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
“砍手党”犯罪行为之犯罪学分析
发布时间: 2009-04-07   浏览次数: 10090

 

“砍手党”犯罪行为之犯罪学分析
——以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为视角
                             
 
 
一、引言
近些年来,广东“砍手党”以极其残忍的方法实施抢劫等暴力犯罪,严重威胁着公共安全,给公众带来了心理恐慌引,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近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提出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砍手党’等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安全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①]此言一出,即在媒体上引发了“面对‘砍手党’要不要开枪”?以及如何看待“砍手党”犯罪现象的大讨论。
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两份关于广东“砍手党”成员的背景报道为分析材料,以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为分析视角,来解析“砍手党”犯罪行为之生成,以期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更理性地看待“砍手党”犯罪现象。
 
二、有关“砍手党”成员背景的两份材料
 材料1:
2005年1月20《南方都市报》刊登“为什么到广东几年就变坏  深圳‘砍手党’家乡调查”一文,对“砍手党”成员的背景情况作了全面调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个夜不闭户的淳朴乡村缘何成了悍匪的故乡?
  余富兵的右手没有抓住他心爱的手机,因为他的右手已经和手机一起掉在了地上。他的妻子不知道,还在前面拼命追赶5名抢走她100元钱的持刀歹徒。“别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余富兵朝妻子嘶声高喊……这是2004年12月17日夜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水口附近的马田北路的一幕。为首的砍手歹徒叫许国亮,18岁。案发5天后的夜里,当抓捕他的警察把他从广西家中的床上拖起来时,感觉许国亮的体重很轻,简直就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单薄少年,在铐住他的瞬间,他一点都没反抗,可能是当时还没睡醒。
  但深圳警方查明,就是这个瘦瘦小小的许国亮,和19名成员组成一个抢劫团伙,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在公明街道办合水口、马田一带,一年时间内先后做下25宗劫案,砍伤路人12名,抢劫了大量手机、手提包和现金。
  这些抢劫者均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深圳民间称他们为“砍手党”,广西天等县人称他们为“上映帮”。“上映帮”的成员又基本来自同一个村庄——上映乡温江村。温江村,深圳向西略偏北一千余公里处,距天等县城40公里,距中越边境30余公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已经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落入了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的警方手中,有两对还分别是亲兄弟。但熟知“上映帮”的知情者称,目前在广东抢劫为生的温江村年轻人远不止这个数,而是多达上百人!许国亮被抓后交代得更为干脆利索:“我们村(来广东)的男孩子基本都在外边抢东西。”温江村的知情者透露,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如果他们失业,也很有可能被“上映帮”吸纳进去。
 
