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领导》2008年第4期（总271期） 

《现代领导》杂志记者  曹嘉懿

人物简介：刘建军，山东省昌乐县人，现为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领导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代表性论著有《“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主编《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在《读书》、《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与变革的时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在变、人的价值观在变，领导的结构也正在发生着变化。领导观念和领导者这一角色的更新程度已远远超出了原先的预想，现实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在呼唤着新型领导者的产生。

2008年初春，在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2007年年会暨研讨会上，许多与会专家、学者演讲的观点和内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领导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认知。其中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的演讲，以“公众领导”这个与一般研究领导学常态不同的视角出发，用犀利的言辞揭示了“公众领导”在当下的严重缺失……

跨越组织边界

为进一步探究“公众领导”在当今社会的现状，记者对刘建军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秉承山东人的豪爽，刘教授快人快语直奔主题。

他说，公众领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至关重大。然而，我们许多领导者往往只重视组织内的领导，却忽视公众领导力这一面。这对领导学是一种误读，对领导科学也是一种失察。

领导作为一种关系和过程，实际上包含着人际领导、组织领导、公众领导三个方面。人际领导关注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可能与组织资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组织领导关注的是领导的结构化、体制化，这是古老的领导活动与现代社会结构相结合的体现。公众领导实际上就是政治领导，它既是对人际领导的扩展，又是对组织领导的超越，它关注的是领导力如何化为影响社会和民众的公共力量。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都把“Headship”与“Leadership”都翻译为“领导”，这是不对的。因为“Headship”乃是一种组织化的领导，我们称之为“任命型领导“、”强制性领导“或者”正式领导“更为确切，它注重的是组织体系和等级关系。过分注重组织领导，会使我们遗忘领导的本质，使领导过分依赖于组织体系。而“Leadership”则是指涌现型领导、认同型领导或者凝聚性领导。只有回归“Leadership”，才能重新焕发领导的生命力，为领导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刘教授认为，公众领导（Public leadership）是一种分散型领导，是一种意见领导，更是一种非组织化领导。公众领导是展现领导本质与含义的最为重要的领域。公众领导并不局限于那些闻名的政治、宗教或者社会人物。“分散型领导”对于复杂组织和社会的健康是很有必要的。级别较低领导者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当底层领导者采取主动的时候，他们会鼓励较高级别的领导者也这样做。有时候，分散于社会底层的人也可以作为公众领导者带动社会的巨大变革。公众领导不像组织领导那样具有客观的确定性和明确的制度边界，公众领导者往往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每一个公众领导者都必须对社会体系内的团体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这个影响的过程被称为“意见领导”。由于公众领导者要与众多的人打交道。所以说，与其他情形下的领导者相比，他们更经常使用不同的策略。在人际交往中，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公众领导者可以传达符合下属特殊需要的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一名领导者必须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表述各个团体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问题、教育问题、政治信念等等。有效的公众领导者通过公关活动、公开演讲和具有说服力的运动来引导公共舆论。

公众领导者不一定要借助组织体系去展示自己的权威，但他可以通过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和对价值观念的改造达到创造追随者的目的。公众领导者要想不成为孤家寡人，就必须通过倾听民众心声去创造最忠诚的追随者。就像追随者是领导者的尺度一样，领导者也是追随者的尺度。公众领导者因为向追随者袒露心灵而获得了人们最强有力的支持和追随。

跨越文化边界

刘教授告诉记者，呼唤更多跨越边界的公众领导并不意味着排斥组织内的领导，它是领导科学多层面中的一重面向，一种导向。如果将领导的一切活动都纳入组织之内，领导的公信力、领导的感召力、领导的执政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

