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 2008-06-20 　　浏览次数: 2249

 

 
第五章   古代诗歌理论研究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数千多年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国古代诗歌从艺术体制上讲包括诗、词等形式，并相应地形成了别具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词学理论等。本章主要对20世纪的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和古代词学理论研究作简要梳理，并给予相应的学理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草创期。这一时期的过渡性特征比较明显，即古代诗学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体现为：在继承传统诗体研究、诗法研究以及旧有的考据、疏证等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这一时期，还呈现出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固定和研究范围较为狭小的特点，大多集中在一些经典理论文本如《诗品》、《沧浪诗话》等；文献的整理也主要集中在诗话、诗纪事方面；诗学发展史的清理虽然已经起步，但大多仅具论述框架，历史分期尚不明确；比较诗学的研究和范畴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阶段。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至新时期开始这段时间。其中，建国后至“文革”开始，古代诗学研究仍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范畴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操作中，但研究对象显得过于集中（主要是《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文革”期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古代诗学研究开始进入低潮期，成绩也不大。第三个时期是新时期以来。这一时期，古代诗学进入全面发展期，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成绩也较为突出，举凡诗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订、诗学通史或断代史的撰写、诗学体系的构建、专题研究的展开、范畴或概念的清理、比较诗学研究等等，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一、研究之大势
1、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诗学研究
在西方，“诗学”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它首先是指文学的全部内在的理论；其次，它适用于一个作家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中（按主题学、构成、文体等顺序）所作的选择；此外，它还涉及到一种文学流派所建立起来的标准规则，以及当时必须遵循的实用惯例的总体。（1）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诗学”一直就指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理论，而不单指诗歌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曾出现了一批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田明凡的《中国诗学研究》（自刊本，大学出版社，1934年）、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诗学”这一概念，虽然为这些研究者所用，但它主要还是指在诗歌这一艺术样式范围内对诗法、诗体等的研究（有的甚至是指诗歌本身，如杨启高的《唐代诗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没有对“诗学”的内涵进行严密的界定，但其借鉴西方“诗学”概念或原理来研究中国诗学之特征、通过西方文艺理论来反思中国传统诗学并寻求中国诗学之现代出路的研究特点却还是有迹可寻的，而从研究内容看，则主要集中在诗法研究与诗体研究两个方面，（2）例如，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罗倬汉在其《诗乐论》中曾自言“旨在约礼，别启新途，谨谢芳华，归诸本质”，（3）而其所论大体也不违礼乐中和之旨，主要对诗与孔学的关系、诗教问题、诗与乐的联系与区别、诗乐与经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现象甚至持续到八十年代，如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学生书局，1980年）从“诗言志”谈到“诗教”，及至末节谈今日“诗的方向”，也并未在传统诗法外注入新的内容。而在另一条研究路径上，用现代西方诗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诗学的也大有人在。如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中就自己所著是“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的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如诗的起源的时代、分类和功用等项。”（4）他在该著中所分析的内容包括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组合元素、作法、功能、演进等，这些内容上的分类很明显借鉴了西方的诗学原理。这种研究方式还渗透到专题研究中，如顾远芗的《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从意义、源流、时代背景等方面对《随园诗话》的诗学观、内容论等所进行的剖析，也明显借鉴了现代西方诗学原理。
建国前的中国诗学研究，从理论文本上看，涉及较多的是《诗经》、《诗大序》、钟嵘《诗品》、杜甫《戏为六绝句》、《沧浪诗话》以及元遗山论诗绝句；从理论家看，讨论较多的是孔子诗学及其诗教问题、沈约及其声律说、白居易诗论、司空图诗论、姜白石诗论、船山诗学、王国维诗学；从理论概念或范畴方面看，涉及较多的是“诗言志”、“赋比兴”及“六义”、“声律”说、“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等；从理论论辩现象看，涉及较多的则是“文笔诗笔”辨考和“诗界革命”研究。诗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则主要集中在历代诗话的编辑和两宋诗话的考证上。丁福保于1916年印行何文焕所编之《历代诗话》28种，自辑《历代诗话续编》29种，《清诗话》43种，基本收录了古代诗学中最杰出的诗学著作，对诗话研究的贡献颇大。郭绍虞和罗根泽在诗话、诗格整理方面的成就则是有目共睹。这一时期，诗纪事汇编与整理方面，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了近人陈衍的《元诗纪事》（1921年）、《辽诗纪事》（1936年）和《金诗纪事》（1936年）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学理论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是在诗学发展历史的清理上有了突破。二十世纪以前，关于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 的“总述”曾作过梳理，但只有一百多字的简单描述。建国前虽也尚未出现完整的中国诗歌理论史著作，但一些批评史著作却基本具备了诗学史的性质。例如，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从其所论之周汉诸家诗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以及清代诸家诗说的总体构架中便可看出，该著主要以诗文理论为主，其中诗歌理论占了很大份量。陈、郭、罗等人的批评史著作实际上也都主要是诗文理论史，基本没有涉及到小说与戏曲理论。方孝岳及朱东润二人的批评史虽然有所涉及，内容则是非常简单。这些批评史家借鉴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学史观念和史著体例，尝试着传统直觉性描述为主的诗学史研究向现代逻辑化构架为主的诗学史研究的转型。可以说，这些批评史著作在资料准备、理论构架、历史观念、撰写方法上都为此后专门性质的诗歌理论史的撰写作了很好的准备。
二是古代诗学理论范畴或概念的研究实际已经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开。上述批评史著作中对古代诗学的概念或范畴都有比较深入的论析，郭绍虞、罗根泽等人进行其批评史写作之前，在诗学范畴或概念的研究上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撰写了不少专文。如郭绍虞在建国前所写的《肌理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诸文，大多条分缕析，别具新解。如称“论神韵等三说可以溯其渊源，而肌理之说，则不重在渊源而重在影响”；谓“格调与神韵之所以有特殊意义自以禅论诗起” ；以及断言性灵乃“诸种近于矛盾观念的综合”等等，（5）现在看来也都是独具只眼之论。又如，方孝岳称其《中国文学批评》的各节标题都是“立片言以居要”， 实际上不少标题是对古代诗学概念或范畴的剖析（如对文气说、味外味、“本色”、“兴观群怨”、“神韵”等的剖析）。可以说，这些批评史著作事实上已经大体确定了古代诗学不少概念或范畴的精义，或者大致上为后来者确定了对它们进行理解与把握的基本路径。此外，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逯钦立的《说文笔》、傅庚生的《赋比兴间诂》、赵景深的《沈约的八病说》、许君远的《论意境》、诗鸣的《释“穷而后工” 》、张寿林的《论神韵》等论、著，也对一些古代诗学的重要概念与范畴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考辨。这些基础性的考辨工作都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四十年代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潜和钱锺书。朱光潜的《诗论》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代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歌后来何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开辟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钱锺书的《谈艺录》则以传统诗话札记形式将鲜明的比较意识、开阔的学术眼光和渊博的理论学识融为一体，在早期比较诗学研究中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2、建国后至新时期的古代诗学研究
