谈什么“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竞争中的优者、强者、智者；而中国正是劣者、弱者、愚者，以致成了强国欺侮的对象。他告诉人们，“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有亡国灭种之一途。

与斯宾塞不同，严复在《天演论》提出“任人为治”、“与天争胜”的思想。斯宾塞强调生物现象中的自然淘汰，主张“任天为治”，这是为当时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严复则强调生物现象中的“人工淘汰”，认为“人工淘汰”可以抵制、克服“自然淘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依靠人的主观努力，“任人为治”，“以人持天”，生死存亡，其权在我，目的在于激励弱者与强者竞争，使人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中华民族振作起来，奋发图强，中国不但可以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还可以逐渐走向独立富强，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客观地来说，严复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当时的旧中国来说是有益的，它敲起了国家灭亡的警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轰动一时，风行全国，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严复译《天演论》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爱国走向革命的理论基石，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进化论一直是中国人民从事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有力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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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不得不介绍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认为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也可归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指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它的核心概念——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认为它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理由便是“适者生存”。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一样，经常被卷入关于优生学的争论。对达尔文生物学观点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就是所谓优生学，一些人认为，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这些人认为，诸如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认识和一个人宣扬的理论很相似？

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鼓吹雅丽安人是优等民族，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为了人类的“和谐”，必须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于是各个集中营就建立了起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

这些行为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抹上了不光彩的污点，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没有政治倾向，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它的存在还是有其社会意义的，至少，它能够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能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

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已不再流行，但是我们仍然应当从中汲取有益的方面，撇弃种族主义等等糟粕，让这门随着进化论而产生的理论焕发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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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