家 “今年春节儿子总该回来了吧”
  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远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因何成了劫匪的故乡?一切要从一个叫赵民显的人谈起。根据天等县警方的了解,赵民显算得上是温江村的“匪帮教父”,他于2004年被深圳警方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他所率的“上映帮”曾与深圳宝安警方发生过数次枪战。警方推测,“上映帮”的枪极有可能是从相距不远的越南那边贩运过来的。上映派出所一位负责人认为:“赵民显给到广东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开了个坏头,后来温江村年轻人抢劫成风,是他开的路。”
  赵民显家在温江村山岱屯,村中心村委办旁。赵家的邻居、村委书记冯成金称,赵从小看起来老实内向,因为家里穷没读完小学。赵民显家住的是那种老式土房,他的父亲和村里的其他父母一样,想为儿子造间新房。所以他的父亲去打石头赚钱。结果在一次爆破作业中,大石头压死了两个雇工,法院判决赵家向受害者赔偿6万元。赵家根本赔不起,造房梦也破灭了,所以全家都跑到了广东去打工。游荡一段时间后,赵民显也赴深打工。但到了2002年时,赵民显已蜕变为深圳市公明镇有名的“悍匪”了,数次和警察发生枪战。上映派出所介绍,赵民显在2001年左右开始慢慢拉一些温江村年轻人下水,到了2002年前后,他已经是初具气候的“上映帮”老大。不但抢劫,还在公明、松岗一带的长途汽车站收保护费,并数次在和其它黑帮的争斗中死里逃生。但他终于没有逃过牢狱之罚,2003年4月被广东警方抓获,2004年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只有赵民显的伯伯留守在家,有时过来看看这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为了增加这间老房子的人气,老人在赵民显家门口挂了一串金黄的玉米棒子,在冬天的阳光下落寞地晃动着。  从赵民显家步行十余分钟乡间小路,就可以到黄海清家。黄海清属于“二进宫”,他是2004年初满刑释放后赴深,2004年11月23日,又因涉嫌抢劫被深圳宝安区检察院批捕。村委书记冯金成不忍心把批捕通知书送到黄海清的父亲黄尚美手中,所以黄尚美至今仍不知道儿子被抓的事。他埋怨着儿子:“家里太困难了,海清快一年了还没寄回过一分钱。”黄家的黄泥土房已历经祖孙四代了,外墙龟裂横竖,有的缝已经能插入一只手掌。几年前,黄尚美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用光了家里的钱,也让他丧失了劳动能力。黄家的床是用竹片和稻草作垫的。因为没有好一点的床,所以黄尚美说两个儿子从十多岁后就没在家里睡过。因为没钱换破了的瓦片,到了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黄海清家唯一值钱的是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黄牛,老黄牛已经差不多没有力气耕田了,但他们家买不起小牛犊。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三亩多的水田和一亩多的旱田,全年只有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黄海清的母亲黄玉芬说最愁的是过节,过节时常常发愁怎样找钱买肉。他家一年中吃肉的机会只有两三次。打击黄尚美的不只是疾病与贫困,小儿子黄海珍在两年前离家出走后至今没有音讯。两年多前,黄海珍参加了新兵招征,体检合格。他以为可以实现当兵梦了,但最后因为他只有小学学历而被刷下。他抛下一句“家里太穷,我要出去打工赚钱”就出走了。“他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都怪我们,没有钱让他念初中,本来他一定可以去当兵的。”母亲黄玉芬显得很懊悔。
  因此大儿子黄海清更成了黄家的盼头,现在两老盼着黄海清回家过春节。“只要他回家过年,哪怕他一分钱没赚,什么也没买回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高兴的。”黄尚林说得有些黯然。从黄海清家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许国亮家。许国亮家的砖瓦房是靠他父亲打矿赚来的。许国亮的母亲看到陌生人,眼睛里有些诚惶诚恐。许国亮的伯母道出了原因,上个月许国亮在家中被警察抓走后,许国亮的母亲现在一听到“广东来的”就会怕得发抖。许国亮家的父亲和哥哥都到邻傍的土湖乡挖锰矿去了,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许国亮的哥哥也曾经因为涉嫌抢劫被深圳市公明派出所抓过。但他的母亲认为两个儿子在家里都很听话,她至今不相信那么瘦弱的儿子会去抢劫,还会残忍地砍掉别人的手。“这小孩子一定是不懂事,乱承认的。”许母显得忿忿不平。
  许母所不知道的是,不只是许国亮,和许国亮一起经常在抢劫时砍手砍脚的其他18个人也一样的瘦弱。据说一开始调查这些抢劫者时,连警察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这样瘦小,这样单纯,像没长大似的,怎么下手就这样狠呢”。许国亮的供述则称:“我们拿刀,而且很多人一起。不肯给的就砍了。”许国亮的卧室床边贴了几张个人照,看起来果然瘦瘦弱弱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这可能是后来他告诉警方的他最想念的女朋友,“她还不知道我干这事,也不知道我进来了”,“我害怕她看不起我,害怕她和我分手”。而据上映派出所最早铐住许国亮的警察回忆,他搜查许国亮的枕头时没有搜到刀枪,却摸到一张2003年的征召新兵的体检单。虽然看起来已经皱皱巴巴,但保存得很完整,这说明许国亮曾经非常想当兵,并且一直怀着这个梦想,所以才会一直保存着这份体检单。但村委书记冯成金说,即使体检合格,许国亮也当不了兵,因为他连小学都没毕业。
  许国亮家旁边不远是许国亮堂兄许国定的家。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穿着暗蓝的灰旧布袄的赵玉梅和邻居们坐在许国定伯父家的灶堂边烤火,因为她家的土房子塌了。闪动的火光映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灰白的头发。用温江村人的话来说,赵玉梅是个命苦的女人。丈夫在许国定不到十岁时就因病去世,此后她所有的心血放在了维持生计与抚养孩子上。但孤身的母亲倾尽全力也只能供许国定读到小学四年级。四亩稻田成了赵玉梅赖以生存的血脉,即使两个儿子没在身边,她还是以六十之躯照料这些稻子。只有像这些寒冷的冬天,坐在这样的灶火旁取暖时,才是她一年中最闲暇的时光。
  现在老大许国干在大新县土湖乡那边打矿,每个月可以回家一两趟,所以她现在特别挂念二儿子许国定,“这个儿子真是有点不听话,出去也快两年了,连个信也不捎回来。今年春节他总应该回来了吧。”赵玉梅愁苦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她曾经向所有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温江村人问许国定的下落,但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愿意告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死了。
 
