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考古学是英语范畴的名称，在中国叫做考古学的大众化，首倡于苏秉琦。与西方相比，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出现具有同步性和原发性特点。换言之，公众考古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诞生的新鲜事物，并不完全是受西方公众考古学影响或传播下的结果。
西方的公众考古学大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伦敦出版了McGimsey的专著《公众考古学》。我们认为西方产生公众考古学有社会、学术、人本三个背景。社会背景如联合国1972年制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美国70年代初提出“文化资源管理”理念等，都与保护考古遗址或文化遗产不无关系；学术背景在于日益职业化的考古学走出学术象牙塔，回归公众，从传统的公众能为考古做什么，转向考古能为公众做什么；人本背景强调的是考古可以满足人类本能地了解自身来历的好奇心，提升人类欣赏力，实现生存权基础上的文化权，改变认识事物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核心并不只是普及考古知识，也不仅是提醒人们考古不是挖宝。
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普及考古知识为主。至少开始于半个世纪前，至今方兴未艾，有两种方式：一是考古学者撰写科普读物，传播考古知识，像裴文中、贾兰坡、李伯谦、徐天进、王仁湘、曹兵武等；二是提出考古学不能孤芳自赏，应该向其他学科开放，代表人物是李零、陈平原、陈星灿等。这被张忠培概括为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专业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
第二个阶段，提出考古学的大众化理念。苏秉琦1980年前后进行考古学面向人民群众的思考，80年代中期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命题。后来出版《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被誉为“使中国考古学扎根于广大公众之中而做出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这所带来的虽然还不是考古学者认识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一场革命，但如何研究考古学与公众关系，并成为考古学者不可或缺的职业选择和公共意识，唤起中国考古界重新思考。这被王巍总结为“作为考古学者，应当树立普及考古学的意识，将使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个阶段，普惠大众的保护和利用。本世纪前后由张忠培的倡导为代表，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使文物保护能得到坚实的、广泛的社会支持。” 强调提高基础上的普及，而不再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先后召开了“考古学与大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等会议，考古界初步达成“全面结束孤芳自赏，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共识。北大成立公众考古中心和俱乐部，建立各种考古网站，办班讲座，组织公众开展专门的考古观摩活动；《中国文物报》定期或不定期刊登或举办公众考古学文章或论坛；国家文物局每年发布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各种媒体直播考古发掘现场；翻译国外普及性考古论著；复旦大学开设《公众考古学》课程等等。至此，以文物保护、利用、传播为核心的一系列实践性公众考古学活动，已与西方公众考古学理念逐步接轨，殊途同归。
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历程与西方相比，在进程上还有些不能回避的问题，比如目前还只是处在宣传和论证公众考古学如何重要的初级阶段，引进的多是概念，局限于编译性的理念介绍等。这虽有一定借鉴性，但往往缺乏针对性。像美国的文化资源管理、考古教育等模式，很大程度因国情、政策、制度、管理方式不同，实难直接引进并应用。
所以，如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如何使公众有能力参与考古阐释的判断性评估，更好地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如何使全民关注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成为自觉的文化资源保护者；如何提升全民的人文素质，使整个社会更加宽容、和谐等等，都是摆在中国公众考古学或者说每个考古学者面前的新课题。（高蒙河 麻赛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