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公共影视教学团队——影视剧艺术
《海角七号》:落魄人生的奇迹演出
发布时间: 2012-03-20   浏览次数: 321

《海角七号》:落魄人生的奇迹演出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龚金平 陈寅


       影片《海角七号》(2008,导演魏德圣)在台湾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票房达5亿新台币,而且收获了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诸多奖项,这不由让人们看到了台湾电影复兴的迹象,并思考其在台湾风靡一时、在大陆和香港等地也产生一定影响的原因。
       一部优秀的影片一定是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非常出色,如情节设置、主题表达、演员表演、摄影风格、音乐元素等等。在《海角七号》里,没有大场面,没有明星阵营,场景设置、摄影风格、服装造型等方面似乎也只追求平实,未刻意求新求变;在表演方面,除了个别人物(如代表会主席)相当出彩之外,大都力求本色自然。而且,影片所注目的只是一群小人物,他们为一个日本歌手担任暖场乐团的过程似乎也不值一提。那么,影片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一   落魄人生的奇迹演出

 

       影片《海角七号》的主人公是一群普通得有些卑微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却能深深打动观众,因为在他们身上,观众体认到了一种普通人的处境以及超越这种处境的不息努力。这样,《海角七号》似乎类同于好莱坞的“英雄片”,即一个落魄的普通人,看上去失意困顿,人生灰暗,但在某个机缘巧合的时刻,他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担当起拯救地球或某个城市的重任,并在此过程中收获了一位美貌女子的爱情。确实,《海角七号》的情节中有“英雄梦”的元素,只不过表达得更含蓄内敛一点而已,而这正契合了观众的观影心理:大部分正如影片中那些人物一样不起眼,甚至经历着人生的不如意,但他们未曾放弃梦想,渴望在某个万众瞩目的时刻确证自己的存在魅力乃至存在价值。
      《海角七号》中的人物,似乎都活得不如意。如阿嘉,在台北组建乐团打拼了多年,虽觉得自己不差,但结局仍是黯然离开台北。这是一次被动和无奈的退缩,一次对自己失去信心,对未来失去憧憬的绝望时刻。回到故乡恒春郡,阿嘉还要靠民意代表主席的说情以及茂伯(及时)的受伤才得到一份邮递员的工作。在这份单调又繁重的工作中,阿嘉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在他冷漠的脸上,流露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可又无法超越的无力。他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对所有人都显得冷若冰霜,尤其不愿在故乡再接触摇滚乐。
         劳马以前是台北迅雷小组的成员,工作具有高风险,妻子离开了他,他也在受伤后回到故乡做一个普通的交警。情感上的受伤加上人生的灰暗,使他显得情绪急躁,动作粗鲁。似乎唯有在音乐中,尤其是忧伤的口琴和原住民语言的吟唱中才能使他平静下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乐器挑选大赛上,他与父亲同奏口琴而不显露自己会弹吉它的才艺。这也可以理解影片不经意地表现他常在码头上独自吹奏口琴的细节,——他在等待某艘船会在某个时刻靠岸。
       水蛙酷爱打鼓,但现实中修理摩托车的工作似乎用不着他这项技艺。他爱上了老板娘,但老板尚健在,且老板娘有三个孩子。水蛙就陷于这种困境中,他为着一份无望的爱而苦苦守候,他身处平淡的人生而执着追求。
茂伯快80岁了,弹了50多年月琴,虽受人尊敬,被称为“国宝”,但这是一种束之高阁的供奉,更是一种拒绝式的隔离。为此,他一直渴望能有一个机会登台表演月琴弹奏。
        还有马拉桑,作为一个米酒的推销商,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似乎眼中只有钱财,但实际上,他只是因为生存的压力而遗忘了真实的自我。他会弹贝斯,一听到酒店地下室在练团就兴奋不已。
        还有友子,她反复强调她也是模特,但公司只让她做保姆和翻译,她感到深深的厌倦。而且,工作上的不顺,更让她接近崩溃。但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不容有浪漫幻想,不容有心满意足。
        因此,影片最后这个草台乐团在舞台上恣意酣畅地表演,兴之所至地演唱就格外有一种宣泄的力量。他们将这个舞台真正变成了展现才艺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忘却现实中一切的烦恼忧伤,一切的失意困窘。虽然,演出结束之后,他们的生活可能仍是原来的继续,但因有了这次的奇迹般的演出,人生的况味将会不一样了。

