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例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性恋健康热线咨询电话为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盲点；同时，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女同性恋社群如何借助国际的公共政策组织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扩展进行当代反思。

    新千年以来，同志咨询热线随着各类基金赞助的艾滋病性病项目的落实而在中国各大城市兴起，在一个爱惜面子的社会，热线电话给予了同性恋社群倾诉衷肠的渠道，尽管咨询热线服务是经过政府机构化、建制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但由于具有相对的匿名性，热线电话仍然为异性恋体制内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直接控制下的女同性恋社群交流提供了一种解脱和自由，直接挑战了主流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dominate gender’S ideology)与异性恋话语霸权(discourse hegemony)。“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在顾全‘个人匿名性’的情况下，避免公开的个人“现身”，积极向异性恋社会发声，实现话语抗争，从而强化女同的性取向认同，并凝聚不可见、不可闻的女同社群，推进女同性恋身份的合法性的社会运动。这迥异于西方社会同性恋社群为争取平权的“个人现身”的示威游行，相比西方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这种匿名的、自主的咨询，志愿者以圈内人的身份和理解、体谅的语调娓娓讲述的应答方式，在当前的大陆社会也许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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