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以儒学为指导吗？ ——谈刘勰文学思想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的重大区别
发布时间: 2008-06-22 　　浏览次数: 1155

 

《文心雕龙》是以儒学为指导吗？
        ——谈刘勰文学思想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的重大区别
 
复旦大学 杨明
 
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心雕龙》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现代学者中如范文澜先生曾说：“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刘勰对文学的看法，就是文学的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有新变（《通变篇》），文学的内容却不可离开圣人的大道（《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文心雕龙》确是本着这个宗旨写成的，褒贬是非，确是依据经典作标准的。[1]”又如牟世金先生说：“刘勰毕竟是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来写《文心雕龙》的，全书也处处以儒家经典为评论作品的依据。2” 这些论断给人的印象是：《文心雕龙》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或至少其主要方面)是接受传统儒家文论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呢？确实，刘勰对儒家圣人和经典十分尊崇，《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开宗明义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书中也有些地方吸取了儒家文论的内容。但是笔者以为若说刘勰的文学思想以儒学为指导，《文心雕龙》的主要倾向是接受传统儒家文论影响，却并不恰当。下面谈一下理由，向大家求教。
一
首先，我们认为，判断一部文论著作、一种文学主张是不是以儒学为指导，是不是属于儒家文论，应以先秦汉代儒家圣贤学者所提出的、见之于儒家典籍的文论作为准绳，而且应以这些文论中最能体现儒家鲜明特征的内容作为准绳。此话怎讲？窃以为儒家圣贤、学者所提出的，见之于儒家典的文论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反映了文章写作普遍现律的内容，二是体现了儒家特点的内容。第一部分大约主要有两点：一，将语言、文辞（包括诗歌）看做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外现；作者情感于物，发而为诗文。所谓“言以足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吟咏情性”等，即属于这一部分。这些提法对后世文论有深远影响。人们说起诗歌来，首先想到的便是抒发情志，这与西方文论首先视诗为模仿、为再现客观世界很不相同。但是见之于儒家典籍的这些提法并不仅仅是属于儒家的，并不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诗言志，吟咏情性，只是说了诗是主观世界的发抒，并没有规定要歌咏怎样的情志。萧纲作描绘女色的宫体诗，也自以为是表现情性；他称赞别人宫体诗写得好，便说是“性情卓绝”。（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裴子野以儒家卫道者的口吻，批评当时人热中于作诗而冷落了儒家经典，说他们是“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可见“吟咏情性”这句话并不专属儒家，如果在这句话后面加上“止乎礼义”、“思无邪”之类，才可以说是体现了儒家文论的特点。二，兼重内容与文辞二者，而以内容为主导方面，文辞须为表达内容服务。所谓“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情欲信，辞欲巧”等等，都属于此。而这显然是写作一切文章、表述任何内容时都应遵循的金科玉律。不论儒家还是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其著作都应遵从这一规律。而且其他思想流派也触及这一问题，如《韩非子》书中“买椟还珠”故事就是。“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两句话，原也是孔子引“志”所云（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也就是说孔子以前人们已有此种认识。陆机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文赋》），范晔说“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都是对这一普遍规律的表述，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这些话就是儒家文论吧。总之，以上两点，在儒家典籍中、儒家代表人物的言论中表述得比较鲜明、充分，那可以说是儒家对于文论的贡献，却并不能说是儒家独有的、儒家色彩浓厚的东西。第二部分，即具有鲜明儒家特点的内容，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应就是儒家对于文学功能与地位的看法。