       二   两个时代的爱情传奇

     《 海角七号》中上演了两个时代的爱情。一是1945年,一位日语老师与台湾少女小岛友子之间的师生恋,他们的爱情尚未开花结果就因日本战败而夭折。——一个普通人承担了作为战败国的耻辱,他们的爱情因战争或者说大的历史变动而设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影片中那位老师的画外音,正是对这份爱情的追忆、对恋人的深切思念,以及对自己懦弱的深深忏悔。在这份师生恋中,因未成正果而显得凄美,因战争的大背景而显得悲凉,因时隔60年之后再来回忆而更像一段传奇。
60年之后,在同一个地方,换了人间,另一份类似的爱情正在上演。这回的主角是一个台湾男子和日本少女。这是两个失意的人,都有着对现状的不满,因为一个由“破铜烂铁”组成的乐团而走到了一起。两人的爱情,来自于某种因落寞而产生的理解,因梦想追求而有的契合,两人之间不再有现实的樊篱或者说历史的阻隔,而是纯然的两颗心灵之间的相互吸引与靠近。
        影片中有限出现的60年前的场景中,都用了暖色调,将那刻骨铭心的离别处理成为温馨的回忆,诗意的怀想。这种回忆和怀想,遮蔽了其中的伤痛和绝望,将其还原为心中永远的怀念。这种怀念因已成过往而成为传奇,因不可复制而更彰显其永恒和珍贵。
如果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影片又在60年后恒春郡不同的人物身上构建了人生历时性的情感状态。影片中年纪最小的鸭尾和大大,都是小学生,他们之间的情感,比友情稍微亲密,是纯真的情感萌动,他们在童话般的世界中自得其乐。正因为如此,这种童年的情感只具有怀旧的价值,而未必能在现实中修成正果。
        青年时期的爱情发生在阿嘉和友子之间,他们有着年轻人的激情和敏感,他们面对爱情选择的是勇敢追求和直接表白。
而明珠,代表历经了爱情与婚姻伤痛的中年女子。她平静麻木的面容背后,掩藏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她封闭在一己的世界中,她在抽烟中思考,在抽烟中逃避。与明珠年纪相仿的是水蛙,他陷入了对一位有夫之妇的无望之爱中。
        而代表会主席和阿嘉的母亲,年龄为60岁上下,在历经了人生的苦痛欢欣之后,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相互依靠和相互温暖的依偎。这种黄昏恋,不会轰轰烈烈,不会大起大落,平静而坦然,但更为坚韧和隽永。
        因此,影片向我们描绘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爱情状态:童年的纯真美好、青年的热烈浪漫、中年的沧桑平静、老年的平淡隽永。其实,影片更希望这不同阶段的爱情能够统一杂糅成理想之爱,而这种理想状态的爱情在60年前的那段师生恋中全部出现了。只是,那段爱情因残缺而显得美好,因时空距离而显得坚贞,更因生死相隔而成为传奇。所以,那只能是一种想象,一种近乎虚构的美好。60年后,“海角七号”的地址已无人记得,足以说明这种过于纯粹的爱情太过脆弱。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60年前的那段爱情若真的触及坚实的大地,或走进琐碎的生活,其浪漫美好、热烈深沉还能保留几分?——所以,60年前的爱情是影片为庸常俗世中的人们虚构的一种浪漫怀想,彰显的是“怀旧”的价值和抚慰的意义。

         三  关于“乡镇”与“城市”

