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败到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何以浴火重生

发布时间: 2015-10-19   浏览次数: 132

秦健益 14300180082

摘 要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战胜利,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离不开诸多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所做的种种努力,离不开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觉醒,更离不开我们整体国民性的改善和国民精神的重塑。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些种种,让中国从一个腐败颓废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最终变为了一个独立与民主的社会。我们要铭记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的今天所做的一切,更要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关键词统一战线;仁人志士;民族精神;国民性


战争是对国家精神和意志的最高考验,它作为外交中的终极手段也是对战争双方综合国力的比拼。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是中国与同一个对手,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的两次对决。第一次甲午战争,日本胜了,晚清中国被打倒在地,又是割让国土,又是巨额赔款;第二次抗战,中国绝地反击,日本缴械投降。通过对比这两场战争,我们更能得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精神和国家意志的变化。但我们又不禁疑惑,是什么让中华民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并得以打破国运日衰的局面,渐渐开启复兴之路?

甲午战争因何而败

这里我们仅分析我们这一方面的原因。首先,清政府的腐败、战争意志的薄弱以及国民精神的颓废。统治阶级精神上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贪贿无度,外交上奴颜媚骨,军事上懦弱退让,不敢主动出击,全力迎击。都只想着怎样保全自己已有的和夺取更多的利益。1901年光绪在诏书中曾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这个“私”字和“利”字的含义就是腐败。政府和军事指挥者各怀私心,官兵私心一生,于是军心瓦解,一败涂地。慈禧太后在国难当头时还大兴土木。大量挪用海军经费,甚至采用卖官的办法。军官也对士兵的粮饷层层扣克;购置军火的费用大半被经手人和外国军火商串通吞没;枪炮口径不一,往往找不到适用的子弹。战场上一些将领拥兵自重不顾大局和民族利益。少有官兵想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还有个别官员把甲午战争看成是李鸿章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俨然 “坐山观虎斗”。

统治阶级的颓废腐败也带来了民风的败坏和社会的整体堕落。回溯历史,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的50余年间,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战数次,结果绝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当时,虽有朝廷大员叹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却多以事不关己的心态泰然视之,“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堂堂正正地与日军打过一场恶战,每战均有逃跑的怕死鬼。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这实质就是国家意志软弱、国民精神颓废的表现。

其次,中方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并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员不相信中国人自己可以战胜敌人,把战争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未战先败,战无不败,所以尽管中国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近代化海军,还是造成了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而同时帝后两党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

还有一点就是放弃和丧失了制海权,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甲午战争中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必须从海上运输。于是对中国来说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便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但却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没有树立起海权意识,于是到最后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八年抗战因何而胜

首先,与甲午战争相反的,就是中方有了一个明智的领导团体。在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妥协动摇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了抗战的主流。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提出要全国人民“忍怒含愤,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民族战争、抗击日本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还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严厉抨击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否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谈判和密约。也即,领导中方的不再是一个如清政府般颓废腐败的团体,而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敢于主动出击,全力迎击的团体,并且发动全民族一起抗击外敌侵略的优秀团体。

其次,中方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实行人民战争。在共产党的倡导、组织和推动下,在国共两党都互作让步的条件下,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个阶级、阶层人民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于是,更多地仁人志士站了起来,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最大的敌人,把保卫国家作为共同的目标。广大民众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携手共进,共同抗敌,从而使亿万中华人民的力量得到了汇集。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包括文化教育领域等方方面面在内的战场互为支持互为补充,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在敌后建立了100万平方千米的根据地,动员了1.2亿群众,组织了上百万的军队和数百万民兵,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这与甲午战争时期的“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一直支撑着我们坚持抗战。虽然抗日战争格外艰险,牺牲和流血时时威胁着人们,南京大屠杀更是怵目惊心。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俯首甘当亡国奴。蒋介石令几十万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而东北军将士却求战心切,直至以兵变逼蒋抗日。许多烈士为了保卫祖国,赴汤蹈火,血战沙场。

另外,我们更有了一套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民族矛盾极具凸显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指导我们如何争取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之间中华民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到底是什么在发生变化,是什么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

l 更多仁人志士觉醒,采取多种方式力图救国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各阶级的仁人志士纷纷挺身而出,提出自己挽救民族危机的救国主张。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力图以维新救亡;孙中山等人组织兴中会,酝酿以革命“振兴中华”。

张謇等人力图“实业救国”。他们把救国大业比作一棵大树,认为:教育好像是花朵,军队好像是果实,而根本则在实业。基于这种认识,张謇才以封建时代最受尊崇的状元身份,亲身从事在封建时代受到鄙视的工商业。虽然这条道路最终还是在缺乏关税保护、苛捐杂税的剥削,军阀混战的影响下失败了。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还是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以严复为代表的仁人志士要求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并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主张。他强调中国积贫积弱的关键就是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严复提出教育应该以提高智慧、锻炼体魄、修养品德三条为总纲,兼收并蓄改革教材教法,并主张理论应和实践相联系。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于是维新派在全国创办了一批学校培养维新人才。百日维新时,改革教育也是中心内容之一。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许多人也不同程度受到“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蔡元培便一直把教育同革命紧密相连,创立了中国教育会,主持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子学校。辛亥革命后,提出“重视德育与美育”“教育独立”“兼容并包”等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包括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发展教育的措施。教育救国思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少人决心缩短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科学救国的思潮逐步高涨。大批热血青年踊跃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科学学会、研究机构的建立起来,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如化学家候德榜、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

大批仁人志士的出现不仅直接从各方面加强了中国的国力,抵制了帝国主义侵略,为制度改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打破了暗无边际的思想坚冰,使启蒙思潮始为涓涓细流,终掀起浩浩荡荡的变革思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高涨。

l 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觉醒

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南临海,西为高山,北有大漠,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在古代并没有真正受到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威胁。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固然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也发生过战事,也曾出现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形,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例如,元朝的“元”,就是取义于《易传》中的“大哉乾元”。明清两朝实行的政治制度、礼义规范、行政区划、科举取士等,与其他朝代相比,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很难形成自觉的民族自我意识,当然以中华民族为主的民族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我们诧异地发现我们竟然打不过这个我们从前一直瞧不起的弹丸小国。而此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也开始传人中国,由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发展和高涨。

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分别第一次提出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观念,到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为建国方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才有可能够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自由。

民族主义带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爱国主义热情越来越高涨,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意识、民主共和意识积聚,人民对于改革和革命的呼声越来越迫切。

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中华民族走出了麻木和颓废,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开始觉醒。抗战相较于甲午战争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由于民族精神觉醒,抗战能最终实现全民族的抗战。

l 国民性改造思潮与国民精神的重塑

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

中国在专制主义压迫下和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如麻木不仁、混沌无知、守旧、怯懦、自欺欺人、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效率观念、重亲属关系、家长作风等的不良作风。

而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它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由力主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逐渐摸索到国民性改造上来。国人开始认识到,单纯的西方科技和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首先创造适合的“土壤”——具备文明健康的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稳健发展。经由严复传播介绍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构成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哲学基础。梁启超以及大批留日学生一方面以报刊等舆论形式积极传介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另一方面也不断发表中国人自己的有关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诸多论著,为改革或革命制造舆论。

这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把人的现代化提上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议事日程,是以资产阶级的国民精神、国民心理取代封建时代旧国民精神,改造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运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素质,也激发了国民的革命热情。

结语

两场战争,同一个敌人,一败一胜,我们能从中明显地看出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在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面临的是一个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任务,我们要继承与发扬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团结奋起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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