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guson, James.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Development," Depolitization, and Bureacratic Power in Lesoth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人类学界，针对发展实践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发自埃斯科巴（Escobar）和福格森（Ferguson）。作为《遭遇发展》和《反政治机器》的作者，他们的研究焦点是国际开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所施加的负面影响。埃斯科巴曾指出：“发展”是二次大战之后的西方大国在寻求解决世界难题和管理第三世界方法时的一大发明。发展的代理人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本身已经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成为必要的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发展行业也变得高度专业化和机构化。特定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价值确认使所谓“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成为向第三世界灌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指导工业化进程的工具。而且发展话语不但是一种管理第三世界的机制，同时还有着构建甚至于制造有关第三世界真相的功能。

       埃斯科巴的观点在福格森的这本题为《反政治机器》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呼应和展开。这本书的中心观点如下：“发展”话语将贫穷这一错综复杂的现象纳入完全抽离政治和文化语境的技术问题范畴；由于贫穷并非简单的技术性难题，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等）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注定行不通；试图提供技术方案的结果之一便是国家控制得以延伸，而并非地方经济状况的好转；与此同时，“发展”话语在实践中的渗透和弥漫为寻找下一步技术性方案提出了需求，也强化了贫困问题的非政治化趋势。在书的序言中，福格森罗列了一长串为莱索托提供过经济援助的国际机构、非政府和半官方组织（Ferguson 1990：6－7）。就资金、知识和技术层面而言，由近百个国际组织参“发展”产业的实力，应足以使这个非洲小国起死回生。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莱索托所实施的一个个接力式的发展项目，创造的也只是项目不断失败或中途夭折的历史。福格森在此书中要做的就是通过对其中的一个由世界银行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资助的农业发展项目的酝酿、筹划和实施过程的探析，为理解发展机器的运行提供案例（1990：9）。

      在序言后半部，福格森将笔锋转向人类学和相关学科对于发展问题的文献评述（1990：9－17）。他按意识形态取向将文献分为两类话语。第一种话语来自以应用实践为导向的发展人类学者，其关注要点在于找出项目出错的地方，并设法改进（参见第二篇有关案例）。第二种话语则几乎千篇一律地将发展计划视为资本剥削的工具（如依存理论和世界体系模式所示）。两种话语都缺乏对发展这一特殊仪器功能本身的必要考察。而这正是福格森想要填补的一项空白。福格森在第二章对世界银行于1975年颁布的莱索托国家报告所作的系统解构，可能是该书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借用福柯的话语分析手段，福格森引用世界银行文献的相关段落，展示了莱索托被构建成一个与市场隔离的传统社会的全过程（1990：25－73）。一百多年来莱索托作为南非金矿的劳力储备这一事实本身也被说成是一个由于人口增产过快而引发的新近事件。而且莱索托一直是向南非出口农产品的重要邻国。在福格森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而是将莱索托描述为一个穷国这一概念化和公式化过程中显现的典型的社会进化论思维模式：作为一个国家，莱索托不仅贫穷，而且它贫穷的原因在于它处在发展的低级阶段，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之缺乏与外部世界的基本联系。如此定位自然为世界银行以经济发展的权威代理人身份进入当地社会，创造了足够的空间和条件。

      在该书临近结尾时，福格森对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所笃信的“发展”教条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出于维护和增加自身机构利益的考虑，几乎所有的援助发展的努力都未能辨明“欠发达”国家问题所在的根源。他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将贫穷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技术性问题，丝毫不留任何的回旋余地，同时向无权无势的受压迫民众允诺以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发展’这一错综复杂而又充满霸权意识的问题群，成为了当今世界将贫困议题非政治化的一个主要手段，成为了一架使国家官僚权力适时地以‘贫穷’为进口，加强和施展影响的机器”(Ferguson 1990: 256)。

      作为20世纪末的一部“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力作，福格森通过解构世界银行和剖析文献的方法，评述发展成为所谓“反政治” 机器的过程，有力地批评了国际组织以所谓非政治的“技术”手段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的做法。他们对于西方大国经济和政治精英以国际开发产业为平台，通过制造一系列用技术性和专业性字眼包装的有关发展的霸权话语，从而建构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受援国和地区，为实施经援创造条件。公正地说，这一来自人类学界对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产业化和“非政治化”倾向的批评之声，是难得的苦口良药。然而，作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人类学界的发言人，福格森似乎不珍视实证观察和田野经验这一原本是安身立命的学科传统，代之以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学术态度。因而，在他们的视野开始变得狭小，只看到发展这庞大的“反政治机器”以及一整套被权力牢牢掌控的严密机构，而无视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国际发展人类学界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如由于NGO和众多非官方组织的介入，在发展策略的制定过程中，地方性知识以及来自草根民众的参与都开始受到重视。在钦佩福格森的锐利目光和独到见解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他们所代表“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就其终极效果而言，可能不过是以西方象牙塔内师生为受众的经院评论，一种发展问题研究中另类精英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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