村 “他们在家都是好人啊”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许国亮生活的这个温江村普遍贫困,实际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山”,从县城到村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却要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到温江村需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整个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面叫前山,后面叫后山,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的石山,树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态雄奇险峻。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田地的一条小溪叫“温江”,这也是温江村名字的由来。这条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积成了一口小池。这口小池是温江村砖厂挖砖泥挖出来的。这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
  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这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都曾在这个小学读书。这个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是依赖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此前包括许国亮在读时,教室都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但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张有勋校长介绍这是十年前老师们自已做水泥砖建起来的。门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同时兼做办公室和食堂。十余名小学老师中,几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23元,一般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工资在500元左右。只有张校长的工资最高,因为他已经是有数十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所以有约9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忆起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在深圳或被击毙,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温江年轻人,张有勋校长很沉重:“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饭,这可能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实上,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
  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老师们回忆,这些年轻人到了广东后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被不少工厂拒收。2004年底的时候,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己尝够了不会写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应该让弟弟多读几年书才能在广东找到好点的工作。”张有勋校长分析。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温江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据了解,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在温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后辍学去找工的学生在整个上映乡也很多。据上映乡中学反映,初二年级每年春节后都会有四五十人辍学打工。
  村支书冯成金和村校长张有勋共同担心的另一个教育问题是,家里空巢了,孩子们在家里缺乏管教。冯成金认为,不少“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当年他们读小学时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出现了“从小家教不好”的情况。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呈愈演愈烈,因为“现在呆在家里就一分钱也赚不到”。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里的只有两户人家,另外32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广东打工去了,43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温江村旁边的大新乡挖锰矿去了,还有7名学生的父亲去挖矿母亲去广东打工。在小学旁边就是村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低矮的平房。“我们这里太穷,两个村委委员不干了,都打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了。”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息。他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温江村232座砖瓦新楼房中,冯成金介绍,90%以上都是打矿赚来的。但这种赚钱的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们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恐怖的记忆。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在打矿中被压死。2002年将近年关时,新婚不久的黄海亮为了还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决定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但几天后他就殒命于塌方的矿洞中。“命不值钱啊,老板只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五十多岁的黄尚林坐在到处是裂缝的黄泥土房里一边回忆一边叹气。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决不让第二个儿子再去打矿。所以他的二儿子现在到广东打工去了。
  几年下来,全村打矿被压死的人已经上升到16人。村里在打工与打矿方面也出现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为了养家糊口,更愿意去冒死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害怕打矿的风险,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搏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搏”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和温江村人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据他介绍,前几年,上映乡的一些村与村之间,村内的屯与屯之间,都有打架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动,青壮年冲在前面,老少们在旁边助威。许多村民也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直到后来乡里开始对这些乱象全面整顿,才基本做到了村与村之间不打架,管制刀具不现身。“但这种戾气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来化解的,整顿只是治标。所以这种戾气可能也一部分地被这些小年轻们带到了广东。”这位负责人认为。
  但事实上,走在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法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这里的村民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没有”,如果说“还没吃”,那么他家里不管多贫困,也一定会被请吃一顿。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所以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结果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
  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四十余年轻人中,只有一名叫黄海清的25岁年轻人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案底——盗窃摩托车。而其他人,不管在他们的村人眼中,还是当地政府眼中,都曾经是“老实人,良民”。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个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他们在家时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到了广东几年就变坏了呢?”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冯成金到乡里、县里政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一个令他们困惑不已的问题。
 
 “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包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笔者注:2005年7月8日晚9时许,阿星把主管给杀了。据阿星说,他杀的是他打工工厂——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他喝多了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8日晚上9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分别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死主管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②]
 
材料2
天涯社区[③]的一名网友文章:“我来自砍手党的家乡”。该文主要内容是:
 
