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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发布时间: 2010-05-08   浏览次数: 110

人物简介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后任该报编辑。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1]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2]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人物生平

  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零零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零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零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零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零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零五年 十五岁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零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零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零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零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零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份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 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 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 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讲演。

  十一月 "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享年72岁。

个人荣誉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代表。

  二、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亚东书店版)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胡适的第二顶博士帽,是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

  1936年8月,哈佛大学授予胡适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三顶博士帽。

  同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四顶博士帽。

  其余的博士帽分别是: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6月6日);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6月13日)。

  1940年,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顶了,但胡适先生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是年胡适五十岁。他老家安徽绩溪为庆祝这位在海外为国效力的“博士爷”50岁大寿,由县长朱亚云出面,制作了一块“持节宣威”横匾,率乡绅们,浩浩荡荡送到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并将上庄村改名为“胡适村”。

  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8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

  至此,胡适已获得博士帽31顶,而最后的5顶是:美国柏克纳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3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1945年11月赴伦敦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9年),美国克莱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5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授予的名誉人文学博士(1959年)。

家庭成员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822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娣。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感情生活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又名曹诚英)了。

  1914年在美国小城绮色佳,胡适和韦莲司相识。此后更多的是在离别和相思中度过,往往是盼望了几年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1927年,当韦莲司再见到胡适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了,韦莲司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

  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婚生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

  在这十年中,胡适的另一份感情开始了。他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大陆很多学者一度为胡适与韦莲司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证据。很多胡适传的作者,也因没接触到这些资料,对此总是语焉不详。

  1999年,周质平终止了这场争论。他将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翻译,并公布于众,人们发现,他们不仅相恋了,而且非常的缠绵。今年,周质平加入了胡适晚年的情境,出版了《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6月)。书中,狂娟的韦莲司,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韦莲司明明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可当1934年,胡适请她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时,她竟然答应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爱胡适爱到可以任他犯错吗?

  事后证明韦莲司对胡适的爱,爱得大度,爱得彻骨。比如,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传世名言

  1.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 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的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呆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八不主义与白话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和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著作书目

  《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自传》《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 19203月他所写的白话诗集出版,即《尝试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