建国后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期内，古代诗学研究基本上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这其中，关于《文心雕龙》的探讨；关于钟嵘《诗品》风格论、批评论及其美学思想的研究；对《二十四诗品》风格论的研究和围绕《诗品臆说》引起的论争；围绕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引起的有关严羽诗论的研究等等，（6）总的来看，相关的研究或学术论争大多还是在正常的学术轨道上运行的。一些学者还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传统诗学。例如，邹问轩的《诗话》（北方文艺出版社，1962年）就意境、含蓄、炼句、炼字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探讨的是传统的诗学问题，但作者在探索和阐明旧体诗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时，尝试运用的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大致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时间里，古代诗歌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在诗歌形式理论研究方面有王力的《汉语律诗学》（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和《诗词格律十讲》（北京出版社，1962年），其中，《诗词格律十讲》分诗韵、平仄、对仗、词谱、词的平仄与对仗等进行条分缕析，对读者学习和掌握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很有帮助，是不可多得的普及读物。在诗学文献的整理特别是诗话（单行本）的校点、注释或校勘上，也有一定的收获。如王仲闻校点的《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和《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汪绍楹校点的《昭味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等。范畴研究也有一定收获。如李泽厚的《“意境”杂谈》一文对“意境”范畴所作的现代美学角度的解析，钱锺书的《通感》一文对“通感”所作的打通中西的比较研究等，（7）现在看来，也少有人超越他们的理论深度或研究视界。陈泳的《略谈“境界”说》、徐公持的《释“思无邪” 》、吴调公的《说诗味---钟嵘的诗歌理论及其美学思想》、石芃的《试说兴、观、群、怨及其它》、郑朝宗的《论王士祯的神韵说》等专文，也多有论析精到之处。此外，诸如“养气”、“神”、“理”、“才”、“神思”、“道”、“风骨”、“通变”、“别才”、“别趣”、“性灵”等概念或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开掘。
“文革”开始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转入低潮。此前稍早的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个中消息。作者在序中说：“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又称自己在时过境迁后，觉得“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轮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然后对《随园诗话》的“糟粕”进行揭露，“凡得七十有七条”。作者在《后记》中对部分批评者批评他“吹毛求疵”的“吹毛”问题进行了辩解，似乎是想将自己的研究同毛泽东批点《随园诗话》这件事分开。这一学术个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或学术氛围，因而很有学术解剖学意义。文革开始后，政治成为文学研究的晴雨表，政治批判也成为了中国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孔门“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孔子的诗论也被看成是复辟奴隶制的工具；六朝“声律”论被定性为形式主义；《诗品》、《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被看作是反现实主义的著作；中国诗歌理论研究被圈定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复古主义与反复古主义等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中来进行，正常学术范围内的诗学研究少得可怜，除了几部有关孔子文艺观及诗论的政治批判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政治批判的注脚，文献整理工作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3、新时期以来的古代诗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进入正常轨道，“文化热”、“国学热”以及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使得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取得了较之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的研究实绩，以下略择十端，简要述之。
一、诗学文献的整理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一大批古代诗学文献经过细密的编选、校勘、注释、笺注、辑佚或补订后得以问世，诗话或诗纪事的编选也大多呈现出收录资料丰富、集体协作精神强的特点。
在古代诗话、诗纪事的编选上，新时期以来颇有收获。通代性质的有：武汉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历代诗话论作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王大鹏等人编辑的《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常振国等编辑的《历代诗话论作家（上、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邵祖平的《七绝诗论诗话合编》（巴蜀书社，1986年）、申骏编著的《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粹》（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吴文治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话全编》，以及郭绍虞等编辑的《万首论诗绝句》等。断代性质的则有郭绍虞与富寿荪编辑的《清诗话续编》、萧华荣辑录的《魏晋南北朝诗话》等。王大鹏等人的《诗话选》选录自南北朝至晚清诗话数百种，特别注意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选辑历代诗话、笔记中的论诗部分，在选文定篇目上，或立标题，或按内容，或依论点，十分清晰；在敷理举统上，以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对诗论作者作了传略，也有助于后学加深了解。该选还对所选各诗话在书目上的著录或版本情况作了说明，叙述相关的文学和美学观点并加以评价。有此选本在手，则可知古代诗话大体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精义。吴文治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堪称诗话研究的资料巨制。郭绍虞等的《续编》于丁福保《清诗话》之外，另辑录清人诗话34种，辑补之功，学界有目共睹。陈伯海主编的《唐诗评论类编》、《唐诗汇评》所采辑的评论非常丰富，每位诗人有汇评，每首诗有汇评，一组诗后还有总评，用力之勤，令人感佩。对这些编选的更为细致的疏证工作也在进行。如黄益元等在《评文研所〈中国历代诗话选〉》一文中对王大鹏等人的编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该选在书目条目、题解说明、脱讹衍倒标点等方面的疏误。（8）段莉萍等在《〈历代诗话论作家〉瑕摘》一文中从辑录编排、资料校正、标点运用三个方面对《历代诗话论作家》的讹误罅漏作了择要举正，对提高该书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也很有帮助。（9）钟振振的《〈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校点献疑二十六例》一文则对郭绍虞的《宋诗话辑佚》中的《古今诗话》的校点问题提出了异议。（10）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校话或诗纪事的校点、校注、笺证、注释等。其中，单行本收获颇丰，如王国安校点的《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杜维沫校注的《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霍松林校注的《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和《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本淳校点的《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和《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李壮鹰的《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汤新祥校注的《蛩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王仲镛的《升庵诗话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李庆立等的《诗家直说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赵蔚生等的《谈龙录注释》（齐鲁书社，1987年）、王英志的《续诗品注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李华珍校点的《五代诗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吴熙贵的《李调元诗话评注》（重庆出版社，1989年）、陈应鸾的《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戴鸿森校点的《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等。在“诗纪事”方面，陆续重印、重校或续补的有：吴世常的《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梦生校点的《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孔凡礼的《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以及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989年）等。
