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那座灯塔

——从精神信仰的角度浅谈“ 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袁维亚

（环境科学 08300740059）

当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渐渐湮没在文明飞跃的光芒里，当我们早已习惯了刻满失业者愁容和无家可归者泪水的经济危机一次次过去，又一次次再度侵袭；当插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红旗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当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从盟友成为敌人，又再一次牵起了彼此手——我们不禁问，对于本该苟延残喘甚至行将就木，却仍旧风度翩翩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质疑；对于成型于两个世纪以前的，并没有完全应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坚信？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文明的发展总是以把一部分人远远抛在后面为代价的。历史的车轮碾过，人生就幻化出更多的可能，因而形成的越来越多的阶层造就越来越多的矛盾。当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绝对值单调增加的同时，精神世界的真空也在悄然形成。奢华时尚的T形台背面，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的人们痛苦的呻吟；繁华都市的钢筋水泥之中，是千百万寂寥空虚的人们无声的叹息。生命越是有太多的可能，就越是让人迷惘，就越是让人搞不懂路在何方。

雕琢偶像——社会的成长应当具备集体信仰

“空”和“虚”都是与健康发展相去甚远的。一个精神虚弱的民族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一个思想空洞的民族是极度容易走向堕落的。

谁都不会否认，中国是一片诞生奇迹的土地。不仅因为古代中华独特绚烂的高度封建文明，更因为在落后于世界的近现代一百多年间，这里闪耀过一篇顽强斗争的抗战史诗，书写过一部飞速崛起的发展神话。如果说这所有奇迹的力量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源泉的话，只能是一种信仰，是中国人集体想要到达的一个方向：独立和富强。就像是歌里面唱的那样：“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同走进新时代”——这里不仅有无限的发展，更有无穷的幸福。信仰造就了中华民族理想，信念成就了中国人民的尊严。

恐怕，谁也不能否认，近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沉沦和物质水平提升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越来越壮大的公务员队伍和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的贪污腐败案件，暴露了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责任感的缺失和对于物质金钱的迷恋。走势堪忧犯罪率和自杀率，反映了时代对一些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的怀疑和背弃。媒体的低俗和文艺作品的荒芜，则昭揭出中国人集体的迷惘，面对复杂善变的时代，找不到应当开往的方向。

空洞的灵魂无法被鼓舞，最多只能是被煽动。只有具备信仰的人们，才可能投入到奋斗的充实和幸福中去。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是，只有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走往同一个方向的时候，社会才会是和谐且发展着的。

因而，时代需要塑造偶像。无论是从历史与当下的比较而言，还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而言，无疑都是如此。任何社会总是需要偶像的，需要一个优秀的坐标和幸福的方向，需要一座让全体公民都心向往之的灯塔，使人们愿意以之为理想，并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应许之地”——对马克思主义客观和主观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着。

往事不堪回首，我们不必去细数那逝去的屈辱动荡年月里，多少仁人志士舍身忘我的不断实践和探索，多少血与泪的抗争，所换来的都不过是失败的反证。悲痛彷徨之中，一波三折之后，马克思主义成功得解放了悲怆和战火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光辉照耀下的中国又以惊人地速度重新回到了世界竞技的主会场，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无数客观史实强有力地说明了它对于中华民族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相比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更为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入世而不是出世，是世俗而不超俗，追求指向不是天国而是世俗的人间。见诸于早至《礼记·礼运》中所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后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今天的“和谐社会”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人类现实历史过程的社会理想，是一种为了实现全人类幸福与解放的高尚的斗争，这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无疑是相承相通的。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中“家、国本位”的思想，主张个人对于群体的无条件认同和服从，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集体意识又有某种关联；在哲学思想与方法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思潮形成了一种“通经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学术价值取向，加之近代实学思潮中高扬的传统的“变易”旗帜，也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播种和成长土壤。

在这个层面上看来，中国文化的传统和近代的发展，使其在主观上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者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方法论有着天生的契合点，而结合实际情况，与之相适应，这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一。

艳冠群芳——作为指导思想的唯一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作为指导思想，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只能是唯一的，而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方向一致了，效率才有可能提高。而不论何种性质的执政党，不论什么体制的国家，都会进行统治思想的教育，只是方式不同渠道不一罢了。更何况，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思想多元势必导致社会各方面的极度混乱，对社会的阻绊和干扰作用可想而知。

唯一的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一枝独秀”而只会是“艳冠群芳”。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占了社会绝大部分比例的无产者的利益，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这就势必要允许人们拥有自己思考的自由和权力，有大胆表达观点的自由和权力。这可谓是文化不“一元”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是作为可行性的文化繁荣的政策能动性。虽然就目前而言，我国充分的言论自由尚未得到充分保证，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坚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到社会一定的条件成熟后，必然会出现一个真正的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公民的权利得到实现个性得到张扬。

应时扬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由英国BBC广播公司在1999年10月开展的调查显示，人们评选的“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然而，马克思毕竟是伟人，而不是神。因而其局限性必然在所难免。自马克思主义出现至今两百年的探讨与实践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偏离：

首先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都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前苏联包括列宁斯大林在内的几位重要的领导人而言，无一例外避重就轻的避重就轻地误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没有意识到，计划经济虽然在电气化的时代中借助政府的宏观调配而有着资本主义难以比拟的优越性，但在信息化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之中，政府却无法面面俱到，其结果只能是压抑和误导，从而成为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系列社会主义重创的最重要原因——马克思告诉我们，当生产关系无法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时候，前者必将发生变革甚至走向灭亡。而另一方面，如今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与马克思时期的私人垄断是有所变化发展的，生搬硬套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与教条主义相反的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质疑甚至放弃。正如上述原因，马克思作为两百年前的思想家，绝对不可能对将来的预测分毫不差。正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所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学会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看待世界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并结合具体情况有所创新，因时因势因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已经解体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只有结合具体情况，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走向共产主义。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其中遭遇过波折，但必须看到，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征途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宝贵的胜利，和更加宝贵的经验。事实有充分的论据让我们信服，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发展的必要条件。脱离实际，马克思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片土地的政治领域都将寸步难行。

    回到那句我们熟悉的论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发展中国。在如今各种文化和思潮激荡的时代，让我们更冷静一些，更笃定一些。马克思主义是崛起中的中华民族最好的灯塔。望着它，我们携手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