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知识青年

发布时间: 2012-09-20   浏览次数: 333

辛亥革命与知识青年                                   

                  ----论知识青年是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极大的传播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近代价值观,更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使中国人民从此踏上建立现代国家的征程。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审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其深远意义时,我们会发现用科学和民主思想武装的知识青年(主体是青年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他们造就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一、满清王朝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轰击之下,呈现出危机四伏的衰败景象,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摆脱危局,但均以失败告终,革命渐成一种趋势。

 西方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自18世纪以来相继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进行了工业革命,实力日盛,势不可挡。日本也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改革后,迅速发展,打败清朝、沙皇俄国,挤身列强。而清朝政府自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出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大片土地、并为侵略者的侵略行径买单赔款、还让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等,使中国人民陷入君主专制统治和外来掠夺的双重压迫之下。仅签定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两项赔款,清政府不计利息即须支付65亿两白银。为完成这些赔款,清廷只得大借外债,外债本息的偿还又成为沉重负担,于是便向百姓增税加捐,导致农村经济的残破凋敝和民族经济的举步维艰。但清朝后期实际掌权者慈嬉太后却公然在诏书中宣称“量中华之物力,与国之欢心”,说明清朝政府已经沦落为外来侵略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可是压之欲深反抗欲烈,生活不下去的农民不断掀起声势浩大起义,先后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等,都沉重打击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同时,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一部分睁眼看世界中国人也试图改变困境,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终结,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的维新变法,最终也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而夭折,这表明和平变革的路已被堵死,革命就成为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当时29岁的知识青年孙中山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痛心地诉说: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的悲凉,后来他又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引领发动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革命潮流。

     二、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走投无路的清朝政府被迫实行所谓“新政”,以图延续其统治,却不料促使了革命知识青年队伍的不断壮大,形成推翻满清王朝的主要力量

19011月,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逃亡途中的顽固守旧总代表慈禧太后也开始下令实行所谓新政,主要的内容有兴实业、建学堂、派留学、废科举、练新军及设立谘议局、资政院、推行地方自治等,以图摆出开明姿态,浅消革命力量,延续治,却不料客上加速了埋葬满清王朝自己步伐。在这些“新政”中,建学堂、派留学、练新军直接催生了革命的知识青年,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力军。资料显示,1903年全国有新学堂769所,至1911年,其总数竟达52500个。新式学堂教育成为近代教育的主体,以当时翻译学校为例,教授内容包含了外文、翻译、自然科学、地理等等西化的科目,使青年学生能以一种现代化的观点看待问题。由于学校猛增,师资缺乏,一大批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想的青年学子成为各级学校老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先生统计,在1907年,国内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教员中,留学生出身者280人,占教员总数的175%;至1909年,留学生出身者增至753人,占教员总数的261%。同时,鼓励青年留学的政策,使清末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多。以留日学生为例,1903年仅1300人,1906年便增至12000余人。这些青年学子到发达国家的直接结果便是产生了思想进步、知识全面的留学生,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在中国近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产生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力量。还有就是一大批知识青年加入到新军之中,不仅使民主革命思想得以传播,更使得新军成为后来推翻满清王朝的主要力量之一。比如,武昌首义的组织者孙武、刘复基等都是参加新军的留日学生,还有参加辛亥云南起义的40多名新军将领中,即有31名是留日学生。

其中留日学生到日本大部分学的是中国最急需的专业,比如说军事、政法、师范等。日本工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军事的强盛跟当时中国的落后贫弱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但对中国留日学生刺激更深的是由于中国的贫弱而使得中国学生在日本受到的歧视和侮辱,他们深切体会到,祖国不独立富强也就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尊严和地位。尤其是 1903年沙俄军队入侵中国东北,不但不撤兵,反而提出无理要求,留日学生就掀起了一场拒俄运动。429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集会,声讨俄国的侵略罪行,并当场发起要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去杀敌报国。后来这个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进行军事操练,女学生则编为救护队。但是留日学生还没有回国,清政府就要求日本政府对此取缔,东京的警察局就不许中国学生集会操练。因为清政府的破坏,拒俄学生军没有能够回国抗战,就将其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一些特派员回国去请战和发动群众。可是留学生代表到了天津要求见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却被拒之门外。当时清政府驻日本的公使蔡钧在给国内清政府的电报里面就攻击留日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因此清政府严禁留日学生回国活动,命令沿海各个关口严格搜捕。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得留日学生逐步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大批留日学生由此从爱国救亡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三、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革命的知识青年广泛开展思想发动和宣传,使民权理想和革命理论在广大知识青年中传播扎根,为辛亥革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界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

鲁迅先生曾经回忆:中国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体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考学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留日学生在日本广泛地接触到各种西方的、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说,还有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所以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经常举行各种集会,组织各类团体,出版各种刊物,并且发表演说和文章,来探讨拯救中国的各种方案和道路。当时留日学生办的刊物约有80种,编译的书刊有几百种,且种类多内容新,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的影响非常大。陈天华写的通俗读物如《猛回头》、《警世钟》等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的罪行。他指出爱国就得革命,这个洋人的朝廷必须要把它推翻。      