      影片《海角七号》有一个“乡镇”与“城市”的背景,虽然“城市”的意象在影片只出现了几分钟,但足以与“乡镇”构成多个维度上的对比,并成为影片中人物要悖论式地面对的存在。
影片一开始,就是日语老师的画外音,画面则是船上离开台湾的人群。在一种暖色调中,这个场景显得异常温暖,并带上了悠悠岁月的回忆基调。在这两个镜头中,摄影机只有平缓的推或固定机位的凝视。当画面右侧出现片名时,左侧是轮船在海面上行驶的空镜头,画面显得诗意唯美。
       片名之后,在轮船的影像之上叠印出台北的夜景街道,前景是黑黝黝的建筑,后景是一幢隐约有灯光的高大建筑,画面显得杂乱而幽深,并略带神秘恐怖。画面切到寂静无人的街头一角,阿嘉推车准备离开台北,在发动摩托前摔烂吉它,大吼着,“我操你,我操你他妈的台北。”阿嘉驾车离去,摄影机固定不动,随后大俯拍跟拍,之后又在狭窄繁华的街道上空并不平稳流畅地推进。在一个下降镜头中,摄影机对准街上汹涌的人潮,并捕捉到了阿嘉,还可看到阿嘉摩托车后座上的铺盖卷。这时,摄影机有一个跳轴,从反方向给了阿嘉手上的纹身一个特写,这个纹身类似于吉它,但又有着张扬的力量。这个纹身代表了阿嘉的青春梦想,现在又将成为台北留给他的烙印。这个特写之后,画面又切成阿嘉的正面近景,绿灯亮,阿嘉开动摩托,下一个镜头又是跳轴,是阿嘉手臂的特写,在阿嘉的摩托车后视镜中,台北正在远去。镜头拉开,跟拍,阿嘉在桥上疾驰,可看到田野和远山,当然工业文明的痕迹依然明显。从此之后,阿嘉行驶的方向统一了,不再有跳轴。这说明,对于阿嘉来说,台北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地方,或者说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地方,唯有故乡有着明确的方向,可以成为心灵疲惫和受伤之后的憩息所。在阿嘉一路疾驰的过程中,城市的痕迹越来越淡。黄昏时分,在一个固定机位的正面平角度全景镜头中,阿嘉驶过名曰“西门”的古旧城墙回到了故乡。还是固定机位,不过在几乎可以忽略的淡出淡入之后,已是日景。一辆中巴驶过来,停下,司机说不能过,友子用不大标准的国语说可以,刚刚好。但司机坚持说不行。友子劝他试试,司机拒绝。
       下一个镜头,是闹市街头,一批身穿比基尼的性感模特在水果摊前准备拍照,旁边有大量的中老年人旁观。镜头反打,可看到摄影师,及他背后的一大群女中学生站在高处观看(这说明,乡镇的居民以老孺妇幼为主,影片后面会介绍,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模特(有白种人、黑种人,还有棕色人种,这可代表一种国际元素来到乡镇)摆出性感妖娆的姿势,旁边是麻木、好奇的旁观者。民意代表主席挤过来,执意从镜头前走过,狠狠地看了一眼摄影师(这代表了乡镇对于外来者的某种敌意和无奈)。
       这个开头说明,“城市”只会让人受伤和失意,而“乡镇”可以成为诗意的居住地和疗伤的场所。而且,“乡镇”对于外来者设置了一道形同虚设的屏障,即那古旧的城墙。这道城墙会毫不犹豫地接纳漂泊归乡的游子,但对于外来者有一种委婉的拒绝。当然,这种拒绝是无力的,因为中巴虽然不能从城墙穿过,但仍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来到了乡镇,并引起强烈的关注。
       此外,主席与两个民意代表去与酒店经理谈判时,经理要主席有地球村观念,主席大怒,“什么地球村,你们外地人来这里开饭店,做经理,山也占,地也占,连海也要给我占。我们当地人呢?都出外地人当伙计。这像住同一颗地球上吗?” 主席在经理的房间看海时感叹,说这边的海这么漂亮,我们自己却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另一个民意代表说,因为有钱人连海都买去了,却不留一点给我们。主席后来还向友子抱怨,“你看我们的海这么漂亮,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就是留不住?”还有乐团第一次排练时,主席面对抱怨的水蛙也恶狠狠地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整个恒春放火烧掉,然后把所有年轻人,叫回自己家乡,重新再造,自己做老板,别给外地人当伙计。
因此,影片呈现了一个传统社区(乡镇)在面对工业文明进程时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这种外来的冲击使得这个社区不再安宁,年轻人都出去了,这里正渐渐冷清,这才会出现茂伯快80岁了还在当邮递员、作为小学生的大大为教堂伴奏的现实;另一方面,类似于度假酒店在这里的开设,既是“外来者”的“入侵”,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外来者”来挤占乡民们的海滩。即使如阿嘉,也是在台北受伤失意后才回到故乡,但他的心永远也不会属于故乡了。因为,这个故乡正在远离历史潮流。——当茂伯发现阿嘉将未送完的信全部放在家里时,说,这样会误事,万一是人家结婚、生子,或者出殡的通知怎么办?阿嘉不以为然,“现在都打电话了,哪有人写信?”
       那么,工业文明的潮流是什么?正如马拉桑推销的酒,是对原住民的小米酒进行重新包装,准备打入国际市场。而且,从那精致的包装和全新的营销理念来看,这也是“传统”进入市场的唯一方式。还有酒店经理的“整体营销”策略(请日本歌手在海滩演出,请台北的乐团来暖场),也体现了市场化背景下甚至国际化背景下“传统”的尴尬处境。因为,当主席说暖场要请本地乐团时,经理说你们本地根本没有乐团,影片插入的一个画面是四个中老年人在树荫下演奏二胡、月琴等传统乐器,唱的是当地语言的慢歌。经理说他们要请很热闹的乐团,这时影片插入的画面是两个穿得性感火辣的女子(其中一个是三点式)在霓虹灯装扮的舞台上唱劲歌跳艳舞。
       因此,《海角七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勾勒了全球化背景对一个传统乡镇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是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无数机会,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则痛心疾首于故乡的被“侵占”。对此,影片同样显得犹豫不决:一方面沉醉于这种传统乡镇的安宁和谐,另一方面又欣赏现代工业文明所倡导的那种积极开放的生存理念,以及因此而拓展的人生境界。