新时期以来，诗话、诗格的考证、辑佚或补订工作仍然为学者所关注。如：郭绍虞的《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其辑佚和考证工作实际从解放前即已开始）两著对宋代诗话的总貌及流变特点作了全面的考证。陈尚君的《〈宋诗话辑佚〉匡补》一文在郭先生的《宋诗话辑佚》之外，又做了有益的订正工作，他高度评价了郭绍虞在诗话整理方面的贡献，同时，又对《宋诗话辑佚》中存在的问题，如书名尚有出入、部分文录书证还不充分、类书与地志等书尚有未检及处等问题，进行了重新指正和匡补。（11）由于清代诗话总量多，版本流传复杂，不少学者在清代诗话的书目、版本的叙录或辑考工作上也作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如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卷四的《清代诗话考略》，收录清代诗话780多种。蒋寅的《清代诗学著作简目》于郑静若《清代诗话叙录》和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所附之“清代诗话知见录”两种清诗话目录之外，“就海内外公私藏目广加搜讨，耳闻目验，得七百七十余种”，按笔画排列，备注版本庋藏，以供研究者之用。（12）张寅彭的《清代诗学书目辑考》所收清代诗话七百多种，略按作者生卒年或成书前后排列，对清诗话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13）他的《清代诗话汇编和诗话丛书》一文则对吴景旭《历代诗话》、蒋澜《艺苑名言》、张燮承《小沧浪诗话》等综合性质的诗话汇编，以及王士禛《五代诗话》、厉鄂《宋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等专辑性质的诗话汇编进行了详细考辨，就其编排次序、体例、主要内容、按语情况、诗论倾向、刊印情况、弊病等作了细密的订正。（14）蔡、蒋、张等人在清代诗话书目叙录及版本辑考方面的成绩与不足，香港学者吴宏一在《清代诗话的整理与考述(提要)》一文中则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一些更为细致的考证或订正工作也在悄然进行。略举二例。如周祖譔在《〈后山诗话〉作者考辩》一文中，针对元代方回作《读后山诗话跋》提出四条所谓证据以证《后山诗话》非陈师道所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言《后山诗话》非师道之作，强调指出：“陈师道有《后山诗话》之作，此断无可疑者。”作者举证说，陈师道的门人魏衍“编《后山集》竟，于政和五年（1115）作《集记》，有云：‘《诗话》、《谈丛》，各自为集’。足见《后山诗话》于当时已单独编集矣。”作者还认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之《后山诗话》条目校以今文，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内容完全一致。亦可证传本《后山诗话》为陈师道所作。（15）又如，陈应鸾在《张戒生平及其诗话作时略考》一文中据诗话提供的一些内证，结合张戒的生平事迹，认为《岁寒堂诗话》写作时间的上限，不会超过绍兴12年（1142）11月，并将其下限大致确定在绍兴27年4月之后。（16）他还在《黄彻卒年及其诗话作时初考》一文中通过考证指出黄彻卒年为绍兴28年 9月左右，并认为黄彻的《蛩溪诗话自序》是考证其诗话作时的重要材料。《蛩溪诗话》当作于绍兴5年（1135）下半年至10年（1140）上半年之间。其完稿的时间则当在张浚罢相后任福建路安抚大使的第二年内，亦即在张浚招黄彻入幕的前夕。（17）
二、通史或断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如前所述，20世纪早期的诗学史研究常常同批评史著作的编撰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前。从新时期开始，在各种诗史、批评史以及专题研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的基础上，诗学史的编撰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多部诗学史著作。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庄严与章铸合著的《中国诗歌美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史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通史或断代史著作，或对中国诗学历史作全景把握；或鸟瞰某一时代诗学的总体景观；或从思想史、文化史进入到诗学史的深层次；或从审美学角度进行聚焦；或从中国诗学批评型态的嬗变入手来清理中国诗学的内在演变规律；写法上固然各具匠心，历史通观能力的总体提高则又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将新时期以来收获的各种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著作，以及各种具有史述性质的教材、概论中的有关中国诗学的历史描述或历史研究包括进来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史的研究与断代史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收获最丰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些著作在入思路径，历史分期以及对中国诗学特征的总结方面都有各自的看法，以下作简要的评述。
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对中国诗学的总体发展历程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梳理，是新时期以来收获的有关中国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该著不仅对“中国诗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还对“诗文评”之外的中国诗学文献资料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诗学的文献整理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工作框架。作者在该著中首次尝试以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来进行诗学历史的分期，将之分为六期：一、发轫期（从《尚书》到《楚辞章句》）；二、相对独立期（从《典论 • 论文》到《文心雕龙》）；三、独立发展期（从《诗品》到《二十四诗品》）；四、高潮期（从《六一诗话》到《沧浪诗话》）；五、理论体系建立期（从《唐才子传》到《原诗》）；六、多元化时期（从《带经堂诗话》到《人间词话》）。这种分法较之通常以历史时段为诗学历史分期依据的划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凸现诗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也有其合理性。此外，该著将中国诗学的派别分为功利派和非功利派两种，并将中国诗学的总体特点概括为实践性、直观性和趣味性三点，都是在全面考察中国诗学历史后得出的自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某一学科的历史常常体现为该学科主要范畴的发展演变的历史，抓住了范畴历史，常常意味着抓住了该学科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此而言，庄严、章铸的《中国诗歌美学史》主张将中国诗学历史上各个时期从诗歌审美感受与审美经验中上升为理论形态的诗歌美学范畴作为中国诗歌美学史研究的核心，其研究眼光就显得十分独到。作者将中国诗学范畴分为概念范畴、形态范畴、关系范畴和方法范畴四个方面，这是较早用现代逻辑学对中国诗歌美学范畴进行型态划分的努力和尝试。该著提出应处理好中国诗歌美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如分期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诗歌美学史的分期不应采取线性的、静态的、以时间发展线索为主的传统方法，而应采取非线性的、动态的、以诗歌自身发展线索与时间流贯线索相结合的划分方法）、诗歌美学史的下限问题（认为应当放在新、旧诗交叉的现代上）、要处理好诗歌美学史描述中的四种关系（与古代哲学、与中国古典美学、与中国文艺史和文艺学、与当代西方美学的关系）等，不仅在该著的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词学批评史、戏曲批评史、小说理论批评史等的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该著提出的在两种传统（即旧诗传统和新诗传统）和两种历史过程（即传统与现代）互补、交融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和对照，将中西诗学与美学尽可能联系与沟通起来的这一看法，则不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诗学研究还具有方法论意义。
余荩的《中国诗学史纲》力图总结中国诗论之重要学说及其发展概貌，以史为线，以论为纲，阐述各种论诗学说之内涵及其承变关系，勾勒中国诗学之要旨及其发展轮廓。作者将中国诗学概括为两个学统（一是以教化观为核心；二是以审美为基点，它们在存在形态上的对立或互补构成了中国诗论的基本面貌）、四个时期（先秦两汉为奠基期、魏晋六朝为演进期、唐宋为振兴繁荣期、明清为集成和体系化时期），并指出诗论形式的多样性是中国诗论繁荣的标志，中国诗论具有理论性、知识性、鉴赏性、文学性熔于一炉的特色。可以说，这些平实的理性总结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诗论的基本实际。