前言   
  本来我不想写下这篇文章,不想让外人知道我们家乡的真实面貌,然而,看完网易上那么多评论之后,我觉得我不写是不行了,毕竟我还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想让事情的华丽外表迷惑那么多关心关注我们家乡的国人。也许这一篇文章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让一些人觉得反感,在这里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野蛮愚昧+落后无知=“砍手党”发源的根源所在
   温江人,在我们广西天等县上映乡可以说是野蛮的代名词!在我们上映乡,提到温江,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温江人的所作所为,想到温江人的大刀、砂枪,想到与温江人有关的那些血淋淋的故事…… 温江人自古以来就有打群架的“传统美德”,族与族之间、屯与屯之间经常会爆发血腥的故事,打架斗殴,拿刀砍人那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哪一天,你碰到一个很和气的温江青年人,那才是怪事了。
  温江人总体来说还是很团结的,特别是在对外打架斗殴的过程中,温江人都能够团结全族乃至全村的人一致对外,如果在村里有哪家不愿意合作的,他们便群起而攻之,用各种非法手段先处理好内部的问题,比如:扒田埂、砍庄稼甚至用石头砸那家房上的瓦片…… 打架的时候,他们通常是青壮年的拿着武器冲在前面,年老的,妇女的就各自组成担架队,抬着箩框去救下挂彩的伤员…… 这时候如果有谁不幸受伤或者被执法机关抓住了,他们全村人都会按人头捐款,去救治伤员,或者派出代表到上级去走关系把被抓的人解救出来。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大人的聊天中听说过温江人的砍马刀、铁尺。印象中的温江人总是那么的凶狠,直到后来参加工作了,接触过的温江男学生没有哪个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记住的还是他们带到学校来的那一把比一把长的砍马刀,以及那些在他们看来习以为常的口头禅“砍死你!”
  在上映,如果你不幸成为温江人的敌人,那你的好日子就算是过完了,温江人向来是不讲道理的,只要确定了敌对的村子,那个村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是他们报复的对象,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是让他们看到你是那个村子的人,他们身上所有的大刀都会向你以及和你走在一起的人打招呼。

教育滞后+读书无用论=“砍手党”法律观念的淡薄
  教育滞后,这个在全国农村最普遍的问题,也许是记者用来解释“砍手党”成因的最好的托词。
  在我们上映乡,农村的基础教育也许不会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但是却成为“砍手党”滋生的最有力的证明,这不得不说明记者采访的片面性。其实,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温江以至整个上映乡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在温江,最近几年曾经流传着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有这么一个人,全家辛辛苦苦地把家里唯一的女儿培养成中专生,原指望女儿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便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料女儿毕业后,恰逢政策改变,没有了分配指标,家长又没有钱去走后门,女儿无奈只好去广东打工。过年的时候,女儿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就把热恋中的男朋友领到家中。谁知那父亲一见到女儿如此开放,心理上承受不了,自己去买来几斤白酒闷头大喝,最后竟嚎淘大哭起来。此后他逢人就说后悔让女儿读书,用了五万元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这个故事初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笑,如今再细细回味之中我心中压满了沉重的悲伤。后来,我们每年春季学期去家访、动员失学的学生回校时,都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那些有钱有能力供孩子上学的家长都以这个故事为自己的孩子失学做注释。
  读书有用吗?读书人一年的工资都抵不上挖一个月的矿,不够一个人在城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读书的人在广东照样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读了书的人倒是有好多流浪在城市的街头。读书还有用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在这个靠金钱和关系行走的社会里,我们读那么多书来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农村人的思想,也是整个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是人类的悲哀,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质疑!
  上映乡的教育现状主要表现如下:每一年春季学期,上映中学都会有好多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失学,他们一部分是家中确实没有钱再继续读下去,一部分是跟亲人去广东打工,还有一部分是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上映乡各村小学的上学率也不容乐观,每年上映中学按指标录取的学生如果全部都要还不能完成招生任务,更谈不上什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
  在这方面,有钱的人不给读书,想读书的人没有钱读,虽然每年都会有一些好心人捐资助学,但是对于贫困的上映乡人来说那毕竟是杯水车薪。因为不读书,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因为不知道法律的界限,生性野蛮的温江人就这样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成为雄霸一方的地主。没有谁敢惹,没有哪个敢说,“出门不带四两铁就不算男子汉”是他们的口头禅,平时出门,他们青年人必随身携带砍马刀、砂枪,一旦发现情况就会一拥而上,抽出身上的刀直至把对方砍到动弹不得。按照他们打人的惯例,打人必须打残,这样对方以后就没有办法报仇了。
  同样是教育落后、知识缺乏的上映乡其它村的农民,为什么他们就不沦落为“砍手党”呢?