儒家文论重视文艺，重视诗、乐、文辞，但首先是看重其功利性，看重文学的政治、伦理、社会方面的美刺讽谕和教化作用（这不仅是指一般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虽然也认识到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体会到文艺的审美功能，但都放在次要地位，只不过被当作实现政教作用的手段而已。光从理论表述上看，儒家文论在这些方面的要求还不显得怎么荒谬，甚至可以说含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看重文学与客观现实、与社会的联系）。但若看看汉儒对于具体作品的阐释和评论，如对《诗经》、《楚辞》的牵强附会的注释，对赋的全然不顾其审美价值的评价，就感到儒家文论漠视了文学的审美性质，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思想与此截然不同，它重视、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美感愉悦作用，而不把文学视为仅仅是服务于美刺教化的工具。当然魏晋南北朝文论也并不反对和排斥美剌教化，但其基本倾向乃在审美一边。正因为此，魏晋南北朝文论对于文学内部的规律，如作家的构思、作家与作品的风格、文章的体裁以至于各种修辞手法等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比起汉代的儒家文论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如果执此标准以观《文心雕龙》，我们感到它虽然反映出儒家文论的影响，但从主流方面看，它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有重大的、根本性的区别，它是一部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特点的文论。
二
首先，从《文心雕龙》的写作宗旨看。虽然刘勰在《序志》篇说到著作缘起时，表示《文心》之作与曾有过的注释儒经以“敷赞圣旨”的想法有关，但他作此书的目的，还是要指导写作，而不是要宣扬儒道。虽然《序志》有“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话，但刘勰所要针砭的，不是人们因“去圣久远”而叛离了儒家思想，而是因“去圣久远”而违背了儒经的优良文风，失去了儒经在写作艺术方面的优长。《宗经》篇云：
        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在刘勰看来，人们在道德修养方面，都知道以圣人为师，学习经书，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在写作方面，却少有能以经书为典范的，因此形成了一味追求浮华艳丽的不良文风。这就使我们感到，他之写作《文心雕龙》，并不是要宣扬儒道、用儒道去提高人们的道德，去改变社会风气，而是企图用经书来纠正人们写作中的不良文风。这与荀子、扬雄的提倡宗经、以圣人和经书为修身处事的标准不一样，与后世古文家和一些诗论家企图以诗文宣扬儒道、干预现实生活、改良政治不一样，与同时人裴子野认为诗文写作风气使得人们冷落了儒学也不一样。只要通读《文心》全书，就会明白刘勰的宗旨确在于从写作艺术、技巧方面加以指导，而不在于要求文学发挥政教作用、达到功利目的。在“文之枢纽”部分，提出了既学习经书又学习《楚辞》的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3。其中虽然要求以学习经书为基础、为前提，即所谓“凭轼以倚《雅》《颂》”，但那主要是要求学习经书写作方面的优点，即文风雅正、内容充实，不作过分的涂饰，而不是要求研习经书的义理。即使就写作而言，刘勰认为光学习经书也还不够，还要学习《楚辞》，即“悬辔以驭楚篇”，因为《楚辞》在抒情动人、写景真切、文采美丽方面的优点，事实上是经书所不充分具备的。如果刘勰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求发挥文学的政教功能，他就无须提学习《楚辞》。正因为他作《文心》的目的在于教人们如何将文章写得既内容充实又文采斐然，既文风端正又新颖可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所以才将《楚辞》与经书并列为应该取法的重要对象。他对《楚辞》的评价，主要是从审美艺术方面着眼的。在“文之枢纽”部分，还提出纬书，说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以作为渔猎采伐的资源以增加文采。这当然也是从写作艺术角度说的。如果是从政教角度说，那么明知其内容荒诞不经、“无益经典”，又何必提出来让作者们采择呢！“文之枢纽”以后的二十篇，从《明诗》到《书记》，论各种文体，指导各种文体的写法。这部分的内容，无论是对历代名篇进行评论也好，还是指导作法也好，其主要方面、主要倾向也都是从审美角度、写作艺术的角度来谈的。《文心》的下半部分，从《神思》到《程器》二十四篇，主要是打通了各种文体谈论写作，然后附论一些与文章写作有关的问题4。其谈论写作，从作家的思维、作品风貌与作家个人因素之关连、树立优良文风、处理好内容与辞采的关系等问题，谈到声律、对偶、比兴和夸张、用典等等技巧性问题，更显然是从写作艺术的角度谈的。总之，《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容，都显示出刘勰著书的目的，主要是论文章作法，包括纠正时人写作方面的弊病，而不是宣扬儒道，不是强调文学实现美刺教化的功利性目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一些说明。
