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风格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把读书和著书喻为“铸钱”。他说：我曾说今人著书立说正如古人铸铜造钱，古人从矿山中开采铜，而今人却收买就铜钱做原料，前者铸的钱数量少，但品质精良，而后者新铸造出来的铜钱不仅质量粗劣，而且把古人传世之技艺给毁了。我一年多来，反复研究，只不过考虑清楚了几个问题而已，数量虽少，但也算的上直接从矿山上采铜吧！

    于矿砂中萃取金石，赋予原料以全新的意义，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是那些以旧铜钱为原料造出新铜钱的“改造”所不能比的。这其中的深意与读书和著书是一脉相通的。读书写作本来就是沙里淘金的事业，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思考，就不会有高超的见解。然而可叹的是，三百多年前学人的一段比喻却一语切中了当今的现实。时下的学界正是浮躁之风盛行：重数量而轻质量，粗制滥造，动不动就是黄黄数万数十万言的巨著，一年一本甚至几本，写书变得比写论文还容易，拼凑之作比比皆是。

    与这些“著作等身”的后辈学人相比，老一辈的学者们要“相形见绌”得多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孜孜不倦，一辈子只出了一本著作。有人把当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学术风气概括为“一本书主义”。郭沫若、范文澜、吕叔湘等老一辈学者反对研究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主张“板凳做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最终拿出一本书来，即后人概括的“一本书主义”。但就是这“一本书主义”成了学术之旅上的一个高度，其生命力经久不衰，十几年，几十年，仍能立在书架上，给后来者以启迪和教益。

    与“一本书主义”相类似，大学者黄侃曾说“五十当著书”，在他50岁生日时候，章太炎先生为他撰写了一首贺诗，里面有一句：“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大师说50当著书，强调的是扎实做学问，一般到50来岁时学问始有所成，方好著书。现在很多人急于求成，似乎只有多发表文字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其实著述与学问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划等号，从某种意义上讲，著述和学问是俩回事。当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任职，院长问此人有什么学位、有多少著述，梁启超说，他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多少著述，只是学问比我强。陈寅恪便被礼聘到清华研究院，成为著名的清华研究院四导师之一。

    很多时候，质量对于数量有着压倒一切的权威。学问当然不是书报杂志类的快餐文化，它负载着传承学术和文明的重任，是一颗颗文明的种子。一个民族，其文化的兴盛绵延有赖于这些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学问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那些为博取名利而仓促写来的书，人为的催熟只能是毁了它，注定将是过眼烟云，无法丰富学术的积累。

    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一辈子指出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而且薄薄的不到80页，以后便不再著书。直到他去世以后，别人才将他的笔记、讲义汇编成书。就是这本披沙拣金的“小书”成就了大师一生的盛名。大师这样一种集谦逊、浪漫与勇气于一体的真诚令人钦佩。我想这来自于他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来自于他良好的学术操守和道德情怀，来自于他优雅的气质和恰当的自我认识。

    大师的风格，也应该是学界的一杆标尺，既指引学问的方向，又标志涵养和道德的高度。

    讨论题：
    1、奉行“一本书主义”、“五十当著书”的前辈学者与“著作等身”的后辈学人相比，谁的著书更有学术价值，对传承文明的贡献更大？为什么？
    2、本篇案例的标题是“大师的风格”，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的风格”？如何评价它？

    3、你对时下学术界重数量而轻质量的浮躁之风盛行如何评价？有何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