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

金圣妍  14300110035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物质决定意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决定了“四个全面”提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联系和发展，以联系的普遍性、多样性、客观性将“四个全面”作为有机整体，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关照中国的发展，真正把握中国发展的问题所在和本质，从而确立“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各个方面，以期剖析“四个全面”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

正文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也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的重要战略思想。“四个全面”落实在党和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确定了党和国家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方向，重点更加明确，工作更有针对性，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个全面”分别从经济、改革、法治、党纪四个方面进行目标设定，事实上，这不只是对于这四个方面，而是包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本文接下来就这“四个全面”，探讨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特色及其现实意义，以期可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四个全面”中的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原理，为“四个全面”提供了客观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世界统一于物质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做出了客观科学的认识，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于物质具有指导作用。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情况，把中国不同时期的变化结合到制度方向的制定当中。“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党中央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提出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四个全面”的提出，而“四个全面”的提出又可以对于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进行有力的指导。一切落后或者超越于实际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对于国家或者社会的发展会起到阻碍的、反向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所有的制度和发展方向的制定都需要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所有不符合这一国情的制度都将被历史和社会淘汰。另一方面，尽管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又会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的特征，从而要求我们立足于新的阶段特征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指导方针。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的提出，是我党立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程度、国家法律体系发展现状和党纪党规各方面客观依据所提出的指导思想，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唯物辩证法的“事物永恒发展”，指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趋势和发展状态，整个世界可以被看作只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开放的提出和建设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前身和基础。发展本身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并不是完全否定旧事物，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的继承和创新，是一种前进式的上升运动。从其形成脉络来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发端于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并发展的“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善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群众路线讲话中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对于国家现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立足于现实条件下的发展和升华，有利于我们正视国家的发展，不过于悲观和崇洋媚外，也不过于满足而没有看到问题，裹足不前。

唯物辩证法“事物普遍联系”，表明“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另一个特征。这要求我们要全面的、联系的、辩证的看待问题，而不是片面的、孤立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事实上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相互孤立的并列的关系。任何一个“全面”都会对其他三者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这也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制度时，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做到四者相辅相成、相互贯通。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四个全面”想象成一个人，每一个全面都是“这个人”的内脏，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心脏，是最为关键的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血液在当中流通，一旦有一环出现了问题，或者行动没有落实到位，那么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与它相联系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心脏”。在宏观层面，“四个全面”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和奋斗愿景，“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供给和实现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保障和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政治保障和主体建设。简单来说，四者是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的关系，后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共同服务着、推动着、保障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四者需要协调推进，须臾不可偏废。这就要求党和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和落实的时候，都从整体上把握“四个全面”，才能够更好更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统一和主次矛盾”，要求专注重点，主攻发展的关键部位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现有的制度和发展的实质发生矛盾和不符合的地方，从而使得制度方向发展。矛盾又有主次之分，主要矛盾相比次要矛盾更加重要。在现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核心的“四个全面”，相比于中国发展的其他各方面更加重要，亟待解决，因而我们应该采取重点论，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从而解决现阶段发展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不同阶段主次矛盾会呈现不一样的结果。目前针对国家的发展，提出了“四个全面”，是把握了国家发展重点的一项方针。

“四个全面”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指导我们改造世界。它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者的统一内在的贯穿在事物的发展历程当中。“四个全面”的提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联系、发展、矛盾、物质等各个要素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党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情况和深层次问题而提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意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事实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也是“四个全面”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改造社会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起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发展以人为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唯物史观同时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而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一个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坚持五位一体，才能真正惠及百姓。

全面深化改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充满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由之路和根本方法。因此深化改革，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在历史新的阶段，我们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夯实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架构），对于经济基础会产生反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

从法制到法治，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几十年。法律强制性到依法治国，再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用法治手段巩固改革发展成果，引导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法治作为经济、政治、改革的保障，从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目标，深化发展、释放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自身提出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纪党风的整治，是从领导核心抓起。一个腐败的领导核心，是难以树立良好的形象，难以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因此，从党风党纪抓起，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党的领导能力和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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