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公共影视教学团队——影视剧艺术
《花木兰》:中国式英雄的成长与加冕
发布时间: 2012-03-20   浏览次数: 211

《花木兰》:中国式英雄的成长与加冕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龚金平


           2002年,《英雄》(导演张艺谋)的“隆重登场”,使中国观众全方位地领略了中国“大片”的风采,而且使“大片”的制作在中国蔚然成风。此后,中国的“大片”除了信奉好莱坞“高投入、明星阵营、立体营销”的理念之外,更在样式方面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多为古装战争片(或武侠片),追求视听震撼、斑斓色彩、宏大场面、史诗气概。而且,这类影片都偏爱用东方意象包装西方式的主题,即在影片中点缀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元素,但在主题表达、人物行为动机等方面又力求“与世界接轨”,如对“和平、统一”的膜拜,对人性阴暗面的揭示,对“弑父冲动”的影像再现,等等。
       纵观中国近年出品的一些古装战争大片,应该说各有侧重和成就:《墨攻》(2006,导演张之亮)通过革离真实的遭际和细腻的心理活动来表达人类对“兼爱”的向往与努力,以及美好理念不敌人性阴暗的无限悲凉;《投名状》(2007,导演阿可辛)最能打动观众的,无疑是融注其中的三兄弟之间生死同心的情义、反目成仇的惨烈、人性卑劣与单纯的映照,以及对乱世中个体生存的某种哀叹与反思;《赤壁》(2008,导演吴宇森)犹如一次令观众大开眼界的冷兵器精粹集锦和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古代阵法铺演,影片不仅在酷烈的战争背景下凸显男性之间义薄云天的豪情与情谊,更在战争的废墟上见证了“胜利”、“野心”的苍凉面容;《麦田》(2009,导演何平)没有聚焦于两军交锋,也没有在场面上过分渲染战争的视听震撼,而是将重心放在战争的后景,关注战争中女人的处境和遭遇,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反思战争。——战争除了使无数男人洒血疆场,更使无数女人经受身体和心灵的戕害,而且,战争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可能是永久的。
       面对这些古装战争大片,我们不由疑惑,《花木兰》(2009,导演马楚成)能有哪些方面的突破,能为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或者说将找到怎样的支点来标榜自己的独特性?

         一

 

       北朝民歌《木兰辞》礼赞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豪迈气概,但叙述的重心似乎放在木兰出征前的内心波澜和准备活动,以及木兰归乡后的欣喜和战友得知木兰是女性的惊讶,至于木兰十二年的征战经历,《木兰辞》只作了高度浓缩: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对于电影而言,这种概括无疑过于简略,读者无从知晓木兰在军营中因女性身份而面临的尴尬与危险,也无从知晓木兰在战场上的心路历程。
      1 999年,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电影《花木兰》(Mulan,Directed  by Barry Cook and Tony Bancroft )中,木兰的形象不再是抽象的,但也不是血性阳刚的,而是像一个邻家女孩,充分展露出活泼、可爱、聪明、调皮的一面。从影像风格来看,影片具有中国水墨画淡雅幽远的意境,情节中也飘浮着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如长城、“三从四德”、皇宫、媒婆、龙等,但除此之外,影片的内核基本上是西化的,如个体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体认,对荣誉、忠诚、爱情的现代性阐释。同时,影片中那夸张、滑稽的动作,人物俏皮又机智的语言,都营造出独特的喜剧氛围,这恐怕与中国式的“温柔敦厚”也是不相容的。
        迪士尼出品的《花木兰》最大的特点还在对花木兰形象的塑造,它没有突出木兰男性化的勇敢、坚毅、血性,而是处处强调她作为一个女性所特有的性情,如她的柔弱、细腻、敏感、聪慧。她在战争中并不是靠武力取胜,她得到同伴的尊重也不是来自于力量,而是智慧。例如,在雪地遇到匈奴大军,木兰没有硬拼,而是用最后一发炮弹轰炸雪山,制造雪崩从而一举歼灭敌人。在拯救皇帝时,木兰也利用她的机智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在这些细节里,观众可以看到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某些痕迹,以及好莱坞常常重复的主题:凡人身上的奇迹与梦想,以及凡人对自我的重新发现。正如影片中的木须龙所说,它去帮助木兰,初衷是想让老祖先见证自己的成就以宽恕自己打碎巨石神龙的罪过,并重新做回守护神。而木兰也坦言,她代父从军,可能不仅是为了尽孝,也是为了成就一个巾帼英雄。当然,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伟业,从而书写了辉煌的人生。最后,木兰为父亲带回了单于的宝剑和皇上的玉佩,实现了光宗耀祖的重任,而且收获了与李翔的爱情。
        因此,迪士尼出品的《花木兰》虽然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某些意境和外壳,但其幽默手段、经典桥段、主题表达都是好莱坞习见的,因而失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和人格内涵的神韵。