      四  精心设置的电影音乐

     《海角七号》在音乐的运用方面是非常用心的,在不同场合、不同人物身上设置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这些音乐没有成为华丽又空洞的点缀,而是极好地烘托了气氛,表达了特定的情绪,甚至参与到影片的叙事中去。
阿嘉离开台北时,有一段很长的摇滚乐,传达出年青人的躁动,有着直白的宣泄和呐喊。这种带有摇滚性质的现代流行音乐,另在影片的几个特定场景出现:那群模特来到小镇时,阿嘉排练不顺跳进海中洗澡时……可见,这种风格的音乐镶嵌进了现代生活时空,契合了现代生活的时尚、节奏和现代年青人的内心情绪状态。
       茂伯出场时,一般是哼着小调,偶尔配乐,也是用民族性的乐器——月琴。这种乐器,还有劳马的口琴及他父子俩用原住民语言的吟唱,代表的是一种“乡镇”的情感状态,是“传统”在现代时空的存在方式。这种音乐,节奏平缓,形式朴素,但流露出一种岁月的积淀和幽幽的叹息。影片用一些细节表明了这种音乐的处境:茂件的月琴无人愿听,只能自娱自乐;劳马父子俩的口琴、吟唱在那场乐器选拔赛上,明显不合时宜,淹没于台下鼎沸的人声中;相比之下,阿嘉用电声吉它弹奏时,顿时吸引了观众,连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的大大也不由摘下耳机。
        影片中还有另一种风格的配乐,其主旋律是钢琴,另有大提琴、小提琴伴奏。这是由西洋乐器组成的一种多声部弦乐演奏,同样节奏平缓、情绪忧伤。这种音乐一般出现在60年前的老师在画外音念那些情书时(现代时空里表达阿嘉等人的忧伤时刻时也会出现)。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古典(但不是民族式)的方式包装对一份情感的追忆,演绎现代人在喧嚣中对宁静、悠远的某种渴望。
       这三种风格的音乐在最后阿嘉他们登台演出时得到了集中展现。阿嘉他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是《无乐不作》,这是阿嘉早年的作品,带有摇滚风格(乐器用的是电声吉它、贝斯、主音吉它、键盘),众人的演唱是粗犷奔放的,带着宣泄的快感,这是他们排遣生活中的失意。阿嘉演唱的第二首歌是《国境之南》,这首歌的风格接近影片中钢琴配乐的基调,平静、忧伤、内敛、含蓄,显然,这是阿嘉历经了沧桑、失意之后对生活和情感更深沉的体悟。这首歌实际上还沟通了60年前的那场爱情,也使阿嘉更进一步表白了对友子的爱情。这时,茂伯的月琴加入了演奏,马拉桑和大大都换了乐器。第三首歌是《野玫瑰》,由阿嘉与中孝介合唱,茂伯的月琴几乎是主角,劳马的口琴也加入进来。作为一首具有世界性的音乐作品,《野玫瑰》(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作曲,歌德作词,周学普译)体现了导演一种实现沟通、理解的意图,希望在一种世界性的氛围中完成一种历史、人生的圆融,一举勾连起“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
因此,影片在最后的演唱会上,用音乐的形式铺演了多种情绪,并勾勒了阿嘉为代表的年青人的心路历程:从年青的躁动(摇滚乐)走向对生活和爱情的深沉体悟(风格平缓的《国境之南》),再到对传统,对历史,对世界的理解与接纳(《野玫瑰》)。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传统”与“本土”在影片中地位的变迁轨迹:由最开始的落寞、疏离、被拒绝的状态(茂伯的月琴),到最后有机会登台演出,并汇入大合奏,成为世界视域下可通约和理解的声音。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海角七号》获得成功的原因:既有本土的元素,又有现代工业文明观照和世界性元素冲击下“本土”的存在状态,还有契合所有人观影心理的“白日梦”(爱情梦,小人物的成功梦)的书写。在电影语言上,影片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但亦有相当精致细腻的地方,如那七封情书,没有满足于单调的画外音旁白,而是在声画对位中勾连了两个时空。