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金陵十三钗》（2011，导演张艺谋）的过程，既是看一场轰轰烈烈的“贞操保卫战”，一场“妓女向神女升华”的崇高之旅，同时还夹杂着对张艺谋“奥斯卡配方”的辨认和对其“全球视野”的膜拜。尤其当那些奥斯卡名作中的桥段、细节、人物设置在《金陵十三钗》中变奏着出现并叠加时，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影片“冲奥”的用心和决心。
     《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是一个美国人，他在旁观其它民族的苦难时一度表现得漠然，甚至希望在别人的绝境中攫取一些个人利益，但是，因为一些特别的机缘，以及施暴者的异常残忍和受害者的异常无助，这个旁观者激发出了内心的良知和勇气，完成了从一个利己主义者到一个利他的英雄的飞跃。——这个约翰怎么那么像《辛德勒的名单》（1993，导演斯皮尔伯格，获第6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奖项）中的辛德勒？
      约翰在影片中饰演一个“入殓师”，但除了为死去的女儿化妆时，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于生者和死者的高贵意义，直到在那个特殊的情境中，这位“入殓师”体认到了工作的成就感，他让死者得到了体面，让生者得到了安慰，让生存与死亡都变得庄严无比。这些桥段更加熟悉了，那来自日本的《入殓师》（2008，导演泷田洋二郎，获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奖项）。
      影片中的日本军官在教堂里看到钢琴时，不由自主地弹奏了一曲思乡曲，这个细节观众也不陌生。在《钢琴家》（2002，导演波兰斯基，获第7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奖项）中，有一位德国军官也喜欢钢琴，并与犹太钢琴家惺惺相惜。《辛德勒的名单》中，一位德国军官在屠杀的间隙也气定神闲地在一架钢琴面前坐下，优雅地演奏。如果说后面两部影片中的这个细节能凸显“优雅”与“残暴”的对比，“音乐”跨越国界与种族的力量，日本军官弹奏思乡曲想表达什么？日本人攻打南京很辛苦？日本人在异族的土地上烧杀淫掠之余其实很思念家乡？日本人在恶魔的行径之外其实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灵？
       甚至，《金陵十三钗》中的战斗场面也非常类似《拯救大兵瑞恩》（1998，导演斯皮尔伯格，获第71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奖项）的风格， 突出了现代战争的质感与震撼性，彰显了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壮意味。《金陵十三钗》中李教导员组织的那几次战斗固然精彩，但会令观众觉得像个讽刺，有这样的军事素质、组织能力、应变能力、豪迈气概和精准枪法，为何南京城会失守，为何会有八年艰难的抗日战争？显然，影片将战斗作了一些适合观赏的美化与风格化，这虽然多少不符合历史真实，但迎合了被《拯救大兵瑞恩》熏陶之后的观众对战争的视听期待与想象。
       除了这些“奥斯卡配方”，《金陵十三钗》的情节主体实际上是一场“贞操保卫战”：李教导员等人放弃出城的机会冒死一战，就是为了从日本人的魔掌下拯救那群教会女学生；约翰从懦弱到挺身而出，是因为女学生即将被蹂躏；十二个妓女和男扮女装的陈乔治替代十二个女学生去日本人的军营“从容赴死”，也是因为那些女学生还是处女。此外，影片还希望将“贞操”与“民族气节”、“人格操守”等内涵形成互文式的表达，当那十二个妓女牺牲自我时，她们不仅成为拯救他人的“英雄”，救赎了自己此前的不清白经历，更完成了人格、气节、操守的重建。
      其实，影片用“妓女”去成全“处女”，不仅缺少充分的伦理动机，还会遭遇一些道义上的难题。正如约翰所疑惑的，“不是说人人平等吗？”还有，影片试图证明“商女也知亡国恨”和“婊子有情”，是为千百年来被误读和蒙羞的妓女正名，还是为家国沦陷的子民重塑刚健的人格？为了完成这种“宏大叙事”的崇高表达，影片甚至没有交代十二位妓女如何完成了那个致命的心理嬗变：她们最初决定代替女学生去日本人军营时，只是出于作为“专业人士”的老练想把它当成一次惨烈的“工作经历”，未必会死，她们也不想死；但是，她们出发前又个个身藏用碎镜子做成的利器，决心以死保卫身体的清白。影片对这中间的情感逻辑缺少铺垫和交代，只能视为张艺谋对“民族气节”一次僵硬而矫情的表达。更进一步，十二个“承受天恩”的女学生面对他人的牺牲为何有些无动于衷，甚至认为理所当然？鉴于影片用了幸存者书娟的旁白，观众有理由质问，她们在此后的人生中怎么就没有任何的愧疚和感动？
