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玉 14301050229
摘要：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初步确立，中国人开始自觉且富有理性地探索实现国家独立和近代化的道路。戊戌变法比洋务运动更进一步，进行了制度层面上的探索，反映了国人思想的进步，最终因封建势力的阻挠失败；辛亥革命扫除了近代化的巨大阻碍—清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最终没能建立起切实联系和动员各阶层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五四运动是国人的一大进步，青年人具有了政治意识并敢于为国家利益付出行动；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具有重大意义，两党的分裂不利于国家的建设；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十分坎坷，主要原因是经济不发达和国民缺乏现代化国民性格。许多思想家为国民性格改造做了诸多努力，起到很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对底层人民的影响有限。直至抗日战争，全民族空前团结，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才终于确立。
关键词：国家观念 思想变化 近代化
一． 甲午中日战争背景和中国战败原因
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遭受巨大打击后，仍没有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危险，当时大多数国人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奸臣误国”。因此不图改革，白废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经受了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了60年代的第一个应对大变局的救国救民的洋务运动，其主旨是学习、运用和制造西方的武器来对付西方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同时代的日本也在学习西方，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显然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且接受了西方的民族精神和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因此，甲午战争实质是高度近代化的日本战胜了低度近代化的中国。
甲午战争前，两国军备相当，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除了战略指挥失当，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应战体制。甲午战争时期，官民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十分尖锐。清廷内部战和两歧，民众没有被充分动员。当时日本人评论：“中国的李鸿章在和日本人打仗。”伊藤博文也说：“中国名为一国，实为十八国也……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
二． 甲午战败的影响和中国人民探索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中国人开始自觉且富有理性地探索实现国家独立和近代化的道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说：“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役之后”。自1840年英国轰开中国大门，纵有少数有识之士呼吁改革，大多数民众还沉浸在虚幻的文化优越感里。洋务运动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只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仍抱着旧有的文化和制度不放。这不难理解：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应当学习西方文化，进行制度改革，是十分不容易的。在甲午战争前，朝野上下根本没将“东夷小国”放在眼中。中国败于同为西方列强鱼肉之小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事实，给了中华民族当头一棒，激起了民族危机感，促进了民族的大觉醒。国人从此开始探索救亡的道路。谭嗣同讲自己：“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剧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心思致。”甲午战败极大地刺激了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提出了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即维新变法。其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最终实现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和维新事业能在立宪体制下发展和推进。这比洋务运动的探索更进一步。然而最终，光绪被监禁，康、梁出逃海外，戊戌六君子牺牲。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满清的皇室和士大夫阶级以及民间的顽固势力仍十分雄厚，形成了强大的反潮。在戊戌年间，国难之深重，自不必多言，然而大多数人反对变法。因为废科举，提倡实学虽然于国家有益，却触动了全国要靠科举考试谋取利禄的读书人的神经，而剪裁冗员更是让无数官员丢了饭碗。今人分析当时的国民性格是一种“己身中心主义”，这引导着国民的“生存技巧”，使中国的国民普遍缺乏同情心、理解心，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热情。这种性格源自中国的宗族制，即人皆知有家，族，乡却不知有国，不知有中华民族。
义和团运动是完全反对西洋化、排斥西洋人的一场农民运动。清廷利用了他们，最终又背叛了他们。在八国联军的威慑下，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自此，大多数国民都体会到清廷是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确实，在甲午之前，因为慈禧重修颐和园，中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战舰。变法之时，为了争权，西太后又煽动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到后来，清政府的假立宪更是让国人大失所望。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仅一个月，湖南，陕西，山西等十三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武装斗争。清朝实是自己土崩瓦解的。辛亥革命能取得如此成果的原因，除了革命党人之前不懈的起义抗争，还有革命党人在革命爆发之前，利用报纸、杂志等媒体的革命宣传，再加上清政府的累国累民的本质暴露，遂有了思想上的基础。民国建立，《临时约法》颁布，民主共和的观念遂深入人心。后来袁世凯称帝，被全国人民唾骂，迫于压力取消了帝制。1917年蓄辫子的将领张勋复辟，妄想让宣统当皇帝，这场闹剧仅持续了21天。可以看出，在这时皇帝已经不是民众崇拜的对象，这变化实为不易。前面提及，中国人的守旧性很重，为此在鸦片战争后不图改革以强国，洋务运动“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不优于他国”，戊戌变法改革政治制度颇遭反对。