不思上进+追求享乐=“砍手党”形成的意识前提
  常常听到去广东打工回来的温江人这样说:“我们去广东都不用进工厂打工,白天睡觉,晚上出来玩的时候就可以找到钱了。”听他们说,城里人特别怕死,一把刀架到对方的脖子上,都不用说什么话,他就乖乖地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有时候运气好一个晚上可以弄到成千上万块钱,这总比进工厂打工的好,进工厂一个月才那么几百元,都不够一个晚上的花销。
  好多温江人本来是在家挖矿的,后来听到去广东可以不用干活,又可以挣到大钱,出门有车开,去玩有美女陪,生活好过当干部。好多人就这样上了贼船,成为了“砍手党”的一员。他们开的车都不用去买,因为那都是抢来的,而且相隔几天就换新车,好车,平时出门看到有哪辆车比他们开的车好,他们就尽量想办法去制造事端,让对方的车碰上自己的车子,然后就叫那个倒霉鬼把那辆车“赔”给他们。正是由于享乐思想占据了他们的整个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生活追求的最终目的,再加上温江人特有的凶残本性,才使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治安混乱+帮会习气=“砍手党”存在的社会背景
  因为温江人本来就有打群架的传统,在多年的打架斗殴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到深圳这个刚刚兴起的城市,经过各种风气的交汇融合,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管理体系。
  他们以深圳市公明镇为主要活动基地,以抢劫作为经济的主要来源,在深圳市所辖的那几个乡镇都有他们的人员到汽车站、收费站收保护费。
  2004年3月,我因事去广东深圳,在松岗等车回天等时,有幸见到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到车站收保护费,看到司机们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把钱递给那个人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后才知道他就是来收保护费的温江人。曾经有一年,天等的长途客车都没有去广东,据说就是温江人太厉害了,霸占着车站收费太高,后来天等的客车司机就拉了几车人下去和温江人大干了一场,弄得两败俱伤。深圳市的社会治安不可以说不好,但是那些小镇的社会治安却是非常地混乱,车子象疯了一样到处乱飞,联防队员抓人根本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偷小摸那不过是小孩子干的事,抢个人杀个人那都不能算是什么新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外地到深圳谋生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势力就无法站住脚,这就促成了温江人结成帮派,于是,“砍手党”便应运而生了。
  
靠近越南+亲人纵容=“砍手党”躲避追捕的捷径
  上映乡温江村,地处广西西南地区,距天等县城40公里,离中越边境仅30余公里。
  因为靠近越南,我们边民和越南边民所说的土语又是非常的相近,还有好多人和越南边民沾亲带故,往返越南一般都不用办理什么出入境手续,就象去娘家一样容易。
  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很多外逃的便利条件,我们这里经常有一些在境内犯事的不法分子,跑到境外去躲避公安干警的追捕。因为他们在境外有亲人和朋友的庇护,出境后被抓获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后记   
  看完这篇文章你们也许会说我分析和不够全面,如果事实真的如我所说,那记者去调查的时候怎么会得出“他们在家都是好人啊”的结论呢?试想,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面对那个上级带下来的记者,你敢说他们的不是吗?报道中有这么一段“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不在了,当然就没有什么刑事案子可言。“一个夜不闭户的淳朴乡村缘何成了悍匪的故乡?”也许就是那篇报道想要说明的一个观点,你们读过书的人都会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正如记者所言,那么贫穷的地方能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去偷盗呢?家徒四壁的景况还用去闭什么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上映中学老师就被温江人偷走了一辆摩托车,在我们查出了以后他就跑去广东了。
 
三、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概要
                                    “催化剂”
          “带菌个体” + “致罪因素”  ===== 犯罪行为
在上述方程式中,“带菌个体”和“致罪因素”是引发犯罪行为发生的基本“元素”,这两个“元素”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带菌个体”与“致罪因素”发生作用,产生犯罪动机,具有犯罪动机的“带菌个体”在“催化剂”催化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犯罪。
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的“带菌个体”,指的是犯罪生成模式的主体要素,也即具有犯罪倾向的人。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的“带菌个体”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成为真正犯罪人,只有在遇到了“致罪因素”,并在“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才会生成犯罪。
“致罪因素”,是指促使“带菌个体”形成犯罪动机,由潜在犯罪人向危险犯罪人转化的因素。“致罪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失误、性禁忌、政治制度弊端、信仰缺失等方面。
“催化剂”,是指加快“带菌个体”和“致罪因素”相互作用速度,从而导致犯罪发生的“导火线”。“催化剂”主要包括:(1)特定的时空因素;(2)社会控制弱化因素;(3)被害人因素。“催化剂”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是中性的,它们之所以起到“催化”作用,是因为“带菌个体”在相关“致罪因素”条件下,能够“体验(接收)到它们传递的犯罪易于得逞的信息。”
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方式是:“带菌个体”与“致罪因素”相互间发生作用,使“带菌个体”产生犯罪动机,从而成为危险犯罪人,“带菌个体”与“致罪因素”相互间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同,“带菌个体”所产生的犯罪动机也不相同,因而生成不同类型的危险犯罪人;危险犯罪人通过对“催化剂”各要素的感知,做出反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实施犯罪行为,从而成为现实犯罪人。
 