第一，《序志》篇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程器》篇说：“摛文必在纬君国。”这不明明在强调政教功能吗？答曰：首先，这是论“文章”的功能，而不是论“文学”的功能。“文章”的范围远大于今日所谓文学。凡以文字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文章。既包括审美性质强烈的诗歌、辞赋等作品；也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用性文体，如诏策、奏议、章表、橔移、铭诔以至书信、契约甚至药方等；还包括成部的、学术性的子史著作等。儒家经书也属于“文章”，因此《情采》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文心雕龙》就是一部文章学著作，而不仅仅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著作5，它论述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所谓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如果从篇幅上看，《明诗》至《杂文》二十篇，大部分是谈实用文体的。那么《序志》强调“文章”的政教功能，是很自然的，（犹如曹丕所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那并不等于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而且我们还该注意：儒家文论之强调政教，强调功利，还不仅仅是政治生活中一般的实用性、应用性，而主要是指关心政治污隆、社会治乱，要求文学为改良政治作出贡献。如果只是说说应用文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性，那算不上是儒家文论的特点。而刘勰所说“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在颇大的程度上是以应用文体的一般实用功能为言，指文辞在制定、表述礼乐、行政、职官制度方面的实用性。其次，刘勰强调那些政治生活中必须的文体以及子史著述的政教功能是一回事，但他在《文心雕龙》书中主要论述什么是又一回事。事实上在书中即使对那些实用文体，虽然不可避免会论及其政治方面的作用，但主要还是论其作法，论写作要点、语言艺术，不少地方体现出审美的因素。总之，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其重点不在于论“文章”的政教功能，更不在于论文学的政教功能。
第二，《文心雕龙》开宗明义设置《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对于儒家经典极尽颂扬之辞，说经书“洞性灵之奧区，极文章之骨髓”，“义既挻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是“性灵熔匠，文章奧府”（《宗经》），那不是强调经书培养道德的教化作用吗？答曰：刘勰确实非常尊崇经书，但他在《文心雕龙》中重点论述的，不是经书作为“性灵熔匠”的那一方面，而是“文章奧府”的这一方面；不是要求人们写作诗文发扬儒道、实现政教功能，不是强调“文学的内容却不可离开圣人的大道”，而是要求学习经书在写作方面的优长。这在上文已经指出。现在稍为具体地谈一下。
刘勰称赞经书的文章，主要见于《征圣》、《宗经》篇。《征圣》云：
        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晣以效《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
这是说从经书中可以看到或繁或略、或显或隐的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恰当地加以运用的。显然这都是从写作角度说的。所谓“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在这里不是强调修身行事要征圣宗经，也不是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都要征圣宗经，而是说作文时运用各种表现方法应当征圣宗经。因此刘勰的征圣宗经与荀子、扬雄不同，断可知矣。《征圣》又云：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这是突出“正言”、“体要”的重要，强调文辞应然明断（“断辞”），不可“好异”。刘勰说经书就是这样的，即使隐曲晦婉的表现，也仍然明白而不诡异，仍然做到了“正言”、“体要”。所谓“正言”，包含文辞结撰合乎正常规律之意，亦即《风骨》所谓“结言端直”，亦即《辨骚》所谓“酌奇而不失其贞”的“贞”（贞有正意）。这不是强调文章思想内容合乎儒道之“正”，而是强调文风之正而不讹，不是那种使人感到怪怪的、难以理解的文风（即《定势》所谓“反正为乏”的“讹势”）。所谓“体要”，指文章实实在在而不芜杂繁冗。刘勰强调“正言”、“体要”是有缘故的。他认为当时文风之不正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于醉心于玩弄词藻、过分追求新奇，以致步入晦涩暗昧、文风怪异、内容不突出的歧途，因此他在标举征圣宗经时要特别指出经书绝无此种不良倾向。最后他指出经书文章是既美丽又实在的。我们再一次看到，刘勰“征圣”的目的在于文章写作方面。
除《征圣》外，《宗经》篇称述五经，对诸经的性质、特点一一加以介绍，主要也是论其文辞表现方面的特点。该篇最后指出为什么写作要宗经，宗经有何好处。其言曰：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这其实也是刘勰对于文章写作提出的六项标准。此六项中，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是从思想内容方面而言，风淸而不杂、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是从表现方面而言[6]。若通观《文心》全书，可知刘勰所注重的、所着重论述的，其实在于表现方面。情深而不诡等三项，刘勰说得都比较抽象，也没有展开论述。
