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祺 13307110211

摘要：“四个全面”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蕴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智慧于其中。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认识“四个全面”，对于了解其内部的哲学思想与逻辑关系，并将之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科学内涵；协调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新命题。“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也是针对“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如何全面发展的新构想，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意义重大^[1]。

而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使“四个全面”得到“哲学滋养”，要在“基本国情没有变”的认知基础上把握“历史阶段新特点”，并在“强化问题意识”的同时“积极化解矛盾”；他同时指出，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讲“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结合，而“四个全面”正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2]。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和解决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的本领，才能真正在实践上做好“四个全面”。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势在必行。

一、“四个全面”源于实践，亦归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活动，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3]。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而其实践性的特点，从根本上也决定了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有紧密联系，也就决定了它具有不断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的成果引领实践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下不断与时俱进的品质。

而从其形式与发展的过程来看，“四个全面”亦是源于实践。例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经历了一系列实践阶段。自从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提“小康社会”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头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由于当时这种“小康”仍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党的十六大又适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口号。而到了党的十七大时，“全成建设小康社会”被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十八大被进一步阐释。“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却是进行时与将来完成时的变化，是以“全面”为核心，以“建成”为关键的统一^[4]。全面小康的蓝图在30年的实践中已经展露，但蓝图再美好，只有成为现实方有价值，因此，要在“建成”上多下功夫、多出力气。

而其他三个“全面”亦在实践中经过多年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曾分别提出“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5]，30年的改革进程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结合实践经历对我国改革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就一直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97年十五大更是明确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一^[6]，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发展之为“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新战略任务；而“从严治党”的思想亦中在十三大报告便有提及，在此后的历次大会亦多次被强调，2014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总结大会上，习总书记在总结教育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效与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四个全面”的每一项都不是全新的，他们都是经过多年实践，不断发展推进而来的。他们在实践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恰恰反映了党对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完善^[7]。

同时，“四个全面”来自实践，但要发挥好其作为一个战略布局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经实践所检验，方能进一步发展完善，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从而进一步指导新的实践。

注重“四个全面”的实践性，认识到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以动态、全面、辩证的观点看问题，通过实践认识规律，并进一步把握和利用规律，方能使“四个全面”不断协调推进。

二、“四个全面”中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观

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和条件性^[3]。

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项都不是最新的。但如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为新时期的战略布局却是全新的，它不是四个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的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彼此相互影响，层层递进的有机统一体。

从整体上看，“四个全面”是一个大系统，而每个“全面”则又是相对独立的小系统。每个小系统既有自己的具体内容，又彼此联系，并共同决定着大系统的性质。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系统^[8]。

其中，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相连。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凝聚起民族力量，克服实现目标道路上困难和阻碍，使“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如果没有动力驱使，任何目标都不能凭空实现，因此动力对目标起着制约和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具体表现在大力倡导全社会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的观念束缚，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1]，而这些又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需的。故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是相互影响、制约和作用的两个小系统。

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又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8]。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随意改革，改革的程度、速度、力度都有要求，也就是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间关系，“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基础，发展是目的”。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法可依。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保障系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确保了其正确的方向和稳定有序的进行，对于不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样也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唯有通过改革，方能解决如今法治建设中不符合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个别乱象，使中国逐步走上更为完善的法治化。这就说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同样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而“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调控系统，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防止在大的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只有从严治党，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依法推进，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才能如期实现^[1]。

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相互联系，有机组合成一个系统。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3]。因此，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要求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把握大局，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关注每个“全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三、“四个全面”中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相对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3]。而“四个全面”正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其中的每一个“全面”之间均是辩证统一的。

从“四个全面”之间看，通常讲“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引领地位，而后三条战略举措为实现该战略目标服务。但在不同条件下，它们又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

而从每个“全面”内部看，其中的各个要素亦非是简单的平行排列，每个系统中都有其着重点、侧重点^[8]。例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目标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其重中之重，只有这个目标实现，才能进一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和国家的繁荣富强^[9]；又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工作重心，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点又在于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方的作用；再如，“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等等。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角度讲，要根据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性质等的不同，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性质，保证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即围绕“重点”的兼顾全面，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于“四个全面”的布置和推进，就应“照辩证法办事”，应事而变，顺势而为，做到运筹帷幄，高瞻远瞩^[3]。

四、“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因为它在本质上是面向现实中人的生活及其问题的^[10]。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当代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充满着许多新的特点。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交错的；不是简单的，而是错综复杂的；不是浅层的，而是深不可测的，而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处理好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中，每一个“全面”都是针对问题提出来的。近年来，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却出现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和价值观混乱现象、高投资高污染低效率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问题、立法质量不高问题、腐败与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11]。“四个全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以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们才有发言权”。从党领导人民干革命，到党领导人民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才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因此，“四个全面”的推进与实施，应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的角度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方法论、辩证法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重大的理论突破。没有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轫、增添、充实和凝练，就不会有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认识之，并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从而“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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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建飞,秦治来.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J].求是,2013,6: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