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论》一书中，马尔萨斯从人的生物学、自然属性提出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不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两个级数，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长和人口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也以几何级数增长。两个抑制，现实抑制和道德抑制。一条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一个适度，人口的增长必须要有一个适度的限度。三个命题，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和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穷和罪恶做抑制。四点结论，第一，认为工人贫困，失业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而是人口法则作用的结果。第二，建立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制度，不过是幻想，相反，资产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它是出自人口的自然法则产生的。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同样受人口法则的支配，工资的水平是受人口的增减而变动的。第四，反对救济穷人，救济穷人即帮助穷人制造穷人。

 

马尔萨斯 著，郭大力译，《人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人口论》是著名的社会学、经济学著作，书作者马尔萨斯则是一位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其著作也对众多领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目前对《人口论》一书是如何影响达尔文，并促使他创立“自然选择学说”的尚无深入研究，仅在部分书籍和论文中简单描述或一笔带过，我认为其中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本质上的、必然的联系，故试图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由于学识所限，能力所不能及，只得浅谈个中关系，希望有所结论，有所启发。

目前为止，对《人口论》启发达尔文，并促使他创立“自然选择学说”的看法有如下两种：一，以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反对派。他曾在《达尔文传》中，认为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认为：“在讨论关于鸵鸟的绝灭和保存时，他已经接近于最适者能被保存的理论，也许，没有马尔萨斯，他也会得出这个理论的。”二，以斯泰福为代表的肯定派。他曾在《达尔文与进化论》中，花了不少笔墨来阐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把达尔文比喻成痴迷于智力拼图游戏的人，而“1938年秋季，最为关键的一块拼图板找到了适宜的位置。当时，达尔文纯为娱乐,阅读英国牧师、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 欧文·斯通则用艺术的手法描写了《人口论》在达尔文心中产生的巨大震撼：“他开始阅读起来，刚阅到马尔萨斯的第二页，便感到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了一下。这是一道智慧的雷电，照得他头昏目眩，并强烈地震撼着他。自从他开始系统地探索地球动物和植物的物种起源、变化和离差问题以来，已经过去整整十五个月了。可是直到现在，他才偶然找到了解开这个谜的钥匙。……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物种起源世界的那扇紧锁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门。他在两间前厅里来回踱步，随贝格尔舰航行以及返回英国后努力钻研的情景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他却不能宽衣上床，一下子躺在沙发上。现在，他拥有可以开展工作的理论了！”

在接下来的本论当中，我将具体论证《人口论》与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学说”间联系的“形式相似性”、“本质统一性”和“必然联系性”，并作简要分析。

 

所谓形式相似性，即指《人口论》中直接描述自然现象、人类竞争的相关理论与“自然选择学说”在形式上和表述上的相似性。

马克思曾评价《人口论》不过是一本“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的人口学著作，但我们不可否认马克思的评价有他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人口论》中理论的正确性。在马尔萨斯死后的仅仅几年，当达尔文读到下面几行文字时，他顿觉醍醐灌顶。

马尔萨斯这样写道：“自然，用最浪费最自由的手，在动物界、植物界撒布种子。但是育成这种生命种子所必要的场所和营养，它却给得比较吝啬。这地上还含有的生命的芽，如果能够有充分的食物、充分的场所供它繁殖，几千年以后就会充塞几百万个世界了。但是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将把这种生物限制在一定的界限里。植物的种类和动物的种类完全处在这种限制的大法则之下……”马尔萨斯把这一切描述为食物的算术级数增长（1，2，3，4……）和人口几何级数增长（1，2，4，8……）导致的“人口过剩”，继而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通过贫困、饥饿、疾病，甚至战争，适者生存，才能解决问题。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也提及这段故事: “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 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在读了《人口论》后，首先是这样推论的：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如果也像不受限制的人类一样是以指数增长的，那么后代数目将是相当惊人的，但是事实上一个生物群的数目却相对稳定，这说明生物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存活。而导致死亡的原因必然包括天敌的掠杀，和为了生存而争夺有限资源的种内、种间竞争。达尔文进一步推导：任何物种的个体都各不相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会影响生存能力，导致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强有弱。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而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使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达尔文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用了“限制”来解释为什么食物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又用了“不平等”、“竞争”和“战争”这样的词语来表现人口几何级数增长所引发的问题。达尔文同样也用了“有限资源”来表达生存环境的客观“限制”，用了“优势”来表现个体间的“不平等”，又用了“淘汰”来表达有限资源所造成的“竞争”和“战争”现象。在形式上，二者惊人地相似，在内容上，二者又高度地统一。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二者的不同。在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只有它们的自然属性和生物学属性。而《人口论》中所讨论的人，不仅有生物学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所以产生了自发的或被动的节育，用道德控制人口。为什么马尔萨斯无法把食物的限制和人类的竞争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推广，因为他所关注的是离不开社会属性的人类，而达尔文则从历史发展，物种演变的角度，发现了“自然选择学说”。

