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十年·社会价值观·我

张晗0830102003008 预防医学

 

从1921年到2011年，粗略算来，共和国已走过了三个三十年的征程：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复兴之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从一个仅有数人、尚对共和国发展无大影响力的秘密政党，逐渐发展壮大为拥有广泛而坚实社会基础的、改变共和国命运的执政党。

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是慷慨激昂的。在国之即将不国，家亦无从可保的危难时刻，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国人都站了出来，无论举家生计，顾不得家人安危，甚至贡献出了鲜血和生命。青年学生在大声奔走呼号，工厂工人在罢工起义游行，爱国企业家在竭力资助各界，知识分子在用瘦弱的笔杆提供精神支柱，更有愤而投笔从戎者，拿起枪杆保家卫国。共产党员们，就在他们之中，并不断产生于他们之中。党，就是在这样传播思想、领导革命、抗战卫国的过程中，一步步获得新生力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从而被人民授予领导权。

第二个三十年，我们是悲喜交加的。迎来了盼望中的新中国，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满怀希望要大踏步前进。工作在人民公社，吃饭有大食堂解决，人们体会到了集体的好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热情异常高涨。然而，三年自然灾害破灭了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十年动乱更险些动摇了人们对这个国家、对党的信任。国人无法接受，他们作为全部依靠的共产党、他们全心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会走弯路、犯错误。这个三十年，多少人的信仰在破碎，多少人的心在蠢蠢欲动寻找新的出路。党所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不改革、不创新、不谋求新发展，人民赋予了党权力，也能推翻这权力。

第三个三十年，我们是在不断质疑中有所感悟的。在这个三十年，党及时调整了策略，以更积极、更与时俱进的态度，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随着党领导下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社会思潮也深刻地、从各个细微之处改变着。人们早已不再停留在建国初“为四化、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终身”这样的价值观，出国热潮迭起。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90年和00年的新生力量，似乎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而非对国家或社会的贡献。

 

风起云涌九十年。倘若时间流转回九十年前，十九岁的我应是一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那个“牺牲小我，成功大我”的年代，考虑最多的定是如何用所学抵御入侵，建立新的、自由的民主社会。无从考虑薪水和职位，多少人如朱自清一般宁愿饿死也不接受美援面粉，仅靠笔杆勉励耕耘精神食粮；也无法比较就业前景，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采买、情报收集，只有一次次的任务完成，毫无升职希望；更无法与家人安享天伦之乐，在那样一个人命如草芥的时期，家人平安已是福。

当然，如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个时代辈出的、包括大批共产党员们的，英雄们。不消说杨靖宇、刘胡兰等已被广为称颂的将领们，死了的、活着的，上战场的、未能上战场的，士兵、后勤、通讯员，每一个为国而战的，都是英雄。

不夸张地说，五四运动后的三十年，是一个爱国的时代，真英雄的时代。“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即使在今时今日，读到了这样激愤的诗句，仍能顿起同仇敌忾、誓死为国之心，何况当年为国难大义所激发的国人！

也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在当年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不清的共产党员们，入党的初衷，都是持着对党的路线的信任，信任党可带领他们保家卫国。

我仰慕那个时代，为先辈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豪情，为英烈们浴血奋战、舍生忘我的气概，也为他们能找到个人价值与国之利益之完美结合而感到欣慰。那该是九十年中，爱国主义的高潮吧。

 

当阅兵式彩车上响起那熟悉的带着湘味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我忽然间触摸到了历史的厚度。即使是这位开国元勋，也无法预见这些年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吧。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与其说是党带领共和国、带领人民对治国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转型。只不过，由于党的不成熟和新中国的复杂国情，转型的具体过程和方式远比人们想象得要艰苦得多。

经历了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战争洗礼，新中国伊始时的党和她领导的国人将热情延续到了日常的生活。在人们的心中，新的共和国，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一切信仰。很少有人怀疑，只要按照党、国家和集体组织的要求工作，国家就会给予一切。这一点，“大锅饭”的窘境就足以证明。

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未及时转型的具体表现。历史课本里都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变”。然而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社会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为其提供活力和多样化。因此可以说，建国初的三十年，党领导下的中国走了一个极端。理所当然地，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走了极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中，听不到发展个性、追求多样化的声音；政府的政策方针中，也很少见到涉及居民生活各领域的权利保障。越接近文革时期，人性的自由、个性的发展越受到束缚和压抑。

换汤不换药的口号和标语，在建国初期还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然而社会在进步，到了文革时期，口号和标语“假、大、空”的特性得到了空前凸显，不能不说这是现今人们反感歌功颂德类语言的重要历史原因。

历史的车轮已转过几十年，文革也已远去三十多年了。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更多的不应是对党、对政府和当时领导人的指责，而是体谅那个年代所继承的战时遗风，从而避免彼时不务实的政治风气，探究转型时期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毕竟，我们不是那个年代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这个时代。

 

九十年中，最称得上是“风起云涌”的，当属这最后三十年。常言道“物极必反”，受够了文革压抑的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势头下，怎能不如脱缰之野马，尽情释放个性与自由？走向另一个极端是情理之中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斥为“堕落的一代”的80后。“70后”、“60后”乃至更早的几代人们认为，80后“不知奉献只知索取，不提爱国爱党只知个性，思想散漫毫无规矩，享乐主义严重泛滥”。的确，在九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下，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远不如今日健全，新生一代追求个性过了头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其实质，不过是另一次的转型。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形式，80后的一代用“个性到底”的方式彰显了反叛。事实上，许多国家在转型时期，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曾有过这样“堕落的、叛逆的一代”。而德国、日本后来的复苏，也必然是转型后的结果。

今日的中国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汶川地震中，媒体聚焦的，是80后乃至90后的中坚力量；网上的“中国雄起”声中，随处可见80、90后的身影。是的，80后长大了，90后也在成长起来。今时今日，我们不再走极端。我们也爱国爱党，但我们用更实在的方式表达；我们也爱家庭爱父母，但我们不再对父母言听计从，我们也需要民主地参与家庭的建设；我们了解国外，沟通国外，但绝不是崇洋媚外，而要学习如何重塑“大国心态”。

今日的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气风发，今日的共产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熟、理智。这不仅因为国民的勤劳，更因为，党和国家也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鼓励百花争鸣的思想潮流。党在保持先进性、增强执政能力的切实实践中，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引领着社会思潮，在更尊重国人个人选择的同时，凭借自身与时俱进的魅力，吸引人们的亲近和热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有党保持其先进性和优秀的执政能力，才能更好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九十年价值观的变化，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今日的我，无需抛头颅洒热血，也无需将“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挂在嘴边。因为我知道，我在工作、学习中的每一份努力，在社会参与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爱国、爱党的最好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