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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孕妇唐女士状告商务部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认为她属于商务部录用公务人员，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因此裁定驳回唐女士的起诉。（4月22日《新京报》）从法律角度说，法院驳回唐女士的起诉无可厚非。

　因为有关公务员的奖惩、任免等事宜都属于同部行政法律关系，法律明确规定对

此类决定不服，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向行政体系内部其他机构申请行政复议、内部申诉或仲裁。换句话说，对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而言，法院不是公务员寻求正义的场所。

　　通过此案不难看出，在公务员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上，公务员的个人权利为行政权所吸收和消融，形成了一种特别权力（法律）关系。

　　这种关系甚至可以简化为“命令与服从”，即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特别的规则来拘束、制约、奖惩其公务人员，而公务员只有忍受和服从的义务。就唐女士与商务部之间的纠纷而言，商务部可以依据其内部规则制约或惩处所属的公务人员，而作为其公务人员的唐女士，服从辞退决定就是其义务所在。这实际上“剥夺”了唐女士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位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赋予公务员独立的法律地位，还原其作为公民所具备的权利；要通过立法对行政机关的权力做出限制，在行政机关的决定影响到了公务员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时，应该赋予公务员一定的诉权。

4. 应该实行怎样的奖惩和培训
    宋世明点评：公务员考核在世界各国普遍是一大难题。这次《公务员法》中对完善考核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如考核等次由原来的三等改为四等。探索创新，是完善考核的动力所在。考核是可以科学化的，是可以做好的。考核对公务员既是激励，又是压力，更是人才开发的重要方式。
    宋世明点评：培训，既是公务员的义务，更是公务员的权利。《公务员法》在公务员权利规定中说得很清楚，培训经费在工资福利保险一章中规定得也很清楚：由财政保证。现实中的培训，有的公务员成了“学习委员”，培训机会供给过度，反而厌恶了“培训”，视培训为一项负担。多数情况下，公务员工作很繁忙，抽不出时间，或限于经费等方面的制约，培训机会供给不足。《公务员法》实施后，需要切实落实公务员的培训权利。
5. 你对工资福利待遇满意吗
    陈瑞莲点评：单纯从管理学理论角度来考察，我们现行的不同职务级别间的工资待遇差别是不大的。为体现“按劳取酬”，对公务员工资应实行“职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职位越高，担子越重，责任越大，相应地工资待遇也应体现出差别。但为什么有这么多基层公务员认为工资福利“悬殊过大”，原因需要深入调查。
    陈瑞莲点评：单纯从管理学理论角度来考察，我们现行的不同职务级别间的工资待遇差别是不大的。为体现“按劳取酬”，对公务员工资应实行“职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职位越高，担子越重，责任越大，相应地工资待遇也应体现出差别。但为什么有这么多基层公务员认为工资福利“悬殊过大”，原因需要深入调查。
6.单位无理时，你会选择控告吗
    宋世明点评：在现行权利救济制度下，选择“申诉控告”的占了41.5%，这个数据已是很高了。对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体现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成熟程度与文明程度。公务员与机关相比，公务员处于相对弱势，因此《公务员法》应该加大对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救济力度。很可惜，《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包括“机关内部的人事处理决定”，这是《公务员法》没有将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接轨的主要原因。
    为加大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公务员法》有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变一级申诉为二级申诉，二是聘任制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可与司法接轨，三是第54条规定，公务员可以有条件地说“不”。
    宋世明点评：如果上级决定和命令有错误，“要求上级改正或者撤销，无法改变上级意见时就服从”占63.3%，这说明《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受到了大部分公务员的欢迎.。对《公务员法》第54条特做两点说明：其一，《公务员法》第9条规定，“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这说明，不依法履行职务，而依照上级错误的决定来履行职务，那么就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这说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有权利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公务员是法律的仆人，法律与上级决定和命令相比，法律优先。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政府管理也不是单纯如一张白纸。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为了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广大公务员还是要关注一下《公务员法》第5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