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最大的特色是将中国诗学的历史分期与中国诗学的批评型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著者认为：先秦两汉是诗歌观念发生、演进时期，功利批评为其主要批评型态；魏晋六朝是诗歌本体得到重新认识与建构的时期，批评型态上以文体批评和风格批评为主；隋唐至金元，美学批评成为主要型态；明清至近代，则综合了功利、风格与美学等批评型态，是近六百年来的主导批评型态。这四种“型态”说，不仅阐明了诗学中的核心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自身演变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以及随之演变而呈现的不同“型态”，而且在揭示这些核心观念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美学特征的同时，还较好地区分了各个历史时期诗学中的主导与非主导倾向。钱中文在《简评中国诗学的“五”、“四”说》一文中，对该著所提出的“四型态”说与作者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提出的“五大范畴”论曾给予了“阐精发微，标新立异，自成一说”的高度评价。（18）
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以问题为纲，对中国诗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著侧重于从学术、文化思想流变的背景来考察诗学思想之嬗递，特别强调了传统文化或哲学思想之发展演变对中国诗学思想发展的参照意义。这一入思路径避免了将诗学与哲学相互隔离而陷入诗学研究参照系过窄的研究窘境，从而使得该著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如该著提出将汉代经学与宋代理学两个重要的儒学发展阶段作为对以“情”为中心范畴的中国诗学的阶段性划分的主要外在依据，将中国诗学思想的发展以宋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先秦至唐代，诗学思想与汉代经学相适应，以外在的情礼冲突的解决为核心问题；二是宋至清末，诗学思想与宋代理学相适应，以内在的情理冲突的解决为中心问题。这一从他律性维度上对中国诗学发展规律所作的深刻揭示，正是诗学与哲学相互参照与考量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该著的学术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对中国诗学思想史流变历程的叙述，更在于诗学方法论上的启示。
宋代诗学在资料上超过前代诗论资料的总和，有着丰富而精妙的理论见解，与此同时，宋代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之网织就了宋代诗学内部体系的经纬，也整合着当时诗学理论家们对诗歌本体、诗歌功能、诗歌创作、诗歌鉴赏、诗歌技艺等多方面的看法。如何从宋代流光溢彩的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中剥离出宋代诗学悄然前行的内在脉络，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作者放弃了一般的以人为纲或以史为纲的诗学史撰写方法，试图从理论范畴的角度横向剖析宋代诗学的各个层面，并从诗道、诗法、诗格、诗思、诗艺五个层面剖析了宋代诗学的理论肌体。在深入的梳理与探讨中，作者不仅对宋代诗学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还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宋代诗学与前代诗学相比较，为诗歌研究从简单的表面化的风格比较深入到理论精髓与文化基质的深层次比较，提供了可资运作的有益的借鉴。同时，又借鉴西方现代诗学观念来阐发宋代诗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的理论内涵，为中西方诗学对话提供了不少的示范。此外，著者将宏富浩繁而又琐屑零碎的宋代诗论资料建构成既富有当代文艺科学理论色彩，又符合中国传统诗论范畴的诗学体系，其研究理路和良苦用心也值得诗学研究者借鉴和深思。
中国诗歌在宋以前一直占居文坛主导地位，宋亡后却急剧衰落，让位于小说与戏曲，与此同时，诗歌理论著作却激增，而且质量上也远远超过唐宋，这一现象值得加以特别的关注，其历史发展脉络也有待于清理，但这方面的研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金元时期的诗歌理论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从各个时代诗歌创作对诗歌理论的影响出发，结合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部类与诗歌理论之间的联系，结合各时代儒、道、释等哲学思想对诗歌理论的导向，条分缕析，深入梳理了从金元至清代的诗歌理论发展历程，也极有学术价值。
在一般的断代诗学史研究中，学者们或以问题为纲进行构架，或以人为经进行提摄，较少对某一时段诗学发展的内在的历时性线索作细致的梳理，而在通论性质的诗学史研究中，断代研究又往往成了研究者完成其总体描述的一个“配件”，或服务于一种总体理论构架的需要，或服务于总体历史流程梳理的需要，这就使得断代诗学的研究常常丧失了历史发展的本真面貌。就此而言，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对清代诗学之内在嬗变轨迹所作的细致剖析，就特别值得断代诗学研究者借鉴。作者详尽阐述了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以前围绕着真伪、正变、雅俗三对范畴而展开的诗学发展历程，强调指出：明七子派求雅求正，但陷入伪；公安、竟陵派求真求变，但陷入俗。两派的诗学主张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而明末清初诗学对明代诗学所呈现的对立两极所进行的综合则沿着两条途径展开：一是立足于雅正而求真；一是立足于真、变而求雅。前一种倾向以王夫之、王士祯以至沈德潜等人的诗学为代表，后一种倾向则以钱谦益、叶燮、浙派以及翁方纲的诗学为代表。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对以上两派诗学都有某些继承，但在思想上背离了正统思想，在审美上背离了诗歌史的主流审美传统，乃是古典诗学的蜕变，是朝向近代诗学的过渡。（19）可以说，作者对明清诗学发展线索的梳理，既准确地把握了清代诗学发展的历史本来面目，又充分体现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个性和极强的逻辑整合能力
此外，在诗话方面，史的研究也颇有成绩。陈祥耀的系列论文《先秦至南北朝诗话》、《宋诗话》、《金元明诗话》、《清诗话》，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诗话史论的性质。（20）张葆全的《诗话和词话》对古代诗话的特点、渊源、学术价值、诗文评和笔记小说对诗话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剖析，还从历史的角度对宋、金、元、明代及至近代以来的主要诗话进行了评述，（21）体现了共时性剖析和历时性描述相结合的研究特点。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是诗话史研究中最为完备的著作之一。作者以历史的观点全面探讨了中国诗话之体的渊源、流别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以横向比较与纵向探索相交织的宏观态势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诗话的概念、范畴、基本特征、演进规律，并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阐述了中国诗话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地位，及其对中国古代诗歌评论和世界诗歌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在对中国诗话的历史梳理中，作者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如：诗话的名称大概取法于唐宋民间诗话之名；诗话的体制大致源于六朝的笔记小说，由许多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诗话的内容包括“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前者出于本事诗，本事诗又出于六朝笔记小说；后者则出于古典诗论，包括勒成专著的论诗初祖——钟嵘的《诗品》等等。（22）
三、诗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了新突破。新时期以前，大陆学者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内在体系问题关注不多，倒是台湾学者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和美国学者刘若愚的《中国诗学》等著在体系建构上体现出了自觉意识。从新时期开始，诗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开始取得一定突破。在这方面收获的专著有李壮鹰的《中国诗学六论》、胡晓明的《中国诗学之精神》、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等。它们或用现代文艺学原理建构中国诗学体系，或以中国诗学之核心范畴来建构中国诗歌理论体系，或从中国诗学某种深层的精神原型来敞现中国传统诗学内在的理论体系，入思路径虽然不一，但都显示了较强的通观整合能力。
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分为《思想篇》、《设计篇》、《鉴赏篇》、《考据篇》四卷进行分别讨论。其中，《鉴赏篇》从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一直深入到作者的心境，对于作品内在的特质及外缘的关系，也兼顾并重。《思想篇》的要旨在于阐明诗歌思想性的层面，《考据篇》则着重阐述研究诗歌的途径和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已有体系探讨的研究意向。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将中国传统诗学观分为教化论、唯我论、技巧论、妙悟论四种，虽主要是对中国诗学观念的分类，但这四种观念类型实际上是对诗歌本身所提出的两个具有逻辑相关性的问题（一是诗歌是什么？二是诗歌应该如何写？）的回答，因而，其构架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意向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刘氏借助西方诗学理论的综合与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则是一种新的尝试，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