        为了获得奥斯卡的青睐，影片《金陵十三钗》除了有“奥斯卡配方”，还有一种“全球视野”，那就是“表现战争或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嬗变与升华”。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主题，能得到全世界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确实，影片在约翰、妓女、女学生等人之间融注了人类关于偏见与超越，沟通与理解，人性的偏狭、圆融与升华的种种内心起伏。这样的主题表达也许能征服奥斯卡的评委或海外观众，但却轻易地消费了“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因为，《金陵十三钗》中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虚设成任何一个其它的灾难性情境，日本人也可以置换成任何邪恶的力量。这样，“南京大屠杀”冷峻残酷的历史气息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凸显与强调。而且，由于影片没有交代那“金陵十三钗”的最终命运，使影片对于日本人的惨无人道还缺少一次控诉，对于这“十三钗”的慷慨与从容，高贵与坚贞也缺少一次形象的呈现。
       要全面分析《金陵十三钗》的“全球视野”，还有必要比较它的前世，即《避难》（1988，导演韩三平、周力，编剧李克威、李贵、严歌苓）。在《避难》中，弥漫着一种异常冷峻悲壮的气息，影片对于那个沉重的历史情境保持了历史书写的谨慎与诚意。当然，由于当时的影片制作水准以及艺术创作观念的局限，《避难》的观赏性比较差，大多数场景似乎都用的是自然光效，暗调画面非常多，没有激烈的战斗场面，更没有香艳的女性身体展示。但是，《避难》和《金陵十三钗》一样，都强调了“上帝的无力”，或者说“上帝在人间”的理念。如《避难》，它不断渲染教堂的圣洁与庄严，但它在日本人的残暴和邪恶面前不堪一击，甚至最血腥的屠杀就发生在主教的面前，当杨柳风、小彩月和胡醉花从阁楼下走下来从容迎对日本人时，她们才是真正的“圣母玛丽亚”再生。在《金陵十三钗》中，主教早已死亡，“上帝”对于人间的灾难无能无力，最终的拯救来自于人性的复苏和众人自我牺牲的精神。
       由于1988年中国“娱乐片”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全球视野”和“北美市场”的野心当然更是无从谈起，《避难》没有将焦点放在“娱乐”或“普适性主题的表达”上，而是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或还原那段酷烈的历史，并从三位妓女（其实小彩月是个唱戏曲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妓女）身上见证人性的光辉和民族气节的高贵（她们引爆了手榴弹与一车日本人同归于尽，这也符合当时观众的心理需求）。当然，影片对人物的心理刻划略显空洞，未能在三位妓女身上施加足够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纠缠。这个问题《金陵十三钗》解决得也不理想。
二十三年后，同一题材被翻拍时，张艺谋深谙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国际惯例”，不仅将避难的人数由三人增加到十四人（确实是十四名，而不是所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十三人，十四人中有两人后来因牵强的理由返回翠禧楼拿琴弦和耳环而死于日军之手），还有意无意展示那些妓女半露的酥胸，充满肉欲诱惑的女性臂部，光洁的大腿，用白布束胸时曼妙的身材，还有在能通过电影审查的前提下极力渲染的强奸场面，以及一些充满暧昧和挑逗意味的话语。看来，时代的进步也就是使影片的观赏性（视听震撼和肉体展示）更强，主题更具国际风范（人性）。
       其实，《金陵十三钗》对于人性的展示有细腻和真实的一面，对于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各色表演也有比较丰富的呈现，但我依然认为这是张艺谋的一部投机之作，目标再次指向“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为了增加得奖的概率，影片拼凑了诸多奥斯卡名作的“配方”，并加上“民族化”的情调（如《秦淮景》的表演，具有中国古典美的女主人公玉墨）和“国际化”的命题，却偏偏不愿意以一种最大的诚意和悲悯的情怀去触及“南京大屠杀”本身，或者对于“人性”进行更深入的拷问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