四、“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之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分析
虽然上述两份材料对“砍手党”成员背景的论述有些出入,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共性的内容:
第一,“砍手党”成员都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导致此种后果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家庭困难,无钱上学;二是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不愿上学。
第二,“砍手党”成员经济地位低下,家庭贫困。即使在广东打工,也是微薄的收入。贫困的原因主要是:一是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二是由于没有学历,即使外出打工,则要么是低收入,要么是找不到工作。
第三,“砍手党”成员有着强悍的山民性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温江人自古以来就有打群架的“传统美德”,族与族之间、屯与屯之间经常会爆发血腥的故事,打架斗殴,拿刀砍人那更是家常便饭;二是温江人总体来说还是很团结的,“特别是在对外打架斗殴的过程中,温江人都能够团结全族乃至全村的人一致对外,如果在村里有哪家不愿意合作的,他们便群起而攻之,用各种非法手段先处理好内部的问题,比如:扒田埂、砍庄稼甚至用石头砸那家房上的瓦片…… 打架的时候,他们通常是青壮年的拿着武器冲在前面,年老的,妇女的就各自组成担架队,抬着箩框去救下挂彩的伤员……这时候如果有谁不幸受伤或者被执法机关抓住了,他们全村人都会按人头捐款,去救治伤员,或者派出代表到上级去走关系把被抓的人解救出来。”
第四,“砍手党”成员对城里人持有一种仇恨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正如材料中受访对象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就觉得“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第五,社会对“砍手党”成员控制弱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活动场所(深圳市公明镇)地处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较为混乱,政府管理难以不到位;二是“砍手党”成员远离家乡,缺乏家庭的管教。
……
可以说,上述每一项因素,缺乏教育、贫困、性格、仇恨、控制弱化等都是促成“砍手党”成员实施犯罪的因素,但是,仅单一因素而言,其并不能解析“砍手党”成员实施犯罪的原因,因为,缺乏教育的流动人口很多,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没有实施犯罪?贫困的流动人口也很多,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没有实施犯罪?仇恨城里人的流动人口很多,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没有实施犯罪?……可见,仅从单一角度去分析,并不能科学地解析“砍手党”成员实施犯罪的原因。
根据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犯罪生成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砍手党”成员实施犯罪行为也是这样。详而言之:
第一,“带菌个体”。一方面,“砍手党”成员有着强悍的山民性格,自古以来就有打群架的“传统美德”,这表明他们具有实施暴力行为的犯罪人格。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学校教育方面的缺失,“砍手党”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倾向性进一步加剧。最后,这些“砍手党”成员纠合在一起的时候,形成犯罪亚文化群体,以实施暴力犯罪为荣,信仰“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等不劳而获的享乐主义世界观。总之,“砍手党”成员有着较深的犯罪倾向性,犯罪人格级别高,犯罪危险性大。
当然,“砍手党”成员具有较高级别的犯罪人格,这只表明他们具备了实施暴力犯罪的主体条件,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实施犯罪。除了“带菌个体”因素外,还必须具备“致罪因素”和“催化剂”因素,才可能实施犯罪。实际上,由于不具备相关的“致罪因素”和“催化剂”因素,众多的具有“砍手党”成员犯罪人格的温江人并没有实施犯罪。
第二,“致罪因素”。主要是经济政策失误。经济政策失误表现为失业、贫穷、分配不公等方面。对“砍手党”成员而言,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后,由于贫穷,由于找不到工作,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致罪因素”形成。关于“致罪因素”形成方面内容,还可以参见第三章的经济政策失误“致罪因素”的一个实证分析部分对流动人口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所做分析。
第三,“催化剂”。社会控制弱化因素是“砍手党”成员实施犯罪的最为重要的“催化剂”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主要活动场所(深圳市公明镇)地处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较为混乱,政府管理难以到位。二是上映乡温江村,地处广西西南地区,距天等县城40公里,离中越边境仅30余公里。因为靠近越南,边民和越南边民所说的土语又是非常的相近,还有好多人和越南边民沾亲带故,往返越南一般都不用办理什么出入境手续,就象去娘家一样容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很多外逃的便利条件,一些在境内犯事的不法分子,跑到境外去躲避公安干警的追捕。因为他们在境外有亲人和朋友的庇护,出境后被抓获的机率几乎等于零。三是“砍手党”成员远离家乡,缺乏家庭的管教。
按照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公式:由于有着强悍的山民性格,加上教育方面的失误,“砍手党”成员形成了级别较严重的犯罪人格,是“带菌个体”,他们都是实施暴力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砍手党”成员在遇到“致罪因素”情况下(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贫穷、失业等),形成犯罪动机,成为危险犯罪人;一旦遇到“催化剂”作用(社会控制弱化),就必然会实施暴力犯罪。在此意义上说,“砍手党”成员实施暴力犯罪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五、“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之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分析的刑事政策意义
(一)宏观分析:如何看待“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的各因素
从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角度看,“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因素在犯罪反应方程式中所处地位不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第一,教育失误、贫穷等并不意味着“砍手党”成员必然会实施暴力犯罪。把“砍手党”犯罪行为之成因仅归咎于教育失误、贫穷因素是不科学的。
第二,控制“带菌个体”、“致罪因素”及“催化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预防“砍手党”犯罪行为之形成。
第三,从经济学考虑,控制“带菌个体”,也即改变“砍手党”成员的强悍的山民性格不仅成本太高,也几乎不可能,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我们可以加强学校教育(特别是德育),以降低“带菌个体”的级别,减轻“砍手党”成员的犯罪倾向性,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成本也不太高。
第四,控制“致罪因素”是一项长期工程,是预防“砍手党”犯罪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条件。因此,完善社会经济政策,解决贫困问题、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分配不公问题,是预防“砍手党”犯罪的根本所在,是“治本”之举措。然而,完善社会经济政策,并非一日之功,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人类发展到今天,尚不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分配不公问题,控制“致罪因素”道路漫长。