李壮鹰的《中国诗学六论》作为探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专著，其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特色的揭示；二是现代建构。就前者而言，作者认为，中国传统诗学重视人的内在情感，以抒情为本，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言志说”与“感应说”；中国传统诗学呈现出一种围绕着同一个理论轴心而相启相承，互涵互补的特征。就后者而言，作者从本体论、生成论、主体论、作品论等方面对中国诗学内涵所进行的剖析，则充分体现了用现代文艺学原理建构中国诗学体系的明确意向。
胡晓明的《中国诗学之精神》分内、外两篇。内篇为纵贯的史论，着重论析自先秦至宋代以来中国诗学的精神方向。外篇为横截的专论，着重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的关系，探究中国诗学之精神原型。其中，内篇是该著的重心，作者拈出的“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意”五大范畴，既是中国诗歌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又标示着中国诗学由先秦两汉之孕育，至宋代发展而成型的相通要素，而且还开示着中国人文精神之嬗递史，即宗教世界之理性化（秦汉）→经验世界之心灵化（晋、唐）→对象世界之人文化（宋）→人文世界之自然化（中、晚明）。外篇是作者以文化学方法研究中国诗学特质的一次大胆尝试，其中所阐发的“乡关之恋”、“佳人之咏”、“时间”、“空间”、“自足”五个专题，既为中国诗学之恒久母题，又是人与社会、自然、自我的文化结构与意义之网。作者不仅从诗歌作品本身抽象出一般性的诗学观念，更将形而下的文本细读转向形而上的观念分析，将一般性的诗学观念与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相打通相联接，以期开拓出中国诗学某种深层的精神原型并敞现中国传统诗学中所蕴藏的精神价值，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意向，更显示出作者以诗学精神原型结撰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独到入思方式。
从目前来看，对中国诗学理论体系作出全面而系统的探讨的是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该著立足于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实际过程，抓取“志”、“情”、“象”、“意”、“神”五个根本性的范畴来追溯它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联系，首次系统地、切实地对中国诗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古代诗学观念与理论体系“历时性”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直接影响中国诗学观念与理论体系之形成并成为其坚实基石的文化思想原因----儒家的“人道”精神和道家的宇宙意识，指出前者的主要影响在于对诗济世化人等方面的价值和功用的实现；后者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为诗人审美体验的深化和诗的审美境界的开拓昭示了无限光辉的前景。前者作用于外，后者作用于内，中国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始终于两者之间进行着综合性的审美选择。从中不难看出，陈著在诗学体系探索方面所显示出的四个方面的自觉意识值得体系研究者注意：一是理论框架意识、二是对核心范畴的“抓取”意识、三是从历时性角度剖析诗学批评观念的历史意识；四是从儒、道等哲学思想进行深层次考察的文化意识。
1936年，徐英曾在《安徽大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了题为《诗话学发凡》的论文，论述了中国诗话之源流、派别、体制演变、流弊等，文末则仿效《二十四诗品》形式，阐述诗话学之内容和学术价值在于“述原始”，“述体派”，“述诗学”，“述诗品”，“述本事”，“述说部”，“述杂体”，“述标榜”等八个方面，首次在建构诗话学理论体系方面作了尝试。可惜，他的尝试在此后的几十年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新时期以来，张葆全、蔡镇楚、刘德重与张寅彭等人对诗话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一方面，理论体系探讨性质的诗话学专著也络绎而出，如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蔡镇楚的《诗话学》、刘德重与张寅彭的《诗话概说》等。其中，蔡镇楚在《诗话之学与古代文论研究》一文中，以诗话研究之特定视角切入，充分论述了诗话之学的崛起对开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新局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深刻意义，第一次提出“东方诗话圈”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认为在世界的东方早已形成了一个以中国诗话为中心，跨越时空领域的巨大的诗话圈，从而高扬起“东方诗话学”这面新的学科旗帜。（23）他还以其《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等著为基础，努力实践着自己的学科构想。
四、专题研究中出现了一大批“拳头”产品。新时期以来，古代诗学研究中取得成绩最大的当数各种专题研究。在这一方面，出现了一大批用力甚勤、论析精深并产生良好学术反响的“拳头”产品。例如王运熙、杨明等人的六朝及唐代诗学研究；顾易生、蒋凡的先秦诗论研究；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诗歌思想研究；周裕锴、张毅等人的宋代诗学研究；丁放等人的金元诗学研究；钱仲联的清代诗文及理论研究；王英志、张健等的清代诗论研究；王利器的《文镜秘府论》研究；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祖保泉的司空图诗歌理论研究；吴调公的神韵论研究；曹旭的钟嵘《诗品》研究；张伯伟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钟嵘《诗品》研究、诗格研究以及禅学与诗学关系研究；蔡镇楚、张葆全及刘德重等人的诗话研究，（24）等等。在这方面收获的专题著作还有：梅运生的《钟嵘和诗品》、裴斐的《诗缘情辨》、陈伯海的《严羽和沧浪诗话》、罗立乾的《钟嵘诗歌美学》、赵霈林的《兴的起源》、韩经太的《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刘士林的《中国诗哲论》等。这些专题研究或以精细的历史考辨见长；或以宏阔的理论阐述取胜，其研究范围固然遍及从先秦到近代的各个时期，而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中西比较研究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现当代西方文艺学方法等都被用来解决或处理中国诗学问题，不仅极大地开拓了中国诗学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五、诗歌形式理论的研究更趋深入。新时期以来，诗歌形式理论的研究在诗律学、诗歌体裁、诗歌句法等问题上都取得不小的成绩。例如，在诗律学和诗律学史研究方面，徐青的《古典诗律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对构律要素的产生与应用、构律规则的形成和建立、律句的产生及其构成律联的结构规则、律联之间的结合规则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些更具体的深入的研究也在展开，如涂宗涛在《诗词曲格律纲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剖析了诗律方面的所谓“一三五不论”和“拗数”中的个别问题，阐述了怎样掌握诗的平仄律、如何对待格律等问题。戴燕在《论六朝诗歌声律说的美感效应》一文中则对以永明“四声八病”说为代表的六朝诗歌声律模式的构想作了比较深入的描述，并对它所可能引起的诗歌美感效应作了理论上的分析。（25）这一方面的收获还有贺巍的《诗词格律浅说》（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林海权的《诗词格律与章法》（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
学术界对诗歌句法的研究，过去或从语法学、修辞学的角度（如王力的《汉语律诗学》、蒋绍愚的《唐诗句法研究》等）；或者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诗歌作品的句法特点及其意义；或者是从诗学或文学批评史的角度顺便加以讨论，专门对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则很少。王德明的《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对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历时性描述，既概括了中国古代诗歌句法概念的基本含义，也描述了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同时还对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诗学价值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可以说，该著在一定程度上对将诗歌句法问题视为“章句之学”而鄙视之的传统诗学观念进行了反拨，在诗歌语言形式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诗歌体裁问题，特别是其历史嬗变规律的研究方面，新时期以来也有新的收获。如麻守中的《中国古代诗歌体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将中国古代诗歌体裁形式的美学特征归纳为音乐美、排列美和和谐美，并对古代诗歌体裁的发展特点进行了探索。作者认为，中国诗歌体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最初多起于民间，后经文人加工更加完善；是在吸取外来文化影响中发展的；是在继承民族传统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发展的；是在歌诗和诵诗相互影响、互相转化的过程中发展的；是在格律化和散文化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起来的。沈家庄在《中国诗体嬗递规律论略》一文中则从“雅”与“俗”的彼消此长的往复运动的周期性规律入手探讨了中国诗体的嬗变规律。（26）
六、概念、范畴或命题的研究总体上趋向深化。这一深化趋势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原先的阐释进行重新审视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开掘；二是从单一的内涵或意义的挖掘逐渐上升到从理论形态上作系统把握。
