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哲”与“西哲”
复旦大学哲学院 徐洪兴
最近一段时间来，“中国有无哲学”或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又有点“热”起来了。本来，对这一话题我仅有偶尔观赏的兴趣。但读了一些文章之后，我有一种感觉——或许是错觉，即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来讲述中国的本土哲学，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因此必需反思我们过去的哲学“语境”，进而能建构起一种真正纯粹的“本民族”的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我以为，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因此，忝为一个“中国哲学”的从业者，我也想冒昧地说上几句，至于说得当与不当，还请识者批评指正。
（一）
说到“中国有无哲学”或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它在中国至少也存在有一个世纪左右了。西方人如黑格尔、文德尔班，及最近的德里达之属，就不必多提了，就说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吧：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人都知道，直到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是没有“哲学”这一专门门类的学问的。不遑论“哲学”这一学科，就连“哲学”这个词，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汉语中也不存在。据考证这一名词是从日文中借用过来的，就如同“国学”、“文化”等概念一样。它最初是由日本学者西周为了翻译西语Philosophy一词，而把中文的“哲”、“学”两个汉字合起来而成的。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聪明而贴切的译法，它把西语中Philosophy的基本意思“爱智”，用中文比较恰当地表示了出来。1902年，《新民丛报》中首先使用了“哲学”这个概念；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哲学门”（1919年蔡元培校长改为哲学系），由此标志着哲学这一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但直到本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这至少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问题。谓予不信，不妨以当时最注重哲学的王国维和蔡元培两位先生的观点来看看：前者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直言：“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后者在其1923年所撰的《五十年中国之哲学》中认为：“最近五十年，虽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地讲起来，‘五十年中国之哲学’一语实不能成立。”
当然，仔细玩味王、蔡两位先生的话，不难理解他们的意思实际是指中国没有严格按西方意义上讲的“philosophy”，而不是说中国历来就没有哲学。钱穆先生在其晚年（1984年）所作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也指出：“哲学一名词，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无之。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西方哲学思想重在探讨真理，亦不得谓中国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近代国人率以哲学称之，亦不当厚非。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是亦不可不辨。”
钱先生之言自是不刊之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它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的思索，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对万事万物及其彼此间关系的探究。因此，中国哲学完全可与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等并列，成为世界上大的哲学体系中之一种。
但如果按照某些西方学者（包括认同这些西方学者的中国学人）的观点，中国是没有“哲学”的，因为他们的“哲学”标准是以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式为参照系，并以所谓“本体论”（Ontology）、“形而上学”（Metaphysic）为唯一的衡量尺度，所以认定中国只有“思想”而无“哲学”。这就涉及到如何界定“哲学”的问题，就象如何界定“宗教”和中国有没有“宗教”的问题一样。老实说，这是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从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到牟宗三……，近百年来的有关讨论和答案也够多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暂且把它“悬置”起来。
（二）
就事论事，在“哲学”名义下探讨问题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它完全不同于以往依附于经学或子学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从一开始起，它就成为中西思想接触、碰撞和交流的产物。因此，当我们要讨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时，一方面很难避免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各自的那一套概念、范畴、命题、体系、方法等基本的语境，另一方面又不尽同于这一基本语境。
即使那些主张用纯粹的中国哲学语言来讲中国哲学的人，也很难做到他们所愿望的那样。如马一浮先生，他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六艺”就可以“赅摄一切学术”，在说到“哲学”时他提出：“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大小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者，《乐》之遗；唯物者，《礼》之失。凡言宇宙观者，皆有《易》之意；言人生观者，皆有《春秋》之意。”（《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且不论马先生的这番话所指的究竟为何，仅就表述的语言来看，就不无梁任公所谓“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味道。
所以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就是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接触过程中的一条崎岖而漫长的探索之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的前辈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他们一方面不断地介绍西方的哲学，努力使自己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整理中国传统的哲学，并尽可能地寻找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从严复介绍英伦经验论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学，到梁启超自认有“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的广泛介绍“西儒”之学；从王国维以康德的“先天”、“后天”知识来“论性”、“释理”、“原命”，到蔡元培主张“提撕实体观念”的“世界观教育”和“以美育代宗教”；从胡适“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以确立中国哲学史“范式”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张东荪比较中西的“多元认识论”；从冯友兰重视“形上学”、接着宋儒讲“真际”“不著实际”的“新理学”，到金岳霖以逻辑命题形式谈“式——能”的《论道》；从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道德的形上学”，到张岱年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而旨近（横）渠、（船）山的“事理论” ……。先贤们在过去所做出的“哲学”，对我们后辈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哲学所产生的作用和贡献，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或囿于 “范式”的视域，或限于时代的局限，先贤们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在今天看来或已经过时了。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把历史一笔抹杀。牟宗三先生晚年时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卷上）只重《墨辩》逻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亦只重“名学”、金岳霖对中国哲学是“外行”（因其仅精通西方的逻辑）、陈寅恪对中国思想“未曾深入”（因其是史学家，参见牟著《中国哲学的特质》）等，这只能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意见”。实际上，牟先生本人也是由西方的逻辑学而进入中国哲学的，他的早期作品如《逻辑典范》、《认识心之批判》和《理则学》之类不就是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吗？他在深入康德之前不也崇拜过罗素、怀特海吗？再进一步说，牟先生殚思极虑做出来的“中国哲学”，也还只限在“近代”的“实体”哲学范式内，与“现代哲学”之扞格也深，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中国哲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世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伴随着“总问题”的转换而出现了巨大的认识上的断裂，以至于我们在谈论自己先前的几乎全部哲学问题时，总不得不借助于或参照于近代西方的诸多观念。从“哲学”观念为我们所接受、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之日起，我们做“中国哲学”时其实已经置身于西方哲学的强势语境之下了，我们能够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吗？近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回到中国哲学自身” 是不可能的，拒斥西方哲学、片面强调所谓“中国哲学自身”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中西之间的思想，应该是可以相通的。当年王国维胸怀“接受欧人深远伟大之思想”之雄心、苦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就已经“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只有在了解中西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汇通和发展中国哲学，这才是真正有见地的眼光。因此，与西方哲学乃至更广范围的哲学进行对话和比较，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是必要也是必须的。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也证明了，真正对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建设有成就的或留下印记的，恰恰主要是那些学兼中西的学者。
当然，我们强调要了解西方哲学、重视西方哲学，目的还在于中国哲学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就好比“照镜子”，借助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美丑、洁污，以便我们的整饬。西方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就如同一面镜子。就我们而言，应该注意的并不在于要不要西方哲学这面“镜子”，愚以为倒在于如下三点：其一，镜子并不仅有一面而是有多面；其二，镜子还有失真、变形的可能性，不要以为镜子中的形象就一定准确无误；其三，也是最重要、最不能忘记的，镜子决不能因此取代我们本身。
自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历史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经验事实。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大规模的接触、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随着信息、语言、交往等条件的不断改善而愈演愈烈。因此，世界上各民族无可避免地都会遭遇到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沟通问题。时至今日，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强烈超迈了以往任何时代。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曾有过成功的经验，那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诞生。这也可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双赢的例证。之所以说它是双赢，是因为一方面它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吸收、整合外来文化为我所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佛教传播的成功，因为它已经化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记得陈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撰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过：“窍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我以为，陈先生的这番话，不仅在今天看来依然有效，而且在未来仍会继续有效。因此，中国哲学以后的发展，不在于其他，而恰恰在于继承百年来先贤们的未竟之业，继续走融会“中西古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