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反思与启示——建立新秩序的艰难
读罢“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这个话题，便有一种无从着手的感觉，想要在短短2000字的文章中反映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是十分艰难的，题目太大容易说空话，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着手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启示更加适宜些。
自从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起，整个中国便在不停地找寻救国的方案。正如近纲课本上所总结的，第一次是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个方案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战略；第三个则是希望达成自上而下，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方案；若是算上之后义和拳运动，便是第四个方案。太平天国与义和拳运动都是自下而上的，然而却或是缺乏主义，同是封建思想换汤不换药，或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不符历史潮流的反帝运动。而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则是自上而下的强国策略，它们一个希望在现有体制内引进西方技术，一个依赖于当政者（或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改革，一旦触及了当政者的根本利益，结果只能是失败。然而辛亥革命则有根本上不同于之前方案的地方，首先它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对当政者的依赖相对较小，再者就是它有自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一味的宗教迷信，这样的一场运动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更颠覆性的影响。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有限的，在接下来近十五年的军阀割据中我们也能看出这次革命果实的脆弱。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瓦解与解构一个政治体制与伦理纲常是相对容易的，倘若这个体制没办法抵御外部与内部的压力，它的轰塌是很自然的，就像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说的“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到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然而要去重建和维持一个体制和其伦理纲常却不是容易的，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革命党人似乎觉得革命已经结束了。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仿佛证明了当年保皇派的担忧，梁启超便是反对打到清朝，反对共和体制的。“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上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
其实当时的孙中山也着实体会到了重建与维持的难处，提出了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也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简单来说，军政便是夺取政权，而从军政到实行民主的宪政中间，需要加入训政的阶段，顾名思义就是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建立维持新的社会体制也需考虑到当时的人民民主自觉，若是直接从军政便还政于民，那么必将为军阀所利用，窃取革命果实。
正如孙文所说，“由军政时期一蹴而就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然而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未理解训政之必要，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辛亥革命摧毁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然而封建的意识思想在民众间却也根深蒂固，虽然在革命前人民已经接触到了许多西方的思想，然而却还是缺少为革命准备的，类似西方的“启蒙运动”。这便是重建与维持新制度的难处。这在当时的军队中尤为突出。从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开始，军队私有的毒瘤便暗留了下来。当时的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这一点，此外都是封建思想和习惯。他们当兵也不是要保卫国家，而是为了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自然地，他们只知道忠于给他们衣食的长官，或是同乡同族的领袖。这些都为军阀窃取革命果实提供了资本。
旧的秩序往往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运行，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已经在运行中磨得润滑无比，从社会制度，到社会文化习俗乃至社会伦理纲常，它们都成为了社会稳定的润滑剂，然而新的秩序却并非如此，往往显得非常脆弱。
故而建立维持新秩序非一桩易事，还需充分考虑人民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其间也需要润滑的过度阶段，即使最终目标是极适应历史潮流的，若是少了磨合，一跃而就，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占得利益。
用这般观点来看世纪末的东欧剧变，也能得出些结果。当改革者过于超前地走在了社会保持稳定的能力之前，这样的改革最终也会导致不稳定，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如今俄罗斯的许多能源金融巨头，都是当年负责改革的政府部门官员，社会利益也会顺水推舟地被他们篡夺，他们与辛亥革命后的军阀也有几分相似。
不过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确实光明的，社会的变革总是在一波又一波中进行的，难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便在于推动了历史的滚轮，它击碎了两千多年封建的顽石，如果没有它，那么之后的革命不知会有多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