社会开放程度越高，对跨越边界领导的呼唤就越迫切。当不同的文化在一个跨国组织中相遇的时候，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单一文化体系中非常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有可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丧失它原来的有效性。因此，对于那些要想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中求取成功的领导者来说，了解跨文化领导的独特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记者问道：“该如何理解跨文化领导？”刘教授略加思索后回答说，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种是从组织的角度来理解跨文化领导，即跨文化领导就是领导者在由不同国籍、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构成的组织中所实施的一种统领和协调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跨文化领导是存在于跨国企业和跨国组织之中的。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把跨文化领导视为是适应全球化浪潮和服从世界性文化浪潮的一种新型领导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跨文化领导乃是考验领导者驾御和适应文化挑战能力的一种独特现象。前一种理解，对中国正在兴起的跨国企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一种理解，对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刘教授觉得，领导不同于管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变革的力量。领导者之所以能够担负起推动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革，关键不仅在于能否提出一个被员工和社会都接受的远景目标，而且还在于能否提出一个适应文化变迁的价值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价值目标比笼统的远景目标更能创造奇迹和释放人们自身的能量。显然，这一价值目标的提出越来越与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这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对领导的理解扩展到其他层面，也会发现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提高，也迫切需要领导者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拓展和更新对领导活动的理解。在全球化浪潮下诞生的跨文化领导者，不仅应是驾驭新型文化环境的能手，而且还应是吸收先进领导理念和粘合各种文化资源的巧匠。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跨文化领导者显然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塑造公众领导

在这个世界上，影响人、改造人、创造和拥有追随者是最富有吸引力的事情。领导恰恰是以人为对象的，其目的也在于对人的影响。然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对人的影响更复杂了。领导从其形态上来说是一个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领导的作用才能呈现出来，否则领导者的关怀、魅力、职权等只能处于静止状态。刘教授说，大量塑造公众领导，是为打破领导的组织壁垒，弥补组织领导的不足，克服组织领导的弊端。“公众领导”就是依靠个人权力（personal power）这个放大器使其影响力能够跨越组织边界并超越时空。跨越组织边界意味着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能够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局限于职位所确定的边界之内；超越时空意味着领导者不仅能够为一个组织创造一种传统，缔造一种绵延已久的精神力量，而且也能够创造一种为整个社会所共享的精神财富。

“公众领导”更多关注的是国际、民生等政治层面的问题，所以“公众领导”又可谓之“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换言之，政治领导是公众领导的一种典型。从本源上来说，政治领导乃是一个政治领袖影响大众、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过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没有哪一个领域像政治领导这样，塑造出如此之多的领袖人物。

刘教授告诉记者，自从美国学者古德诺提出“政治关注的是表达国家政策的意愿和行政关注的是这一意愿的实施”这一观点以来，政治的内涵就更加明确了。简言之，政治更强调领导，行政更强调管理。行政管理因为受职位理性的限制，从而缺少更多的弹性。而对于影响意愿表达和意愿实现的政治领导来说，则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见，政治领导不同于组织中的领导，组织中的领导尽管也是一种意向性或目的性很强的影响活动，但它却是在组织内发生的，而且其目的在于客观效绩标准的完成，在于追求符合组织需求的利益。尽管组织中的领导会超越结构化的形式，通过鼓舞员工实现其组织目标，但是，组织中的领导所具有的结构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往往会使领导过程变得单调而黯然失色。政治领导却是一种面向整个社会和所有大众的影响活动。政治领导所提供的舞台是没有边界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剧场，政治领导者要在大众的众目睽睽下，展示他们富有吸引力的领导艺术。所以，我们认为政治领导既是道德的又是理性的。之所以是道德的，因为他的利益范围超越并扩展了自我；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他把自己视为道德集合体的代表者。

采访临结束时，刘教授对记者说，我国现阶段的领导群体普遍存在忽视公众领导力的倾向。一些领导干部过分看重职务或职位，忽视了对自身影响力的培养和训练，割裂了与广大民众联系，其领导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领导是在创造和拥有追随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世界上没有无追随者的领导者。因此，对追随者与追随的关注，才是领导干部真正应该关注的。

塑造大量的公众领导是执政党力量的源泉，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环节。通过公众领导与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搭建上下直接沟通的渠道，提高各阶层、各群体对党领导与执政的认同程度，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克服社会危机，消除或减少政治对立，创造追随者。构建和谐社会正呼唤着更多跨越边界的公众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