关于“情深而不诡”，虽然《情采》篇指出为文应是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又指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确实十分重视情志的充实真挚，但什么样的情志才算是端正而不邪诡呢？则全书都未见明确论说[7]。关于事信而不诞，首先应该注意那是对包括学术著作、实用性文章在内的笼统的要求。《史传》篇主张记远则不可好奇而采异说，述近则不可因利害关系而失实，那是因史书本身的特殊性而提出来的，是理所当然的。《诸子》篇批评《庄子》、《列子》、《淮南子》记载了一些神话传说，踳驳虚诞，那是从学术著作的角度要求子书，应该说也是理所当然。总之对于历史和学术类著作，要求事信而不诞，要求记事真实，那原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对诗赋等文学作品，是否强调此项标准呢？《辨骚》曾批评《离骚》中某些运用神话传说或想象虚构处为诡异谲怪，《夸饰》曾批评汉赋中某些描写不实，但从全篇看，都不是所强调之处。何况《辨骚》那么说另有其用意，是为了引出《楚辞》虽为“词赋之英杰”但毕竟是“《雅》《颂》之博徒”的结论，以便得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的论断，也就是说那样批评《楚辞》归根结柢也还是为了替后世过于求奇以至于文风不正的弊病找一个源头，其深层的用意并不是要强调坚持“事信而不诞”的思想内容标准，至少不是该篇的重点所在。《夸饰》中的批评更明显是从写作角度说而不是从思想内容标准的角度说，是要求夸张不要失去分寸，犹如鲁迅说“燕山雪花大如席”含有一点诚实在里面，“广东雪花大如席”就是失败的夸张一样。总之“事信而不诞”算不上刘勰对于诗赋等“文学”作品的严格要求，不是他论“文学”的重点所在。关于义直而不回，那也是一项颇为笼统的要求。对于少数直接攻击儒家学说、儒家道德标准的言论，如商鞅、韩非的“六虱、五蠹，弃孝废仁”之说，刘勰的态度是严厉的（见《诸子》）；但其态度又相当通达，即如《韩非子》的“著博喻之富”，刘勰还提出来予以肯定。焚书坑儒的李斯，其歌颂秦德的《泰山刻石》也被称为“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封禅》），“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铭箴》）。至于扬雄吹捧王莽的《剧秦美新》，也被称为“骨制靡密，辞贯圆通”（《封禅》）。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潘勗《九锡文》，更是屡蒙高度的赞赏。（见《诏策》、《风骨》、《才略》）。王莽、曹操篡汉，若按正统儒家观点视之，都可说是奸雄、乱臣，但刘勰评文，不以为忌。至于其他一些从儒家立场、政教角度视之驳杂甚至有害、但写作方面高卓的作品，刘勰更不惜给以褒赞。如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被称为“志高而文伟”（《书记》）。又如被晋代一些经学家、史学家严厉斥责的玄学家、清谈家何晏、王弼、王衍等人的论文，也被誉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独步当时，流声后代”（《论说》）。相反，一些从儒家眼光看来思想纯正的作品，未必不受刘勰的批评。如潘尼的《乘舆箴》，被评为“义正体芜”（《铭箴》）。“体芜”即冗长拖沓，不符合“体约而不芜”的要求。又如两汉子书，作于儒术独尊之世，其思想内容“明乎坦途”，但没有什么新鲜见解，故刘勰对它们评价并不高，批评它们“类多依采”、“体势浸弱”（《诸子》）。缺少新见，便不能满足文人“好奇”的欣赏心理。总之，“义贞而不回”一项，在刘勰那里也是相当笼统宽泛的。
与思想内容方面要求之宽泛、笼统相比，刘勰对于风淸而不杂、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三项写作艺术方面的要求，却是有鲜明的主张、独到而深刻的论述。风淸而不杂，即要求文风清明，表现明朗，在《风骨》篇作了专门论述，《风骨》大约是文论史上第一篇关于文风的专论。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在《情采》、《熔裁》篇谈得最为集中。这三项要求关系密切，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渗透，其实是一而三、三而一，从不同侧面描述一种鲜明紧健、内容充实而文采得当的优良风貌。刘勰大力提倡这种风貌，一方面，他认为这是所有好文章都该具有的，是普遍性的要求；再一方面，还具有批判时弊的用意。当时人醉心于追逐辞采而忽视内容的表达、一味求新逐奇以致文风诡异晦涩，刘勰对此十分不满。他说“文能宗经”便能做到这三项而获得优良文风。其高举征圣、宗经的旗帜，其用意实在于此。
我们不妨再简略地看一下，《文心雕龙》各篇的具体议论中言及宗经时，是从怎样的角度加以论述的。
《体性》论文章风貌，归纳为八种类型。其中典雅一体，乃“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又说学习写作者为了掌握多种风格而又不失其正，应该“先雅制”即以摹仿典雅之作为入门、为基础。这里说到了宗经对于学习、掌握多种风格的重要，无疑是从写作艺术而不是从思想内容角度说的。
《通变》承《风骨》而言，论述在求新变之时，如何才能保持明朗、有力、精健的优良文风，如何选择历代作品作为学习对象。其言有云：“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也是就学习经书的文章风貌而言。
     《情采》开宗明义，云：“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是论证文采的重要。篇中又将《诗经》与后世辞赋作对比，说诗三百的作者乃“为情而造文”，这是要求人们以《诗经》为典范，写作时须有充实真诚的情志。虽然说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但并非是说人们作诗文都必须意在讽刺，只是举《诗经》为例，要求处理好表达情志与运用藻采的关系而已。
