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观念形成 金渡江

发布时间: 2012-09-20   浏览次数: 324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观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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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狭隘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期间民族观念的激荡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时期,民族观念也处在一种激荡的情形。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一直是处于家天下的格局中。虽然国家总体保持统一,但一个个王朝的更替实际上仍非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首先每个王朝的合法性都建立在“天意”之上,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民众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崇拜。这与西方启蒙时代中人民达成契约建立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天意”的观念下,王朝统治者不可能将国家的兴亡放在首位,如清王朝末期无论在洋务运动还是立宪运动,初衷都是维系清朝的统治。在这种逻辑下,民众没有一种国家的认同归属感,对于国家兴亡也就会采取一个“看客”的姿态,这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人奋勇的态势形成了对比。梁启超因此断言“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1]

狭隘的民族主义最主要体现在一些革命党人身上。邹容流传甚广的《革命军》中“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2]言及十八省,这是革命党人将东北、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排除在中国版图之外的观念体现,十八省主要是汉族所生活的区域。在革命后建立新国家时,不一定要把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包含在新中国中。1908年《民报》章太炎《排满平议》中有:“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3]章太炎更是认为若将满族分离出去对于国家统治更为方便。

即便看孙中山辛亥革命以前的思想,仅“驱除鞑虏”一条,其民族主义革命的本意就更倾向于反满、排满革命。到了辛亥革命时,各地对于革命中排满因素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比较激进的湖南、四川等地其革命檄文就有明显的反满色彩。其中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号召革命“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4]

二、    摆脱狭隘——民族观念的转折

首先辛亥革命时期,对民族一词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改变。历史上,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一直以汉族为中心,华夏蛮夷间基本处于对峙状态。即便暂时由少数民族所统治也是希望“‘驱除鞑虏”。在革命者身上的体现在上一章节中介绍为狭义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以后,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被“五族共和”所取代,“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5]此时中华民族已不仅仅是汉族的统称,开始包括了中国各个民族,或者说,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其次,对中国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从上一章的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排除出中国版图的观点被五族统一为一国所代替。不仅革命政府承认了这一点,在清帝退位上谕中也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样的话语。

在这两者的转变中,并非一蹴而就。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有了反对家天下的观念,后来梁启超的著述中也对中华民族进行了重新解读。而梁启超更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词汇的人。戊戌变法时期他就提出了国家内部民族团结的民族意识。在进一步吸收了西方民族观念后,他加入了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排满”的论战,提出“并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6]在梁启超之后,立宪派成为反对狭义民族观念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坚持大中华民族观念的立宪派有许多满人,少数民族在民族观念建立中的主动更体现了中国民族观念变革已成趋势。

辛亥革命时期,临时政府最后选择了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非狭义民族主义的“十八星旗”就体现了革命阵营内部民族观念的转变。孙中山在革命之后更是提出了“国族”一词,与“中华”一词连用为“中华国族”。

这两者即民族与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中国的救亡之路就确立了以成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前提。

 

 

三、    向民族国家转变——辛亥革命的深层意义、

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辛亥革命推动了一个家天下观念的朝代国家向一个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转变。

以往中国的王朝更替面临的问题与1840年后中国所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解决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依靠王朝的自我救赎或是王朝更替是不可能的。

挽救民族危亡的尝试伴随着整个中国近代。从太平天国“奉天讨胡”、义和团“扶清灭洋”、到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都只是停留在王朝观念下的救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国。这个时代的人们陷于一种迷茫,一种对民族认同的迷茫。如何处理“五族”与中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中的民族自觉是在一中外力作用下产生的。中国人逐渐感觉到“他者”的存在,从而由文化认同走向现代的民族认同。[7]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眼看世界,第一次将自己的天朝大国观念至于世界的范围内重新审视。蛮夷和华夏的民族观念开始了痛苦的转变。

我们看到,虽然从明末清初到清朝晚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并没有实现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目标。而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它不仅仅体现在革命时的口号,更体现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的一系列措施中。报纸的舆论、国家的法令都时刻体现了民族平等,而且不仅仅是提出了民族平等,关键是将各个民族置于“中华民族”这一个共同体中。单看“中华民国”几个字就可见辛亥革命后带来的民族认同,从那之后,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商业大量出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民族的认同感。

李良玉在对从辛亥到五四时期民族主义演变作历史考察后指出,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二元性:一方面它的基本内核是新型国家观念,可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以通过革命排满实现民族光复,因而是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即反满民族主义。[8]若是仔细分析辛亥革命中的具体细节,“反满”并没有成为辛亥革命最终的宗旨,或者说,“反满”只是反对满族王朝而非满族这个种族。这一点在反复引用的孙中山五族共和观点得到了印证。在革命过程中大规模的种族仇杀也没有发生。

以往看待辛亥革命的意义时突出其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但这更关注辛亥革命对外来侵略的一种抵抗。实际上,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自省,一个民族的凝聚。它即便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取得最终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但是辛亥革命完成了一个现代民族的创建。民族观念中主权、领土、民族的观念为人所知并成为共识,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切奋斗中,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抗日战争,中国都是以一个民族的姿态进行抗争而非清末民族观念迷茫之时的一盘散沙。

由此,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 转引自《从朝代之国走向民族之国_辛亥革命与民族认同感的建立》 朱月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 3

[2]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张永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39 2 2

[3] 同上

[4]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张永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39 2 4

[5] 转引自《从朝代之国走向民族之国_辛亥革命与民族认同感的建立》 朱月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 5

[6]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黄兴涛 浙江社会科学2002 1 2

[7] 转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暨爱民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 86

[8]转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暨爱民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 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