由于汉语本身的弹性特点以及古代诗学范畴的多义特征，诗学范畴研究就并非为单一的释义活动所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在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的综合研究中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新时期以来的古代诗学范畴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上述第一个研究特点。
以“意境”研究为例。建国前的“意境”研究主要与王士祯的“神韵”说研究和王国维的“境界”说研究联系在一起，着重于对“意境”的内涵进行解释，并且以简单的介绍或评判为主。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意境” 研究主要是用现代的或外来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前苏联移植而来的文艺理论）加以阐述或分析。例如，李泽厚的《意境杂谈》一文将对“意境”的研究与西方的“典型”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意境”包括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思想的主观创造两方面，前者为“境”，后者为“意”，同时“意境”本身又是两对范畴的统一，即“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这其中，李泽厚用自己对“典型”的认识来理解“意境”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叶秀山的《也谈王国维的“境界” 说》一文将“境界”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理论与现实的统一、自然与感情的统一”，并认为“意境”最终统一于客观、现实和自然，（27）实质上是从唯物论的角度所作的解释。钱仲联的《境界说诠证》一文将“境界”看作是包含了作者主观感情的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生活图景，并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角度来讨论王国维的“境界”说，（28）其基本思路或背景知识框架与前述二人也差不多。从新时期开始，“意境”研究开始呈现出多角度、多方法、多层面的研究态势。如在“意境”的义界上，有的认为“真景物、真感情”即“境界”；有的认为“意境”是中国诗歌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有的认为意境是关于中华民族古典艺术审美理想的范畴；有的认为意境是特定艺术形象及其所触发的艺术想象（包括幻想与联想）的总和；有的认为“意境”只是“境界”中的一种；有的认为“意境”即“意象”；有的认为“意象”只是“意境”的构成单元。在“意境”的溯源上，有的认为来自于汉魏六朝的“言意之辨”；有的认为是受佛教“境界”说的影响（所谓“空王之道助而意境成” ）；有的认为与先秦道家的“道”论相关联；有的认为其源头在陆机的“缘情”说；有的则认为是缘自于“境界”概念自身的发展变化。关于“意境”的审美特征，有的认为其特征在于“情景交融”；有的认为其特征在于“情景交融”之外还必须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有的认为其特征在于情与景的典型化，同时又要具有诗味；有的认为其特征是虚与实、显与隐、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有的认为其基本特征是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以实境表现虚境，并由此造成强烈的空间美、动态美和传神美；有的认为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经验在高度凝练的艺术表现中所达到的沟通与融合，才是意境的本质特征。有的认为从意境的美学内涵来看，审美存在着既是概括的、抽象的、理想的，又是个别的、具体的、现实的这样一个矛盾，意境的成功就在于融合了这二者，造成一种深厚隽永、情景交融的美。关于“意境”的创造，有的认为它来源于情与景的结合；有的认为完整连续的空间性是意境的基础，而情绪的弥漫性则是意境形成的灵魂；有的认为“象、气、道融通合一而又逐层升华”是中国古典艺术意境创造（生成）的普遍规律；有的认为只有实现了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经验在高度凝练的艺术表现中的沟通与融合，那些形象生动、意味深远的艺术意境才能最终诞生。关于“意境”理论的审美特征和构成机制也逐渐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情景交融说、“超以象外”说、“逐层升华”说等，而更多角度的研究也在展开，如潘知常在《从意境到趣味》一文中从中国古代美学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美学范畴从“和”到“意境”，再到“趣味”的演进历程，剖析了“意境”范畴内涵的历史流变。（29）周章毅则对意境与典型这两个概念在艺术美中所占的位置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个概念来自于两种不同艺术类型，既不是全异也不是全同，而是一种包含的关系，它们在艺术美中所占位置也不相同：一个侧重于“美”，一个侧重于“真”。（30）这些研究虽然出发点不一，立论角度不同，背景知识有别，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却充分体现了范畴研究中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的总体态势。
又如另一个重要的范畴---“韵”。郭绍虞早年的《神韵与格调》一文主要讨论的是“神韵”论的产生背景及禅学渊源。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神韵”论被定为“形式主义”诗歌思潮的理论代表，大多数研究以批评其唯心主义本质为重心。新时期以来，“神韵”论的研究则趋于正常化、多样化，同时也更加逼近理论的本来面目。有的论者将之看作是民族传统审美趣味的总结；有的联系古代画论来加以解释；有的考察诗论中的“韵”与汉语音韵学的韵之间的内在关系；有的考察“神韵”论从司空图到王渔洋的历史流变过程；有的揭示“神韵”与道家和玄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有的则借助现代西方心理学美学的“格式塔”概念来阐释其美感效应。中外比较研究也在展开，如季羡林将中国的神韵论与印度的韵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就二者之间的相同与区别作了剖析。（31）还有从更为深层的艺术哲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如刘承华立足中国艺术的生命本体，以“韵”的线型律动为基本形式，对中国艺术之“韵”的时间表现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抓住“韵”在其时间运展过程中的四个重要环节——“远”、“游”、“圆”和“转折”，深入分析了它们所代表的中国艺术中生命张力的不同形态。（32）从有关“韵”的研究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范畴研究确实体现出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态势。
在新时期以前，诗学概念、范畴或命题的研究常常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即大多只注重内涵的挖掘或意义的解释，新时期以来，一个重大的改进就是不少学者开始从理论形态的高度来审视范畴或命题。如钱锺书对“诗可以怨”命题的解读即是典型的一例。他在《诗可以怨》一文中不是将“诗可以怨”这一命题简单看作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种文学主张，而是引证了中西方大量的文学例证，将之上升到“痛苦产生诗歌”这一带有人类艺术创造共性的理论形态的高度上加以把握。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如裴斐在《诗缘情辨》中从诗学理论形态的高度对缘情派诗论从想象论到意境论再到个性论的发展轮廓的勾勒（从创作论角度看，六朝是想象论，唐宋至明清是意境论，意境论是想象论的深入和具体化；从本源论角度看，唐宋是社会决定论，明清是个性论，个性论是社会决定论的深入和具体化）；汪涌豪的《中国古典艺术风骨论》，试图打通古代绘画、音乐、书法等领域，将“风骨”范畴看作一种特殊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形态；汪裕雄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考察“意象”如何从一般文化领域向审美和艺术辐射延伸，对中国诗歌意象的结构、类型和审美交流功能作透辟分析；袁济喜《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将“和”范畴上升到审美文化理论的高度等等，都是新时期以来范畴研究取得改进的表现。类似的还有吴调公的《神韵论》、林衡勋的《中国艺术意境论》、陈竹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等著。
七、中外比较诗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提到的是钱锺书，他的巨著《管锥编》以及《谈艺录》补订本涉及到相当多的中外比较诗学问题，为中国诗学研究获得更大的参照系统和阐释自由度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其跨文化“双向阐述”的研究理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其它的还有曹顺庆、黄药眠等人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王晓平的中日诗论比较研究；狄兆俊、朱徽等人的中英比较诗学；季羡林、黄宝生等人的中印诗学研究等等。一些更为细致的比较研究，如中外诗学范畴的对比研究或理论文本的比较研究则更多，诸如“兴”与“酒神”、“物感”与“摹仿”、“滋味”与“美感”、“雄浑”与“崇高”、“虚静”与“距离”、“虚静”与“迷狂”、“意境”与“典型”、“风骨”与“有意味的形式”、“感应”与“移情”、《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的比较研究等等。新时期以来的中外比较诗学研究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特点，即比较研究不仅仅深入到了跨学科研究的层面，还向更深的哲学与文化层次深入。例如，余虹对中西传统诗学最一般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作了深刻的揭示，（33）王宇根则从西方现代诠释学关于“诠释循环”的观念入手，对中西方诗学中“观”的认知方式及“外”的诗学逻辑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34）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比较诗学研究走向深化的特点（详参第十章）。