《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物色》诸篇都提到学习经书，不外乎两点：一是举出经书中运用某种手法的例子，以证明此种手法有来头，历史悠久；二是说经书运用此种手法用得好，不像后人那样运用得过头。显然这些也都是从写作艺术的角度说的。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提倡征圣宗经，其主要目的、主要方面，并不是要求人们以文载道，不是强调发挥“文学”的政教功能，而是要人们学习经书的优良文风，学习经书的写作艺术。这种从辞章、风格、写作艺术的角度论说经书的做法，其实在汉代、魏晋时已经有了。陆机《文赋》论写作，有“漱六艺之芳润”之语，已是说从写作角度学习经书，可说是已发《文心雕龙》宗经之绪8。南朝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论及汉魏西晋文人的写作，说是“体则《诗》《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历代作者“莫不同祖《风》《骚》”。《诗经》是六经中文学性最强的。刘勰所论包括了各种应用性文体，故他扩大到《诗经》以外的诸经，而且分析细致，论述深入，具有系统性和理论色彩。但从根本上说，他之宗经与陆机、檀道鸾、沈约一样，都是从写作艺术角度而言的。
既然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倡导征圣宗经主要是要人们学习经书的文章，而不是强调发扬儒道，那就没有理由说其书是儒学指导下的文论。是不是儒学指导下的文论，还是要将书中评论作家作品以及谈论文学问题时发表的意见与先秦两汉儒家文论进行比较，视其同异，然后才能做出结论。
三
下面就从书中对历代文学创作的评论，加以分析。刘勰是否“处处以儒家经典为评论作品的依据”呢？窃以为不是。诗、赋是各体文章中最富有文学性的，我们的观察对象就着重在这两类作品。
刘勰评论历代诗歌，主要见之于《明诗》篇。
在《明诗》中，有一些地方反映出对儒家诗教理论的赞同。如开头“释名以章义”部分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引了《论语》和诗纬的话，认为诗应陶冶人的性情，使之正而不邪僻。又如评论夏代诗歌，指出有“顺美匡恶”的功用，从而说明以诗发挥美刺功用，由来已久。又如论《诗三百》时，说的是孔门师弟将诗作为学习、修身的工具和春秋时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事实，那当然是将诗作为政教工具的表现。又论《楚辞》时，说“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也从政教方面说。（《辨骚》则重在称许《楚辞》艺术之美。）以上都是论先秦诗。论汉以后诗歌时，也有两处言及诗的政教功能：一是说韦孟作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称赞他能继承《诗经》的讽刺精神。二是称许三国魏时应壉的《百一诗》“独立不惧，辞谲义贞”，有古人遗风。以上这几处，确实反映出受儒家诗歌理论的影响。
但是，若就《明诗》全篇而言，却应说主要还是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观念。
首先，上述那些论述，都是前人早已说过的话。关于《诗三百》用于修身和外交的论述，系采自《论语》和《左传》；关于屈原作《离骚》是为了讽谏怀王，是汉代学者普遍的看法；关于韦孟讽谏诗，见于班固《汉书》；关于应璩《百一诗》，见于孙盛《晋阳秋》、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李充《翰林论》等多种晋人著述。可知刘勰的这些有关评述，都不过是吸取人们所习知的一些资料而已。他除了表示赞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新见。
再者，《明诗》的大部分篇幅，所论者乃是汉代至刘宋的诗歌发展过程，所论及的作品基本上都不是美刺讽喻、道德教化之作。我们尤其应该注意，《明诗》篇中作为重点论述的，有时还给予热情的赞美的，是汉代《古诗》、建安诗和刘宋山水诗。
刘勰对汉代古诗给予很高评价，且多有独特的见解。他评其风格云“直而不野”，可说是一语中的。《古诗》多为下层文士所作，直抒胸臆，字句之间不甚雕
琢，然而毕竟是文人作品，因此又显得有书卷气。唐宋以后，对《古诗》的评价一直很高。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说它们“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平平道出”便是“直”，秀才说话便是“不野”。在历代评论《古诗》的话语中，谢榛之语是很有代表性的，常被人们引用，而其实与刘勰“直而不野”之评—脉相承。刘勰早已准确地点明了《古诗》的这个风格特征。他是有眼力的。刘勰又称《古诗》“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是说它们写景真切，情感动人。《古诗》所表现的不外游子思妇之情、生命短促之悲、及时行乐之志、立登要津之想，亦即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感，与政治教化并没有直接关连。而刘勰极力称赞。他认为《古诗》抒发那样的情感，具有惆怅动人的力量。“婉转附物”，是说所写物象与自然界的真景物非常贴近。除抒情外，刘勰还注意到诗中的写景成分。这也是诗歌创作发展、山水写景诗发达之后人们的欣赏眼光进步的反映。汉代《古诗》，在南朝人心目中地位都很高，不仅刘勰如此。钟嵘誉为“一字千金”，昭明《文选》亦录入十九首。刘勰的评价略早于钟嵘和萧统，而且“直而不野”、“婉转附物”的评价颇有独特之处。
    刘勰论汉末建安诗也十分精彩。他说其诗“慷慨以任气”，是指诗人们具有强烈鲜明的情感，一任其情感倾泻于诗中。又说“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晣之能”，是说建安诗无论抒怀、叙事还是描写物态，都但求明朗，运笔较粗放而不作细密刻划。此外在《时序》篇中，也曾说建安作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即怀抱深沉，情感力量强大，富有气势。此种风貌，其实就是后人所艳称的“建安风骨”。南朝时其他论者也已经认识到建安诗的特色所在，例如与刘勰同时的裴子野，就曾说过“曹（植）刘（桢）伟其风力”的话（但裴氏是以批判的态度立言的），稍后钟嵘《诗品》称赞“建安风力”，又说曹植“骨气奇高”。所谓有风力，就是“任气”、“多气”，就是富于情感力量，当然也就富于感染力。这是南朝论者对于建安作品的共同特点亦即其时代风格的认识。不过刘勰的论述比其他论者来得具体、细致。