第五,“控制”催化剂因素,是预防“砍手党”成员实施暴力犯罪的最切实际的和最为有效的手段。加强社会控制力度,特别是加强硬控制,即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高刑罚的必定性,是预防“砍手党”犯罪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该手段也有不足之处,即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而且成本大(加强社会控制力度必须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司法资源)。
(二)具体探讨:抑制“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的“致罪因素”
如上分析,在“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中,经济政策失误是一个重要的“致罪因素”,对犯罪行为的生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基于此,笔者对此进行两方面的具体分析。
一是经济政策失误因素在“砍手党”犯罪行为生成中的作用机理。
经济政策失误对“砍手党”犯罪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失业、贫穷,导致行为人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欲望而产生犯罪动机;二是由于失业、贫穷,进而使行为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从而产生犯罪动机。
就“砍手党”成员而言,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失业、贫穷,导致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欲望而产生犯罪动机。
经济政策失误表现为失业、贫穷、分配不公等方面,是引发“砍手党”等流动人口实施犯罪行为的最为重要的“致罪因素”。此处引用一些学者的研究来对此进行简要论证。以贫困和失业为例,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建国以来,虽然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各种人祸天灾,贫穷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远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广大的农村仍有近300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迫于生计,纷纷外出打工,流入了城市。通过大量调阅案犯的档案及对罪犯的直接采访,我们发现,外来流动人口的犯罪中,因家里太穷而犯罪的占33%,因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生活无出路而犯罪的占35%,因好逸恶劳而犯罪的占17%,因其他原因而犯罪的占15%。另外,根据监狱管理人员的介绍,在监狱的“大账”(罪犯在收监时,所有钱物都要上交,登记造册,集中保管,称大账)中,外来流动人口罪犯的钱物平均价值不及本地罪犯的十分之一,有许多外来流动人员在被捕时,身无分文。因此,无论其他的犯罪是否由贫困引起,我们坚信,贫困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最主要的内在动因。”[⑤]
也有学者以基尼系数为视角,从分配不公角度来论证流动人口犯罪原因。如有学者通过比较基尼系数与犯罪案件的变化关系后得出结论:“通过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流动人口作案相对集中的几类犯罪案件与基尼系数之间呈高度正比关系。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78上升到2000年的0.417,抢劫案件、盗窃案件、诈骗案件总数也随基尼系数的增加而分别从1981年的22266、743105、18665增大到2000年的309818、2373696、152614,由此可见,基尼系数愈大,流动人口从事犯罪活动特别是侵财性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⑥]所以,基尼系数愈大,社会分配就愈不公,人们的相对被剥夺感愈强,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我国地域广袤,情况千差万别。一方面在我国西部地区尚有6000万群众没有脱贫,扶贫工作也成了本世纪末的最大难题之一,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却早已达到小康水平。如果我们拿富裕地区的居民和贫穷地区的居民作对比,其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但问题是,这些相关悬殊的人群并不住在一个城市,生活在同一社区,相对丧失感并不是那么强烈。但当贫困地区的人群流向大城市后,一下子接触到城市中的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他们的相对丧失感是很强的。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三种现象:第一,为什么犯罪集中发生在城市?第二,为什么城市中犯罪成员大多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流动人口?第三,为什么流动人口犯罪中侵财性犯罪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化社会的城市环境使许多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城市居民而感到被剥夺,而人们企图用非法的手段使他们所感受的剥夺得到补偿……相对丧失论是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的一种可能解释。”[⑦]
二是如和从根本上预防经济政策失误因素对“砍手党”成员所带来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虽然完善社会经济政策,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工程, 但采取相应措施,以减少“砍手党”成员等流动人口因贫困、失业而产生的相对丧失感则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其基本做法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民工的意识。民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民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离开了民工甚至无法运转。”[⑧]然而,我们对如此重要的民工群体缺少关注和关心,“民工是一个庞大但沉默的群体,除了在年底的讨薪与春运时在报纸电视上集体亮亮相外,他们平时偶尔会在小报的社会新闻中露露脸,供人双目放光,让人摇头叹息。很多报纸宁肯拿出大量版面去追踪一个遥远的三流明星的丑闻,却对身边的民工们的悲欢离合视而不见;电视里永远是几个男人拖着辫子发着嗲演皇帝戏,没有人想到去拍拍孙志刚的故事、周岱兰的故事……”[⑨],我们平时热衷于谴责民工所实施的性犯罪及其他相关犯罪行为,却不去关注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实施犯罪的“致罪因素”。更为严重的是,民工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我们往往由于一些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就否定民工之群体,并把他们“妖魔化”,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小区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文字:“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⑩]还有人建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以减少民工对其他乘车者带来的不便。[11]由于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和关心,更由于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得不到尊重,民工中的一些“带菌个体”,在性禁忌的“致罪因素”作用下,不能理性地化解性压抑,从而产生了性犯罪及其他相关犯罪的犯罪动机,并在一定的“催化剂”作用下去实施性犯罪及其他相关犯罪。