   八、一些更为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的思考也在展开。例如，“情景交融”常常被看作是诗歌“意境”论的基本美学内涵，新时期以前的学者在讨论“情景交融”时也大多是联系“意境”问题讨论之，很少有人另辟蹊径探讨“情景交融”论中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马建华在《“情景交融”原型说---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发生学探源之一》一文中从万物有灵论与万物有情观、农业性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审美、原始互渗律与情景“互藏其宅”、原始自我意识的抑制与中和美的情感质这四种原始文化与诗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作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正是这几种原始文化构成了中国诗歌情景交融审美运思的“原型”。（35）这种从源流关系入手所作的探讨，避免了惯常的从《诗经》的比兴入手的就形式论形式，不仅对情景交融的审美运思之源头有更深刻的把握，而且对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发生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类似这种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尚有很多，诸如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起源问题、中国古代诗学的特征问题、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比喻性问题、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问题、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中国古代诗学的文化心理基础问题、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与民族文化心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人文内涵问题、中国古代诗学的“诗本体论”问题、新诗理论建设对古代诗学的承接问题等等，都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并有专文加以论述。
九、一些中国诗学的分支学科开始建立。如廖仲安与许总等人在“杜诗学” 研究、陈伯海等人在“唐诗学”研究、曹旭与张伯伟等人在“《诗品》学”研究、蔡镇楚等人在 “诗话学”研究方面，不仅提出了相应的建立分支诗学的设想、规划，还取得了令同行瞩目的成绩。
十、一些诗学辞典络绎而出，对中国诗学研究的普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蒋祖怡等编的《中国诗话辞典》（北京出版社，1995年）分“诗话理论渊源”、“作家简介”、“内容评析”、“术语命题解释”、“清代近代诗话未入选书目”等条目加以介绍，对诗话研究很有学术价值。张葆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不仅对诗话、词话中的重要概念、命题、范畴等作了详细的解释，还附录1906至1991年八十多年来的诗话词话研究论文索引，对诗学研究也帮助极大。由傅璇琮等人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则是新旧世纪之交中国诗学研究的一大收获。该辞典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凡是与诗学有关的名词术语和诗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几乎都搜罗囊括，诗学研究的海外及港台地区的研究甚至延长至当代，所撰条目数千条，约三百五十万字，参与编纂的学者近一百人，是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于一身的大型工具书。全书词目依照诗学的特点分为诗学概念、诗论著作、诗学研究等十大门类，十分方便于读者翻检。在阐释入选概念时，作者一方面从历史角度尽量挖掘其具有丰富底蕴的本义，另一方面又从现代视角加以审查，较好地做到了历史还原与现代阐述的统一。该辞典的问世，对中国诗学研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值得一提的是大陆之外的古代诗学研究，这是中国诗学研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或者在识见与功力上，大陆外的中国诗学研究都值得借鉴与学习。在台湾地区的古代诗学研究中，令学界推重的有张健的《沧浪诗话》研究、江国贞的司空图诗论研究、黄景进的严羽诗论研究等。香港地区古代诗学研究上则有吴宏一的清代诗学研究、黄维樑的中国诗话、词话研究等。（36）这些学者大多治学严谨，考证精细，不作臆断语。以清代诗话的整理即可窥一斑。如果说郑静若的《清代诗话叙录》所收录的常见的57种诗话，仅具参考意义的话，吴宏一的《清代诗学研究》所附之《清代诗话知见录》收录清代诗话则达346种，不仅依照作者生卒年代的先后排列了诗话的顺序，同时也考辨了各种诗话的著成年代和版本流传的情况，是用力极勤之作，大陆学者对此也多有参考。（37）此外，宋隆发于1982年为台湾学生书局《书目季刊》辑录的《中国历代诗话总目汇编》也是嘉惠学林之作。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的杜松柏主编的《清诗话访佚初编》，收录《本事诗》、《灵芬馆诗话》等共计20种，也是有功于诗学界的。在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也为中国诗学史的研究作了一个最初的铺垫。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则是六朝诗学研究中的翘楚。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对清代由“格调”、“神韵”、“性灵”诸说组成的清代诗学发展脉络也有极好的梳理。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是国外学者中最早对诗话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诗话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论研究、横山伊势雄等人的《沧浪诗话》研究、松下忠明的明清诗论研究、横田俊辉的胡应麟诗论研究、兴膳宏和高木正一的钟嵘《诗品》研究，以及高松亨明的《二十四诗品》研究，都以其考证严密、论析精深在同类研究中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在韩国，车柱环、李徽教、李哲理等人的钟嵘《诗品》研究在“《诗品》学”领域中都是极为同行所称许的，柳晟俊在唐代诗学研究、许世旭在中韩诗学渊源研究方面也很有成绩。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的司空图《诗品》研究和李谢维奇的先秦至魏晋六朝诗学研究奠定了俄苏汉学界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基础。在欧美，加拿大学者林理彰的《沧浪诗话》研究和明清诗论研究、叶嘉莹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德国学者卜松山的叶燮诗论研究，以及美国学者刘若愚、陈世骧、叶维廉的中国诗学研究，里克特的黄庭坚诗论研究和高友工的律诗美学研究等等，大多理论视野开阔，论析精深，并且善于从中西方文化的深层次比较中深入到诗学的精髓，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为比较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做了不少贡献。
二、问题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
1、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甚多，这些诗歌选本大多体现了选者的批评理念或诗学思想，但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却不多。
2、诗学研究常常成为纯粹的理论演绎，缺少与具体诗歌创作的相互印证，出现理论与具体文学创作相互脱节的现象。在这一方面，程千帆提出的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二者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研究方法、王运熙提出的批评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结合的方法、罗宗强的将文学思想与具体创作倾向结合起来考察的方法，对中国诗学研究就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3、陈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或研究框架在诗学研究中仍然有一定的表现。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中国诗学研究常常陷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复古主义与反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诗学史的研究或体系的研究，常常为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或逻辑框架所替代，例如，诗用学与诗艺学、缘情与体物、表现与再现等的二元对立模式仍然主宰着诗学史描述或诗学理论体系构建，而套用西方文艺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来进行专题研究的为数也不少。可以说，未来的中国诗学研究中，一种更为开放的具有理论整合力与兼容力的诗学研究新方法或新范式的建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4、语言哲学高度上的反思甚为匮乏。虽然诗歌形式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中国诗学语言观作哲学反思的却很少。诸如中国诗学语言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理论中展开？中国诗学语言观潜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逻辑结构是什么？其本质特征如何？与西方诗学语言观念之间的相同和区别是什么？传统的诗学语言观将向当代诗学理性新智慧的生发提供什么样的条件与挑战？等等，为人所关注者甚少。
