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遗产的诠释——共享与传播”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纪要
当今考古学已经发展成拥有大量不同受众的多样化学科，考古学家们所从事的各种领域的研究和各类学术成果日益受到业内外的关注，不同受众对考古学的期待也为考古学家所必须重视。因此，针对这一愈发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ICCHA，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合办机构）、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文化与遗产国际中心于2008年11月4日至7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了题为“人类遗产的诠释——共享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以“共享考古”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的考古学家、文化遗产管理方面的著名学者和相关政府官员、重大遗址项目的主持者、资深媒体人士、出版界代表、文物收藏家等50余人参加会议。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亲临会场，并为会议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按照考古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层次与角度的不同，会议分三个议题展开广泛讨论：考古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共享、考古学与大众的共享和“共享考古”与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的关系。
一、考古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共享
考古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共享是“共享考古”的第一个层次，也即在学术层面上开展的信息共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采集方法的更新，其他学科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从他们的田野发掘中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与此同时这些考古信息也不断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所享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国家科技部支持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所取得的成果，表明当前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信息共享已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单从环境考古的实例出发指出，实际工作中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有效结合仍然存在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要在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真正树立起信息共享的观念，在研究过程中实现对话，并共同分享研究的成果。伦敦大学考古学院Thilo Rehren教授则基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和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提出，学科之间的界限与其说是一种分割不如说是一种连结，正是跨学科的分享推动了各个学科的革新和互惠发展，并促成了研究结构的整体性优化。
然而，伴随着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合作与共享的深化，考古学研究所产生的信息数量急速增长、信息种类也在增加，除了文字、图片信息外，越来越多的多媒体信息出现，这就为考古资料的保存和出版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来自国内外的相关专家均指出，数字化技术作为今后考古资料的保存和堪布的新形式，不仅能够有效保存不同类型的海量原始数据，而且通过互联网，可以让考古数据和信息的国际共享成为可能。其中共同发展通用的数据标准，是达到最佳数据共享状态的关键。在学科间共享的过程中，更多学科参与考古也带来了考古学专业教育的新问题。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Anne Pyburn教授结合自己参与的美国考古学教育 Matrix项目，指出多元化的网络教育在其中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考古学与大众的共享
与广大公众分享考古成果，是“共享考古”的第二个层次，也是考古学面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实现的共享。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大公众对考古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公众参与和分享考古的重要性，“公众考古”的理念开始为更多的考古学家所认识和接受。
按照公众参与考古方式的不同，会议分两个层面展开了讨论：
首先是考古学家与参观考古遗址的公众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共享。伦敦大学考古学院Shahina Farid博士详细介绍了土耳其Catalhoyük遗址发掘项目中公众参与遗址发掘现场的经验。作为世界著名遗址，Catalhoyük的发掘向所有人群开放，吸引了全世界不同兴趣群体的人们前来参观。广大公众的参与也深刻影响了考古学家对于方法论的实践和遗址的阐释。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Innocent Pikirayi副教授介绍了南非考古发掘项目中，考古学家努力使他们的工作与多样化的当地社区相联系，社区的参与成为考古工作过程的一部分，考古学家与当地社区之间共享科学知识和社区知识，双方都从中获益，遗址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的 徐天进 教授介绍了陕西周公庙遗址利用遗址开放日进行公众考古实践的情况。通过对参观遗址现场人群的调查统计分析，不同的人群明显对遗址的价值和考古工作持有不同的态度，发人深省的是当地村民的考古参与和遗址保护意识在所有调查人群中处于最低水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范佳翎硕士也介绍了她在山东南旺大运河发掘现场开展公众考古的实践经验。通过在发掘现场的展示、讲解、调查等多种方式，与参观遗址的不同人群尤其是当地村民分享考古发掘的过程，听取他们的意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再次是考古学与更普遍的大众（不参观遗址）之间的共享。客观地讲，大多数人不能到达遗址发掘的现场，因此与更普遍的大众之间“共享考古”必须通过博物馆和媒体等形式来实现。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宋新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中国文物报社曹兵武、科学出版社孙莉、中央电视台社会教育频道阎东等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从博物馆、网络、报纸、出版、电视等不同的视角出发，介绍了博物馆和各类媒体，在传播考古知识过程中，应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构建考古学家和受众之间的联系，促成考古成果在全社会范围的共享和传播。来自黎巴嫩的Joanne Farchakh Bajjaly、日本的Akira Matsuda、澳大利亚的Lyn Leader-Elliot和英国的Mike Pearson等国外专家学者也分别从各自所从事的新闻记者、报纸、旅游和表演等行业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各国的相关情况和经验。经过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推动考古学面向公众，考古学家和媒体应密切合作，考古学家有责任帮助媒体，媒体也有义务将真实、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受众，二者应互相理解，建立更好的交流平台，寻求更多的合作方式。
三、“共享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通过“共享”实现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有效管理和保护，是“共享考古”的第三个层次，也是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对考古学的共享与传播所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和目标。针对这一问题，会议也分层次展开了讨论：
作为文物保护的专家，敦煌研究院 苏伯民 教授探讨了考古发掘现场与考古学家之间的“共享”对文物保护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应同时出现在考古发掘现场，通过对两方面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与共享，能够更及时、有效地保护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并获取更多的重要资料和信息。
大遗址的管理和保护是与会代表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陕西省文物局赵荣等国内专家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大遗址的概念、规划、管理和保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总结近年来国内大遗址保护若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政府决策者与当地群众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是保护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公众参与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公众共享是保护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继根 博士介绍了安阳殷墟遗址的规划和整治过程中，考古学家通过与当地社区群众的交流与互动，分享殷墟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促成了殷墟遗址的科学保护和成功申遗，并极大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伦敦大学考古学院 庞睿 博士通过实地调研，指出陕西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由于考古工作者和专家与当地社区、学校、开发商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念，又缺乏沟通与共享，导致遗址的保护面临严峻的形势。伦敦大学考古学院Dominic Perring对遗址保护的概念进行了反思，他提出考古发掘是破坏与保护的平衡，考古学家与公众共享发掘的过程是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
考古学的传播与文化遗产保护关系密切。美国耶鲁大学的Dougald O’Reilly博士介绍了柬埔寨的“遗产观察”保护组织，通过电视、广播、热线电话、网络、普及读物等形式向大众宣传考古知识和遗产保护，并接受民众的报告，建立遗产保护数据库，有效遏制了柬埔寨遗产的破坏和文物非法交易。长期从事印度文化管理事务的安德拉邦大学考古系S. K. Pachauri教授尖锐地指出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对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过分渲染，导致了全世界范围的文物非法买卖和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他呼吁加强各国文化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宣传和教育，共同抵制文物非法交易活动。
综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经过三天的会议，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考古学的共享与传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考古学家应该以彻底开放的姿态面向学术、面向大众，在共享的过程中实现考古知识更有效的传播；考古学的共享是分层次的，共享的不仅是考古研究的成果，更应该共享考古工作的过程；文化遗产的价值只有在考古学家、其他学科的专家、公众之间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诠释。
本次会议为国内外专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其研讨结论也将为今后国内考古成果的共享、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借鉴，更重要的是，大会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其引发的思考与讨论，必将成为公众考古学和遗产保护理论和研究的新起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