         二

        2009年的《花木兰》没有过多地聚焦于花木兰作为一个女性在军营中会遇到的尴尬以及她在战场上的不适应,而是将她塑造成了一个武功高强、指挥才能出众(虽然这多少令人可疑)的将才。所以,她基本上是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在行军打仗,并赢得部下的爱戴与尊重。要说木兰女性化的特征,可能就是她在战场常常流露出人道的关怀,即她不够血腥、冷酷,而是有着女性化的敏感、富于同情心和容易感情用事。显然,她的这些特点与战场的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在第一次战役中,面对被制服的柔然将领,木兰心有犹豫,是文泰以“军令”相逼才使她痛下杀手。由此,木兰开始见证并适应战争的残酷与血腥。但是,这离木兰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和将领还有相当的差距。因为,她会出于对文泰安危的关切而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救援,致使军粮被毁,无数士兵被杀。面对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木兰愧疚无语,并由此消沉。最后,木兰意识到有些事不得不去做,这是责任。她对众将士说,她以前一直害怕和逃避打仗,这种害怕和逃避让她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逃避,停止不了战争;害怕,只能让我们失去更多。”
         因此,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不是像迪士尼出品的《花木兰》那样在战场上突出作为女性的花木兰,而是见证花木兰的成长:从害怕、逃避战争到直面战争;从害怕杀戮到正视杀戮的不可避免;从犹豫、消沉到勇敢担当;从感情用事到冷静刚强(小虎在她面前被敌人处死她也没有冲动而破坏全局);从敏感多思到剪断情感的羁绊以使自己更强大。可见,战争的法则是“反女性的”,需要花木兰像一个男人那样去战斗,去压抑甚至扼杀自己情感性的因素(无论是面对杀戮的犹豫,对牺牲的同情和伤感,还是对文泰的爱情)。
       《花木兰》(2009)在塑造花木兰时似乎使其失去了女性特征,但这不是影片的失误,而是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战争的残酷:先是将本应不属于战争的木兰卷入战争,又在战争中窒息木兰的同情、善良,以及女性情感。——注意木兰回家后对着镜子里自己老去的容颜所流露出的那一缕难以察觉的失落与感伤,与《木兰辞》中木兰回家后“对镜贴花黄”的欣喜相比较,凸显的是战争对女性青春和幸福的戕害。
       《花木兰》(2009)虽然书写了花木兰的成长,但并没有融注个人英雄主义的豪迈与张扬,而是飘浮着无言的沉重与悲凉。因为,花木兰出征的主观意愿并非追求功名,她的“成长”也是在一种被动的姿态下(对责任的担当)不自觉地完成的,这使花木兰常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去看待战争中的血腥与惨烈,也使她用一种透彻的从容去面对“功成名就”的显赫。在这一点上,《花木兰》与《墨攻》、《赤壁》等影片有相通之处。