5、与诗史研究相比，诗学史研究中的自我反思与总结还不够。在二十世纪，诗史方面有不少的反思性研究，以《诗经》研究为例，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对从先秦至清代有关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孔子诗教，孟子谈诗、荀子传诗、《毛传》与《诗序》中的相关问题都作了细致的梳理，还对鲁迅、胡适和古史辨派、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诗经研究情况进行了相应的介绍。赵士林的《诗经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则对有关《诗经》的分类、诗乐关系、《诗序》作者、《诗序》评价问题、比兴的界说及其性质、兴的分类和起源等问题都作了条分缕析的清理。其它的还有齐治平的《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许总的《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等。而在诗学史方面，除了20世纪末所出之《文心雕龙学综览》，以及少数带有反思性质的专文外，诗学研究中的反思性研究还很少，与诗史研究这一方面的自觉意识和所取得的成绩相比，显得差强人意。
在某种意义上讲，诗既是人的灵性生活的一种敞开，又可作为某种形上智慧的启示。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诗或诗学本身的意义甚为重要，它几乎成了贯通经、史、子、集的一个枢纽，构成传统中国文人一个首要的标志，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就此而言，“文化的诗学”从来就是中国诗学研究超越那种重事实、求系统、考源流、定品级的客观实证研究方法旨趣之外的另一条入思路径，或者另一种引人入胜的想象方式。新时期以来，诗文化学的意识虽然有所提高，诗文化学的透视方法或论述体系也在建立或完善之中（如韩经太的《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和刘士林的《中国诗学精神》等著在此方面已作出了努力），但与中国诗学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广容性和多维性相比，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因之，从中国人的诗文化心理的历史变迁中去敞现中国诗学的内在理性脉络，从中国人的诗文化心理所包蕴的传统诗学的生命活力中去叩求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实现对接的内在可能性，仍将是中国诗学研究中一项艰巨的课题。
 
 
 
 
注释：
 
（1）（法）T·托多洛夫《诗学》一文，孟繁华译，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6期。
（2）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一文，载《中国诗学》第六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罗倬汉《诗乐论》“序例”，正中书局，1948年版。
（4）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自序”，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5）《肌理说》一文载《国文月刊》第43、44合期；《神韵与格调》一文载《燕京学报》22期；《性灵说》一文载《燕京学报》第23期。
（6）关于钟嵘《诗品》风格论、批评论及其美学思想的研究的主要文章有罗根泽的《读〈诗品〉》（载《光明日报》1957年3月10日）、高海夫的《读〈诗品〉札记》（载《人文杂志》1958年第3期）、牟世金的《钟嵘的诗歌评论》（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吴调公的《说诗味—钟嵘的诗歌理论及其美学理想》（载《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等；关于《二十四诗品》风格论的研究和围绕《诗品臆说》引起的论争的主要文章有祖保泉的《读司空图〈诗品〉札记》（载《合肥师范学报》1961年第2期）、吴调公的《诗品、诗境、诗美---论司空图〈诗品〉的美学观》（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和《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载《新建设》1962年第9期）、黄广华的《〈诗品臆说〉是现实主义著作吗？---与孙昌武、刘淦同志商榷》（载《文史哲》1964年第6期）；围绕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引起的有关严羽诗论的研究文章有彦羽的《〈沧浪诗话校释〉有小误》（载《光明日报》1962年2月18日）、来祥等的《读郭绍虞同志的〈沧浪诗话校释〉》（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5日）、郭绍虞的《讨论前的几点声明----复来祥、秀山的信》（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5日）和《关于〈沧浪诗话〉讨论的补充意见》（载《光明日报》1962年9月12日）等。有关《文心雕龙》的讨论在这一时期收获的文章则有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名不一一列出。
（7）李泽厚《“意境”杂谈》一文，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16日；参钱锺书《通感》一文，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8）黄益元、杨军《评文研所〈中国历代诗话选〉》一文，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9）《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10）《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11）、（12）《中国诗学》第4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1996年第1期。
（14）《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5）、（16）、（17）、（18）分别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文艺研究》1995年第5期。
（19）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7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陈祥耀有关诗话的系列论文分别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1989年第3期、1991年第2期。
（21）作者认为诗话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二、对诗歌经验的总结；三、诗学理论问题的探讨。
（22）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第16页。
（23）《内蒙古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24）例如王运熙、杨明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五代”卷；顾易生、蒋凡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罗宗强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周裕锴著有《宋代诗学通论》；张毅著有《宋代文学思想史》；丁放著有《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钱仲联主编有《清诗纪事》，著有《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王英志著有《清人诗论研究》和《性灵派研究》等，张健著有《清代诗学研究》；王利器著有《文镜秘府论校注》；佛雏著有《王国维诗学研究》；祖保泉著有《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吴调公著有《神韵论》；曹旭的《〈诗品〉研究》；张伯伟著有《禅与诗学》、《钟嵘诗品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蔡镇楚著有《中国诗话史》；张葆全著有《诗话和词话》；刘德重等著有《诗话概说》等。
（25）作者认为，音乐与语言声律的美学通则就是“错综与和谐”。作者还阐发了六朝诗歌声律模式构想的美学意义。该文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26）《文学评论丛刊》第3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27）、（28）、（29）分别载《光明日报》1958年3月16日、《文汇报》1962年8月15日、《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
（30）周章毅《意境与典型在艺术美中的位置》一文，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3期。
（31）季羡林《关于神韵》一文，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
（32）刘承华《中国艺术之“韵”的时间表现形态》一文，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33）余虹《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一文，文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34）王宇根《诠释循环对于中西比较诗学的意义》一文，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35）《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36）例如张健著有《沧浪诗话》研究；江国贞著有《司空表圣研究》；黄景进著有《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吴宏一著有《清代诗学初探》；黄维樑著有《中国诗学纵横论》等。
（37）该著原为作者于1973年时的台大博士论文，1977年牧童出版社出版时易名为《清代诗学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