我们说《人口论》中的表述和“自然选择学说”间有着“形式相似性”，然而其本质在于二者的出发点都源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物学属性，于是便引发了下一章节的就“本质统一性”的讨论。

 

所谓本质统一性，即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与其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有着相同的生物学属性，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人类的动物性和人类的生物学属性。在生物学分类中，人类属于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作为动物，最终极的目标是生存下去，繁衍后代，将自己的遗传基因复制。为了生存，吃饱喝足，它们划分地盘，标志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单独活动的危险，它们有时又集合成了群体；为了繁衍后代，它们共同保护幼崽；为了保证自己的遗传基因得以延续，它们在一致对外后，在种内又发生了竞争，打斗。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把自己的理论归结为三点：“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压，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这几点很好地反映了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人要生存就要获取物质资料，因为物质资料有限，就注定不是所有人都有，所以没有能力获取物质资料的人就会死亡（在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体系不完善时，发生频繁）。在有物质资料的人群中，为了使自己的遗传基因得以延续，人们希望略去更多的物质资料以表明自己的基因是优秀的，自己是有能力的，来吸引异性。这几点在本质上也是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好在，人终究是人，人类的文明建立起了社会、福利、救济等相关体制，来保障每个社会人。人类一直在用社会性压制或抑制动物性，这是人和自然界动物的区别所在。

为了说明人类动物性来源于我们的动物祖先，我们要更正一些平时司空见惯的说法。我们有时说人是高等动物，其实这样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是高智能生物。因为在非洲，包括南美洲的丛林中，一些黑人部落中的人动物性比社会性更高。他们划分狩猎区域，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在缺少食物的季节自相残杀。他们只能被称为进化的相当完备的哺乳动物，也就是高等动物。

通过这一章节，论证了人类的动物性和生物学属性。我们发现《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所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所以《人口论》能启发达尔文也就自然而然了。

就马尔萨斯和达尔文而言，他们都是自己本学科内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对他们自己所研究的学科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们都已经在自己所在领域站到了顶峰。我想：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们将共同面对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道”的东西，于是便有了研究事物发展规律，认识事物本质的哲学。在下一章节中，我将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简单论证《人口论》与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学说”间必然的联系。

 

所谓必然联系性，即指学科与学科之间，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必定互有关联，它们的本质规律是相通的。

外国的博士头衔被称为Ph.D是有它道理的，我们说哲学是所有科学的母亲。这句话一点没错！哲学是研究科学的学科，它以万事万物的本质和本质规律为研究对象，探究的是更深刻更终极的问题。哲学的许多原理都是从各种学科的广泛实践后总结的总结，它从各学科中汲取营养，又用通行的理论反哺于各学科。

近代西方的科学发展更是离不开其哲学的根基，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朴素唯物主义到黑格尔的辩证法。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有哲学的基础才使其科学及技术的发展有了思想的依据。

我认为经济学包括社会学与生物学之间都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们都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它们归根到底只是大哲学之下的分支。它们之间的理论互通、借鉴和启发都是有其必然性的。从“伟大”到“伟大”，一切皆有可能。

 

正因为《人口论》与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学说”所研究的对象有着本质上的统一性，以及科学间所固有的必然联系，在表象上呈现为形式上的高度相似性。达尔文从《人口论》中获得灵感，我们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但我更多看到的是偶然背后的必然，或者说是“高度盖然性”。从“伟大”到“伟大”，他们共同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

此外，就个人而言，如爱因斯坦这样能在物理、数学，甚至小提琴上都很有成就或有相当造诣的人也有其必然性的。包括学生，教授，研究者，职员或领导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涉猎更多的领域，学会将心得迁移是有很多益处的。

在研究《人口论》与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学说”间关系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因为学识所限，能力所不能及，而无法阐明之处。其中包括，对人的动物性的认识，对人类生物学属性的把握，对哲学的认识等，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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