当画外音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星光,是自几亿光年远的星球上所发射过来的吗?哇,几亿光年发射出来的光,我们现在才看到。”这时,现代时空的阿嘉打开台灯,一片桔黄色的光照在熟睡的友子身上。当情书中念及“友子,我爱你”时,画面却是独自在海滩的现代友子。这样,那七封情书就没有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在对现代时空的爱情进行改写、丰富、补充,并产生一种独特的人世沧桑之感,以及历史与现实的互文关系。
       如果再联系导演魏德圣在拍摄《海角七号》之前的多年蛰伏,联系主演范逸臣作为一个歌手“红不了”的状态,再联系台湾电影近年来的沉寂与落寞,甚至联系“台湾”自身的某种尴尬处境,《海角七号》中那些人物不甘于现状而积极追索、奋发有为的生命激情,无疑能够给台湾电影、台湾民众、主创人员、普通观众以极大的心灵抚慰。
当然,《海角七号》远非完美,其不足之处亦相当明显,如情节发展中巧合太多,主要演员的表演不够功力,部分人物设置牵强、刻划单薄(如大大的母亲)。而且,影片对于人物现实的困境,只有表面的触及和想象式的解决。因为,劳马等人在演出中虽然获得了暂时的满足和超越,但芳华散尽,他们又将直面人生的灰暗与落魄。即使是阿嘉与友子,他们的爱情究竟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他们的未来如何能保证不再陷入困窘与不如意,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影片只是诱使观众在现实的舞台上打了一个盹。
      此外,影片对于“历史”的立场也相当可疑。按理说,关于台湾被日本占领的那段历史,自然会留下许多辛酸与苦痛,但影片却将之幻化成一种诗意的想象和回忆。也许,影片不想以一种严肃的立场去还原或反思“历史”,更不想与“政治”有任何交集,但影片的叙事逻辑中60年前的异国恋是如此重要,而且在影片结尾当年的主人公正面出场了(60年前的男主人公从未有正面特写,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身影),观众有理由知道导演对于那段历史、那份恋情的情感立场。但是,“历史”在影片中只处于晦暗不明且经过美化提纯的状态。或者说,“历史”充当了现实时空中一段异国恋的“信使”,影片却又不希望这个“信使”太过清晰,而且强行对这个“信使”加以扭曲与改造,这正是影片自相矛盾或者说过于暧昧的地方。


海角七号 Cape No.7
编剧、导 演:魏德圣
主 演:范逸臣
田中千绘
民雄
马念先
林宗仁
马如龙
台湾上映日期:2008 年 8月 22日
大陆上映日期: 2009年2月14日
出品:果子电影公司(台湾)
片 长:129分钟
获奖情况: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马如龙)、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吕圣斐、骆集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国境之南》)、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魏德圣)

剧情介绍:
台湾南部恒春郡的一家度假酒店将在沙滩上举办一场大型演唱会,由于民意代表主席的坚持,暖场乐团将由当地的乐手们组团演出。于是,代班邮差阿嘉、小米酒业务员马拉桑、机车行工人水蛙、原住民警察劳马、老邮差茂伯、教堂伴奏大大等人七拼八凑组成了一个“破铜烂铁”的乐团。这个乐团让个性严谨、心情烦闷的演唱会日本籍监督友子小姐伤透脑筋,主唱阿嘉更是无时无刻不惹恼她。随着演出时间愈来愈近,两人的冲突也愈演愈烈,没想到一份装在写着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邮包里的过期情书,竟在半世纪后,悄悄牵起了另一段跨国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