       三

         或许是出于对海外市场的考虑,近年中国的古装大片都热衷于用传统的“瓶”装西方的“酒”。如《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导演张艺谋,情节类似于曹禺的话剧《雷雨》),仅将中国民族文化外化为一些宫廷仪式、服饰和建筑,而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全然是西化的。还有《夜宴》(2006,导演冯小刚),显然脱胎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影片中虽然有竹林、皇宫、(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的点缀,但在情节主题上沿袭了原作的核心内容。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两部影片浓郁的“民族特征”并不能救赎失却了民族底蕴的电影之魂。
2009年的《花木兰》并没有刻意堆砌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而是在现代性理念的照拂下书写了中国式英雄的成长轨迹。当然,影片既然脱胎于北朝民歌《木兰辞》,必然也包含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中国式的伦理动机(“孝”)与人生理想(“尽孝”)。
        在影片中,至少有两个人物从军的初衷不是荣誉、功名,甚至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伦理上的动机。花木兰考虑到父亲体弱多病,显然不能再上战场而主动担当起尽孝的责任(这也可以理解,当皇上要封木兰为大将军时,木兰婉拒,她只想回到父亲身边尽孝)。还有小白,他母亲病了,他为了给母亲治病而代邻居的儿子出征。或许,这种从军的动机不够高尚和宏大,却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方式。因为,中国是一个讲究血缘的民族,和谐完满的人伦秩序是个体一生谨记并信奉的原则。对于个体而言,“孝”是先于“忠”而存在并体认的。所以,影片让个体从“孝”出发去践行对国家的“忠”,这能引起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而且不会使影片的主题陷入空洞矫情。
         如果一部影片只有中国式伦理的表达,恐怕在主题内涵上会略显单薄与贫弱,而且难以触动海外观众的心弦。因此,《花木兰》(2009)既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也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具有世界共通性的命题,如对战争残酷性的反思、人性的复杂、责任的沉重等。这些命题,在《投名状》、《麦田》等影片中也有触及,甚至更为丰富和深入,但《花木兰》对战争的反思仍有独到之处,对“责任的沉重”更是反复渲染。
         影片开始不久,花木兰的父亲花弧就向旁人说,战场上不应该有感情,而且,战场上只有死人和疯子,没有英雄。当花木兰真正参与战争之后,才真切地意识到这是一位征战多年的战士得出的带血启示:在那个杀戮无时不在的环境里,个体性的同情、悲悯、犹豫、软弱,更不要说爱情都是不合时宜的,都只会影响个体的判断力和行动能力;在那个死亡时刻逼近的氛围里,高谈功名、荣誉都是虚无的,只有本着求生的本能才能在战场上获得坚韧的生存。因此,影片对战场生活本质的概括是异常朴素和深刻的。
同时,《花木兰》还细腻地呈现了人性的各色表现:不仅有花木兰面对杀戮的犹豫与厌恶,也有门独因个人野心膨胀而形成的扭曲与邪恶,还有臧质因嫉妒而生的残忍,当然也有小虎等战俘面对死亡的从容,胡奎面对战友命悬一线的拼死救助,还有花木兰在臧质背弃她之后的坚贞。这些人性的复杂内容,都因为战争的背景而被放大。
        此外,影片也反复渲染了“责任”的沉重。出于对责任的担当,花木兰走出了个体性的厌战情绪,也走出了一己的伤感与失落,内心变得强大了。而当部队陷入绝境时,文泰主动站出来,愿意做人质以拯救几千弟兄。当战争结束后,面对文泰对花木兰的眷恋,皇上要文泰必须和柔然公主结婚,以缔造和平安宁的局面,这是责任。文泰最后想与花木兰离开时,花木兰也是用“责任”劝文泰以天下苍生为重,以个人情感为轻。因此,影片呈现了个体在责任与情感之间的艰难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豪迈,更有个体对自己身份与处境的真切体认。这种体认,具有意义的世界共通性。
 
       影片《花木兰》(2009)虽然选择了中国传统的题材,但在反映“人”的成长以及对战争的反思、责任与情感的冲突等方面都具有现代性的内涵,并对这些内涵提供了独特的思考角度,这对于影片娱乐大片的定位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影片中的主要人物虽然都表现不俗,但对老单于和柔然公主的刻划多少流于表面,观众尤其难以索解柔然公主“和平”观念的来由。同时,影片在一些台词方面有过于用力之嫌,如对“责任”、“忠诚”的强调,都由人物一次次地宣讲,没有让“倾向性”自然地流露,恰当地表白。但不管怎样,《花木兰》体现了中国制作古装战争大片方面的信心和成就,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具有视听冲击力的影像,而且交织了含蓄真挚的爱情,以及人物对伦理、情感、责任的沉重担当,在思想内涵方面也比较丰富和深刻,这无疑代表了中国对抗好莱坞大片的一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