在刘勰对建安诗的评述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言及建安诗的内容时，提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四句话，亦即相当于《文选》中公宴诗的内容。后人（包括今人）重视建安诗反映汉末战乱、社会动荡和人民生活痛苦的内容，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曹植《送应氏》之一、王粲《七哀》、蔡琰《悲愤诗》等所表现的，刘勰并没有言及。这表明此类内容并未在刘勰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反映出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诗歌内容对社会、政治的反映。
    刘勰对刘宋诗歌的论述也值得注意。他对当时诗坛风气的概括颇为准确、精彩：指出刘宋诗人“情必极貌以写物”，竭尽所能，致力于体察自然物的形貌，加以逼真细致的描绘。这是指当时兴起和发达的山水诗创作。此外在《物色》篇中，刘勰特别指出其描绘物象，在语言运用上具有“不加雕削”的特点。《时序》所谓“争价一句之奇”，就是指这种以自然明朗的语言刻画山水形貌的“秀句”而言。看来，刘勰对刘宋诗歌以自然而不加雕饰的语言精细地描绘景物这一倾向，还是表示赞赏的。刘勰还说当时诗作“俪采百字之偶”，即大量运用对偶句式。诗中运用对偶，自建安以来逐渐加多，刘宋时更甚。明人陆时雍云：“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清人沈德潜云：“谢(灵运)诗胜人正在排。”都指出了刘宋诗排偶成分大量增加的现象，而刘勰早已言及此点。
综观刘勰对汉以来诗歌的论述，基本上是用审美的眼光加以评量的，并且发表了精采的、具有首创意义的意见。他理解、评论这些诗歌，也并未如汉儒释《诗经》、《楚辞》那样，牵强附会地与政教相联系。我们不妨将刘勰的评价与后世某些过分强调政教以致抹杀作品审美性质的评述比较一下。如汉代古诗，唐代李善、五臣注《文选》时，就往往将男女之情硬说成是喻君臣之义，甚至说“盈盈楼上女”以“楼上”喻“居危苦”之地，“皎皎当窗牖”以“当窗牖”喻“潜隐伺明时”，“空床难独守”喻臣下“虽有忠谏，终不见从，难以独守其志”9。上文说过，儒家文学理论的狭隘性，尤其明显地体现于汉儒对《诗》《骚》的阐释。李善、五臣的注解正属此类。而刘勰对古诗的评述全然是审美的。
综上所述，刘勰评论诗歌时，既反映了儒家主张政教的功利主义诗学观的影响，又充分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人们欣赏诗歌的审美的眼光。在今人看来具有对立性质的两个方面，在刘勰那里却兼收并蓄，熔于一炉，形成一种调和折中的倾向。而其主要方面是审美的，非功利的。这与同时人裴子野一概贬斥审美的文学的保守观点大相径庭。刘勰生活在人们的文学审美眼光已取得高度发展的时代，他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决不如汉代儒生那样狭隘拘执。可以说，虽然他赞同“持人情性”、“义归无邪’’之类教训，但对这些教训的理解相当宽泛。只要不显然违背封建道德，便是“无邪”。他并不认为诗中的情感必须与政治教化有明显的、直接的联系，并不主张在诗中作道德的说教。而之所以呈现调和折中倾向，一方面固然与刘勰尊崇儒教有关，一方面也与他著书的态度要“弥纶群言”即尽可能将古来一切有关的重要观点包罗融合有关。上文已经说过，《明诗》中那些反映儒家诗教的表述，尤其是先秦部分的表述，都是复述前人的意见。我们还应该看到，南朝时儒教的地位还是很崇高的。一般人在理论上都会接受儒家“止乎礼义”、“思无邪”之类说教，绝少可能有离经叛道的言论。即使被人们视为违背诗教的宫体文学作者如萧纲、萧绎等人，其离经叛道也是体现在创作中，在理论上则除了萧纲《戒当阳公大心书》有“文章且须放荡”一语或可说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脱离儒家轨范的意思外，也并没有公然反对儒家诗学观的言论。他们只是不热心、不言及儒家诗论罢了。我们今天认为是对立矛盾的一些思想观点，包括文学思想，在古人那儿却并不见得显得针锋相对的。
还要说明的是，在《乐府》篇中，刘勰对历代乐府诗歌的评价却相当保守。那是因为他评论乐府诗用的是另外的标准、别样的眼光，即以儒家音乐理论为标准。这也不仅是刘勰一个人如此。同时人沈约、萧子显都算得是新变派的作家和文论家，但在他们的著作中，论及音乐时，便保守气息浓重，如斥责南朝新曲“歌词多淫哇不典正”（《宋书·乐志》）、“多郑卫淫俗”（《南齐书·萧惠基传》等）10。因此我们在研究刘勰的诗歌思想时，大约应该将《乐府》与《明诗》区别开来加以考虑。
    下面再以《诠赋》篇为主，结合其他篇章，分析刘勰对历代赋作的评论，从中窥探其文学思想。
     关于赋的功能，汉人也持功利的观点，认为应该发挥讽谏的作用。不论对赋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前者如司马迁、班固，后者如晚期的扬雄)，其实都着眼于此，只不过肯定者认为赋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否定者则以为赋劝百讽一，达不到讽喻目的而已。刘勰的态度如何呢?
《诠赋》篇末论作赋应注意之点，有“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话。此外《比兴》篇曾说到汉代赋家缺少直谏的精神，讽刺道丧。又《杂文》批评诸家“七”篇，“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七”虽被另列入《杂文》，其实可视为赋的一类。从这几处言论看，刘勰比较倾向于扬雄的观点，即认为汉赋大多并未能起到讽谏作用。