当时宣传革命影响最大的是四川的留日学生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宣传革命和建立中华共和国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这些革命的理论,普世的法则,武装了知识青年的头脑,革命成为他们自觉行动。《革命军》先后翻印了20多次,印刷达到110多万册,在国内和日本广泛流行,是革命第一畅销书。鲁迅先生讲“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学生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国内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回国的时候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还有《民报》、《江苏》、《湖北学生界》这些革命书刊,偷偷地大批运回国内,广为散发,宣传革命思想。

  四、肩负救国救民使命的革命知识青年,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活动,筹划革命武装,为推翻满清朝王朝反动统治不懈奋斗。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这些团体,若以群体而论,投入反清革命活动最多的主要是留日学生、新式学堂学生、新军官兵与会党;若以年龄论,大多属于2026岁的年轻人。历代优秀青年总是属于那些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前途连在一起的人。生于1887年的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留书爱妻:“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只好舍家赴死。生于1885年的文学社与武昌起义实际负责人刘复基则离开军营专做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租房建成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的总机关, 亲手制订武昌起义计划。

为了开展革命活动,各种革命团体如春笋般建立:1905820,孙中山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根据1905年到1907年有资料可查的统计,同盟会的会员中留学生和学生就占了约九成,其中大部分都是留日学生;1908年孙武、焦达峰在湖北湖南设立了共进会,重点在新军中发展力量;1911年初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等在湖北新军中成立了革命组织文学社,两个革命组织合计起义,使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陶成章、徐锡麟在江浙组织了光复会;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组织了华兴会;刘静庵在武汉组织了日知会;宋育仁、吴之英等在四川成立蜀学会;吴春阳、陈独秀在安徽组织了岳王会;井勿幕在陕西组织了同盟堂;胡瑛、曹亚伯在湖北组织了科学讲习所。这些革命团体分别在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中开展工作,联络发展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在辛亥革命里策动各地新军起义的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士官学校学过军事的学生们进行的,回国后,很多省的总督巡抚都把他们聘为新军的军官,委以要职。有的当了陆军学校的监督,有的甚至还当上了新军的统制、协统、标统等高级职务,实际上掌握了一定的军权,成为辛亥革命各省起义的重要军事力量。比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的中国留学生吴禄贞、张绍曾,回国以后当上了统制(即师长),这是当时新军最高的军官。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的蓝天蔚、第三期的蔡锷当了协统(即旅长),这些人在辛亥革命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的都督、部长以至各级官员也有不少是留日青年学生。

  留日知识青年在各地发动和参加武装起义中,不少人将自己的青春以至于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1906年的同盟会发起的萍浏醴起义中有个湖南留日学生叫刘道一,起义爆发以后被清政府逮捕英勇就义。他是留日学生参加反清起义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烈士。1911427日,同盟会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这是同盟会的武装起义里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也是牺牲最惨烈的一次。牺牲的黄花岗72烈士里有不少也是留日学生,如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再如前文提到的刘复基,武昌起义中被清军押赴刑场的时候,他还一路高呼:“同胞们大家起来革命!”他们毅然投身于革命,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为救国救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五、辛亥革命中革命青年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并继续在以后的新民主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不断发展进步。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90%以上的参加者和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这些青年学生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领导力量。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领导力量,洋务运动的产物——新军,则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当兵,而显现出进步气象。19111010武昌起义的组织与领导者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知识青年。 另据统计: 以1905年为截止,主张革命或倾向赞成革命的60余名著名知识分子如朱执信、宋教仁、汪精卫、马君武、冯自由、张继、章士钊、鲁迅、马叙伦、刘师培等都在30岁以下,而邹容、宁调元、黄侃、周实、汪东、柳亚子、詹人悲等人的年龄还不到20岁,孙中山等创建兴中会时也只有20多岁。 但环境和时代使得这批人无论是知识学问还是思想,都表现出惊人的成熟。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对各国政治、法律、经济财政问题的研究;马君式、蔡元培对中西文化的双向了解;秦力山、杨毓麟、鲁迅的深邃思想;章太炎国学造诣的博大精深,至今足令研究者叹服。汪东在《民报》上发表《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时,都只有十六七岁。邹容写《革命军》时才18岁。刘师培写《读左札记》、《周末学术史序》、《围学发微》,马叙伦写《古政述微》等相当专精的学术长文时,都是刚刚年过20岁。可以说,作为辛亥革命主导力量的这些知识青年受过西方文化洗礼,具有世界背景下的忧患意识和精英意思,强烈的使命感使其广泛寻求各种新知新理,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并尽可能接触接近工农大众。同时,他们还是人权、平等、自由思想的信仰者和践行者,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正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

     辛亥革命之后,进步的中国人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又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曾经的留日知识青年,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来后,又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与陈望道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辛亥革命先烈和无数的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资料来源:

 

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一、二), 中华书局1978

2吕思勉著《中国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

3、《辛亥革命与留日学生》,《人民政协报》2010.1.25

4、《分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

5、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

6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 5

7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

8《简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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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