[①] http://www.jxnews.com.cn/jxcomment/system/2006/04/13/002240124.shtml
[④] 具体内容参见拙文:“犯罪生成模式与犯罪饱和性生成模式”,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2期。
[⑤] 方建中:“流动人口犯罪实证研究”,载《求索》2003年第6期,第133页。
[⑥] 郑永红:“基尼系数与流动人口犯罪”,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49页。
[⑦] 麻泽芝、丁泽芸:“相对丧失论——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的一种可能解释”,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134页。
[⑧] 肖春飞等著:《我的民工兄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部分。
[⑨] 肖春飞等著:《我的民工兄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记部分。
[⑩] 有一篇短文“民工的电动车”很能反映民工受到的歧视:春节的时候,单位搞联欢活动,我竟然中了一等奖,奖品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买了私家车,妻子上下班也是由我接送,所以这辆电动车放在楼下怕被偷,放在家里又占地方,居然就成了鸡肋。前些日子,乡下的表弟进城来打工。于是妻子作了个顺水人情,将电动车送给了他。表弟兴高采烈地将车骑走了。没几天,表弟又来我家,说要车子的发票:“我每天从工地回来,身上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一看就是个民工,走在路上都没人看我。可是自打骑了这电动车后,回头率明显高了,我还以为是这车吸引人呢。昨晚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我偷了一辆电动车……”原来如此,我赶紧找出发票给他,并叮嘱他要自信,不就是一辆电动车吗,难道民工就买不起吗?表弟点点头,拿着发票走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出差刚回南京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说抓住一个偷电动车的民工,那人硬说车子不是偷的,而且是我送的,还拿出了发票,所以请我去派出所核实一下情况。我匆匆赶往派出所,果然,表弟低着头坐在椅子上。通过我的说明,这才真相大白。走出派出所,表弟默不作声。快到我家门口了,他才小声地对我说:“表哥,你还是帮我换辆旧自行车吧,这玩意儿我骑不惯。”选自《读报参考》,2006年第3期,第2页。
[11] 2002年,一位陈姓青岛市民向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其内容是:“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肖春飞等著:《我的民工兄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