但实际上，对这些话还该作进一步的分析。它们固然承袭了传统的以讽谏论赋的说法，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从艺术表现方面对汉赋的缺点进行批评。上举“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之语见于《诠赋》“敷理以举统”部分：“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这段话的重点，其实是说赋重在铺陈，如铺锦列绣，似浓笔重彩，但仍需注意不能让华辞丽采太过分了，以致涂饰堆垛得掩没了内容，使得主旨不明，臃肿杂乱，暗昧而无力。作赋者最易犯的弊病正在于此，故刘勰加以强调。他要求赋表现得明朗，这实际上与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的意思相似。浏亮即有表现明朗之意。刘勰要求赋作“义必明雅”，“词必巧丽”，词虽“丽”而不妨害义之“明”。这其实就是《情采》篇所说的内容与辞采的关系须做到“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任何内容的文章，不论是意在讽谏还是表现其他的内容，都得处理好二者关系。“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质”与“本”，只是指赋的主旨而言；至于这主旨是否在于讽谏，刘勰实际上却并未强调。因此这里虽借用了扬雄的话，其实意思已有所不同。扬雄既否定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也否定他自己的赋。《诠赋》却将包括二人在内的楚汉赋家都称为“辞赋之英杰”，称赞扬雄《甘泉赋》“构深玮之风”。《时序》有一节甚可注意，即称赞汉宣帝“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厎禄待诏”。雕篆，即扬雄所追悔的“雕虫篆刻”。这几句话称颂汉宣帝优遇王褒等文人，让他们充当文学随从，制作赋颂。“发绮縠之高喻”，反映了宣帝的文学思想。当时有人批评汉宣帝使王褒等作赋乃“淫靡不急”之务，宣帝引孔子“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于已”之语作答，并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宣帝之时，儒家美刺讽谕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占统治地位，而他则公然肯定文艺作品娱悦耳目的作用，包括辞赋“辩丽可喜”的审美功能。虽然还以“仁义风谕”为言，实际上其用意很明白是在于其娱乐作用一边。刘勰对汉宣帝的话显然甚为欣赏，故称为“高喻”。他对于赋的肯定，其实也是意在此而不在彼的。
    如果全面地看，就知道刘勰对于赋家的批评，确实主要不在于赋之讽谏，而在于赋的艺术表现方面。《宗经》云：“楚艳汉侈，流弊不还。”《通变》云：“楚汉侈而艳。”侈谓过度夸张铺陈。具体说来，如《诠赋》指出司马相如作品的特点是“繁类以成艳”。繁类，指堆砌同类事物。如《子虚赋》：“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瑌石碔砆”；“其东则有……，其南则有……，其高燥则生……，其埤湿则生……。”如此堆垛成文，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写法，对后来赋家颇有影响。因此后人甚至有讥汉赋不过是“排比类书”者11。又如《物色》说：“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应是指大量地、连续地使用叠字、连绵字、同偏旁部首的字。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形容水势，连用“汹涌澎湃，滭弗宓汩，偪侧泌瀄”，《子虚赋》形容山形，则连用“盘纡岪郁，隆崇岪崒，岑崟参差”等等。不仅写山水如此，形容其他物类亦然。又如在《夸饰》篇中，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接着就举例批评两汉赋作夸张失实，无中生有，甚至不伦不类。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刘勰所谓“侈而艳”的具体表现。批评汉赋“侈丽”“夸艳”，是前人已有的看法，但刘勰说得比较细致。显然他主要是从艺术表现方面说的。《才略》批评司马相如道：“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看来刘勰对司马相如的不满颇为明显，不过还是从“理”与“辞”即内容与文辞的关系上说的，认为其赋过分铺张夸饰，内容却并不丰富，文辞淹没了内容，当然也冲淡、掩盖了篇末那一点讽谏之意。但这并不表明刘勰认为赋的任务就是讽谏，认为赋的高下就在于有无讽谏。
    尤为重要的是，刘勰尊重赋的发展历史，对于赋的艺术特色——“体物”即描绘物象的功能，充分理解并予肯定。陆机《文赋》说“赋体物而浏亮”，已对此种功能加以概括。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亦指其赋作之“体物”而言。《文心雕龙·诠赋》篇“释名以章义”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也拈出“体物”二字。赋中描绘物象，也有言志成分，而且有的赋以言志为主，《诠赋》所举“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可说即以言志为主的一类。汉末以来，言志抒情的小赋更形发达。刘勰在指出赋“体物”的同时，也提“写志”，当与此种情况有关。不过刘勰的注意力主要还在“体物”一边。这是符合实际的，“体物”毕竟是汉魏六朝赋的主流和特征所在。刘勰对赋的特色作这样的概括，也是魏晋以来人们文学眼光发展的体现。