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otte Ikels,2004, FILIAL PIET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笔者看来，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适时推出的《论孝顺：当代东亚社会的实践与话语研究》一书，体现了迄今为止田野工作者对东亚文化语境中孝顺问题所作的实证研究的高度专业水准。此书的主编是著名都市人类学家和中国老年问题专家艾秀慈。该书是在汇集了以中国大陆为主要代表的东亚社会学和人类学专家对孝顺实践所进行的学术探讨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艾秀慈等学者在研究中采用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观察和田野体验来收集多种数据的方法，将视角投向20世纪末中国城乡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力图获得与本地区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密切相关的有关具体社会实践中的孝顺问题的深厚的地方性知识。这一研究手段显然与以往那种沉溺于书斋对孝顺课题进行文本考证的做法大相径庭。恰恰是这种将存在于个人和集体层面的历史记忆、权力结构和特定地方和场域有机联结的研究途径，能使学界内外所有关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孝顺问题的人士，得到完全不同于精英大师们的注解，而且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从普通市民到村野农夫心声和思维模式的鲜活话语和经验。

  以研究地域为顺序，本书各章对于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地方性变革与孝顺理念之间的张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和讨论。在第一至第四章中，人类学者王丹宇、米勒、景军和张红以来自辽宁、山东、甘肃和湖北的民族志案例，向我们生动地呈现了二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于地方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决策者难以预料的变化。而孝顺这一在中国农村世代珍视的传统，在实践中所不断面临的被削弱和抛弃的趋势缺失是最令研究者们不安的严峻事实。以夫妻双方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已经开始取代传统的多代同堂的扩大型家庭，成为农业劳动和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由此带来的婚后居住模式的改变，使“轮养”或“吃轮饭”成为在新形势下为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接受的一种或多或少体现孝顺原则的养老模式。同时，作为孤寡老人在儿子家中轮流吃住方式的补充，女儿在婚嫁之后，在自身父母赡养的过程中也在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而农村中不愿接受“轮养”和成为被动的孝敬对象，并且决意自食其力和单独居住的，也大有人在。根据笔者和在复旦同事们2006年在安徽一些民工流出地区的研究和观察，“轮养”模式由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以难以为继。而田头村间依稀可见的茅舍陋屋，是单居老人的不得已的栖身之地。目睹此景不禁令人怀念人民公社时代“老有所依”的美好时光。

  在第五章中艾秀慈教授对于国家与敬老传统在实践过程中的微妙关系，以丧葬习俗在新时期的变迁为例，作了极富地方色彩的人类学深描和分析。在田野研究中她记录了广州地 区在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上出现的各式丧葬祭祀物品。而在商业化背景下“风水”知识在民间的广泛普及，使人们在重构原本已近消失的传统殡葬仪式过程中，有了“新”的指南。尽管火化在实践中已经取代土葬成为处理死者尸体的合理和科学的手段，然而一些广州市民为了表达孝心，想方设法以不完全火化的方式，实现其已故长辈的二次下葬和“入 土为 安”的遗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丧葬仪式的变革为城市居民重新定义和建构孝敬仪式，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

  在第六章，通过对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两组调查数据的比对分析，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怀特对于现代性和孝顺传统的关系，作了精到解释。怀特认为大陆和台湾地 区在养老制度和孝顺传统的模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他进而指出工业化在这两个地区所引 起的快速和深远的变化未必会在实践中削弱孝顺的传统。例如，生活在现代化和西化程度更高的台湾地区的老人，比照他们在大陆的同年龄组的人群，更倾向于依赖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模式。他强调在研究这两个同处中华文化圈的地区时，尤其要注意到不同社会和经济发展轨迹对于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孝顺模式的作用。

  在随后的两章中，来自韩国的学者以个案形式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孝作为文化理念与具体实践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城市的无限扩张和持续的城郊化使韩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乡村老年人的传统权威不断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和挑战，孝顺成为当地道德社区的一个充满政治话语和怀旧情绪的敏感议题。同时生活方式和文化变迁也迫使新一代韩国人以更为务实的调适和应变策略，寻求在物质和礼仪两方面解决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孝顺理想所遭遇的困难。

  本书的最后三章为来自日本的案例。作者们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对发生在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度的孝顺危机进行了冷静剖析。曾几何时，有关孝顺的霸权话语对于明确和规范传统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扮演了类似于意识形态的角色，从而使社会等级和孝子贤孙的产生的整个过程变得合情合理。然而当初敢怒而不敢言的年轻一代最终对孝顺这一儒家伦理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和困惑。由于传统的长子继承制在事实上成为长子寻找配偶的一道障碍，使敬老孝顺这一道德理想难以转化成持之以恒的行动。而代表后工业社会人口结构特征的高龄老人(祖父辈)和超高龄老人(曾祖父辈)群体的出现，使得重新考虑和拟定孝敬实践中的代际契约关系，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本书充分体现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对于东亚社会在人口、家庭组织和社会福利方面正在经历的剧变的人文关注和专业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没有满足于对孝顺和儒家伦理命运进喋喋不休的文本探讨，而是以深入田野的研究方式，自下而上作出了足以覆盖老年学、亲族和性别、人口和全球化等多个学科的宝贵贡献。

潘天舒老师 推介

注：本书作者艾秀慈为美国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教授，是中国研究权威Era Vogel（傅高义）的夫人。同时，本文是根据潘老师在2005年《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秋季号所发书评改写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