中国人，实在是被逼上革命道路的，他们逐渐意识到清政府和其代表的封建传统是中国近代化的大阻碍。就连孙中山先生，早先也作过《上李鸿章书》，谈改革以救国，及至甲午战败，才走上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破除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不久后袁世凯窃国。袁世凯死后，一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时代。为什么革命成功后会有如此黑暗的局面？我们引用中山先生的观点，即因为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国家的原因在于其国民程度的低下。国民当兵目的不是保卫国家，而是解决个人生计，没有教育和训练他们只知道忠于给他们衣食的长官或是同乡同族的领袖，此就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缺乏。在军阀统治时期，真正悲剧在于由军人出身的总统和总理执政，他们当中无一可为实际之强人，其主因在财政。民国初成立，仅接过一个空荡荡的国库。土地税是传统的收入大宗，可是这是用以维持旧式衙门的，为数少而且分布广泛。其他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由此只能向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举债，一战期间西原借款就是最好的例子。财政受制于人，因而对内倾轧，对外卑躬。经济不济，民非国民，中国如何行真正之共和？
重塑国民精神，塑造现代化国民人格的必要性，有识的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了。康有为主张废科举，创办新式学校，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但他的国民性改造目标模式却不是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他的自由、平等理念更多的还是来自古典人文精神、儒家伦理和佛学，关注的焦点是人的自我道德完善。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写到：“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提倡废除“锢民智，坏人心，滋游手”的科举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教育制度。严复于1897年发表《天演论》。比康有为更进一步，严复颇得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真谛，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近代化转型，他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儒家的纲常礼教体系。梁启超丰富了改造国民性的手段，除了教育之外，他强调并身体力行以报刊启蒙新民，以新小说塑造新民，几乎实践了所有的启蒙民众的手段。革命派力求以革命来改造国民性，希望自由平等的观念根植人心，用革命荡除固有的国民劣根性。可是，正如上文提及，中山先生也意识到，以国民程度之低劣和顽固，岂是一夕之间可改变的？况且，在识字率不超过5%的农村（除了真正受过战火侵袭的地区和直接受西方文化冲击地区），时局如何动荡，思想如何碰撞，对于民众来说，又有多大的影响？
至于经济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与明治维新的对比中找到答案。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按照商业条例管理之迹象。例如：“藏元”是营业经理，“两替屋”为银行，批发商叫“间屋”，同业公会称“株”，通信有“飞脚”，定期航行的海船为“回船”。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经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至此就绪。反观同曾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实在是被强拖上近代化的道路的。国民思想陈旧，唯有“家族”和笼统的“天下”概念，怀抱着虚幻的文化优越感，对自己的处境和世界的大变化认识不清，当初竟视鸦片战争为“边衅”。因为这传统的巨大惯性，中国起先拒绝改变，后将改变局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来抵抗，后来才逐渐走向政治改革和革命。然而，中国本是没有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的。纵有“实业兴国”，民族资本主义又如何和在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重压下正常发展？迄1919年，中国新式工厂内劳工只在100万到250万人之间。而且中国缺乏现代社会的不同部门，专业工作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
由上观之，以国民程度之低劣，经济基础之薄弱，难怪共和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仍是步履维艰了。
虽然现代国民性格的塑造依然任重道远，辛亥革命到底将封建帝制推翻，把民主的观念传播给了人民。再加上知识分子宣扬西学，传播各种思想，人民的观念变化颇巨。反对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签订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人的大进步的体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受新教育的的青年人终于站起来为民族抗议发声了。被“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禁锢的知识分子，是鲜少有这般大无畏的勇气去反对现政府的。青年人具有了政治意识并敢于为国家利益付出行动，不可不谓之大进步。与五四运动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解放的作用无可估量。在《新青年》1919年一月号中，陈独秀宣扬科学和民主，二者遂成旗帜，反响巨大。而陈独秀、周树人等对传统道德、传统习惯之抨击，终于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清算，这是大突破。可是，纵然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正如鲁迅先生的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广大农民和小市民大多还囿于传统的国民性格，缺乏同情心，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三． 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
关于北伐战争以及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主要关注中国如何在经济，军事皆处于劣势的状态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且由此探究中国人民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的确立。
在第一部分中已经谈到，中国在19世纪90年代败给军备相当的日本，是由于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应战体制，这与当时清廷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央内部的利益冲突相关，归根结底是腐朽的封建帝制无法战胜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发展迅速，野心逐步膨胀。中国自甲午战争后，进行了一系列艰辛救亡的探索，次次坎坷，及至全面抗战打响之前，也没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走上朝着近代化稳固发展的道路。