试看《诠赋》评历代赋所说：“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苟况、宋玉，“极声貌以穷文”；“(枚)皋、(东方)朔以下，品物毕图”；“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都直接说到描绘物象（包括描写声音之美）。《才略》亦称王褒“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指《洞箫赋》，《比兴》举出该赋的比喻“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才略》又称王延寿“瑰颖独标”，“善图物写貌”。可知刘勰于《洞箫赋》、《鲁灵光殿赋》之描写声音和宫殿之生动，甚为欣赏，深有会心。又《诠赋》论及咏物小赋，云：“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侧附，犹《才略》之“附声测貌”，亦如《明诗》所说“宛转附物”，是指描写物象逼真。又《比兴》举比喻之例，“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从宋玉《高唐赋》至张衡《南都赋》凡六条，其中五条都是赋中“体物”的例子。《夸饰》也称赞赋家以夸张手法用于体物，“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凡此都表明刘勰对赋这种文学样式“体物”的特点深有体会，并颇为欣赏。《诠赋》赞云：“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将赋的特点归结为体物之工。其论赋之关键，实在于此。这是刘勰总结历代赋作的艺术特色而得出的看法。
    诗、赋是刘勰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从以上的分析，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刘勰对历代文学作品的评论，虽也见出传统的儒家重功利、重政教的文学观之影响，但主要方面，还是体现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的审美眼光和观念。而且，他之分析细致，论述系统，迥出于前人和同时人之上。《文心雕龙》不愧是汉魏六朝文学理论批评的高峰。
总之刘勰的文学思想，虽然也接受了儒家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其主要方面，还是体现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特点。
 
那么，《文心雕龙》是何种思想指导的文论？是道家思想指导的吗？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说起文论就要归入某一家思想指导之下、就要将它附属于某一思想、哲学流派呢？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文学思想和理论本身就与经济、政治、哲学思想等一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思想的发展当然会受到其他门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决定其发展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文学创作和鉴赏的实践。我国古代文论，尤其具有实践性的品格，理论色彩相对而言最浓的《文心雕龙》同样如此。《文心雕龙》就是文章写作、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发展到了刘勰时代的一次总结。从《文心雕龙》中确实可以看到儒家、道家学说的影响和启发，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这种影响，但未必要说它是在某家学说的指导下写成的吧。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五章第三节，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22页。
2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引论》，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14页。
3请见王运熙先生《〈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原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收入王先生《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同注3。
5同注3。
6参见王运熙先生《〈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刘勰论文学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标准》，收入《文心雕龙探索》。
7参见周勋初先生《瀋勗〈九錫文〉与刘勰崇儒》，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8 参见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2-1183页。
9参杨明《<文选注>的文学批评》，载《文选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
10参见杨明：《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11参见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一册，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