中国如何以弱胜强？历史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是全民族危机意识的形成。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没有直接占领中国大片领土，许多特权也是逐步获得的。因此，虽然中国人的反抗意识不断增强，直接受帝国主义侵略地区的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完全的斗争，但全国多数人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民族危机。七七事变后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使多数中国人直接尝到了当亡国奴的苦果。这使人们在惊恐中觉醒，认识到只有人人反抗，才能争得民族生存和独立。如果说之前觉醒的仅限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少数国民的话，那么如今，一般的老百姓也积极投入抗日洪流中，欲扶将倾之大厦。战时的内迁难民客观上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由此，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在全体中国人心中建立起来。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抗击日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或是投身前线，或是在后方进行物资生产和抗日宣传。在民族层面，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积极参与战斗，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如华北的马本斋回民支队；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如“绥远反帝大同盟”。在阶级层面，从资本家、开明的地主绅士，到贫苦农民、城市工人、青年学生都投身到救亡的斗争中。海外华侨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并且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给予祖国抗战巨大的支持。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华侨共计捐款13亿余元，缓解了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和军费支出的困难。
蒋百里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绝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杨靖宇的尸体被日本人解剖时其腹中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张自忠将军身负重伤后仍奋然跃起与日寇拼杀直至殉国。以全民族抗战为基础，加上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救亡图存的决心，中国岂会被灭亡？
胜利，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之战果。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人从未像这次战争一样，全民族勠力同心，救亡图存。洋务运动尚且受时局限制；甲午战争过程中中国“名为一国，实为十八国”；戊戌变法被封建势力的反潮打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没有建立起切实联系各阶层民众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军阀统治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国家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军队缺乏主义信仰，民众缺乏国家意识；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取得巨大成功，但又走向分裂，没能携手建设国家。直至中国命悬一线，全体中国人终于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了。靠着这强大的团结的力量，中国终以弱胜强，实现了国家独立。
在全民族抗日过程中，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得以发扬和确立。针对改造国民性、塑造现代化国民人格，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陈独秀，周树人等思想家早已以各种方式做了工作。中国人也部分地从旧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国人进行近代化的一次次向前的探索就可看出国人的思想进步。然而，国民性改造依然任重道远，因为底层的民众还没有被完全唤醒。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的危机意识树立，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统一，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终于存在于全国人民心中了。
四． 结语
从1894年到1945年，从甲午战败到第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中国人进行了艰难的近代化探索以及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顽强斗争。在这期间，国人的思想不断进步，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最终确立。爱国主义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始终支持着中国人不断向前。
中国人关于近代化的探索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历程，反映了国人的思想进步。经济不发达和现代化国民性格的缺失是中国近代化步履维艰的原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础，团结一致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发展的前提。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之不团结导致战争的失败；军阀分立时期，国家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取得成功，两党分裂不利于国家建设。抗战过程中，全民族团结一心，最终取得胜利。
参考资料：
《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抗日战争看近代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邓运山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郑剑顺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及历程》 俞祖华
《两次中日战争的反思》 俞祖华
《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刘新华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 袁洪亮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