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 2008-06-20 　　浏览次数: 1512

 

第八章      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本书的第三章第二节曾描述了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抛物线话语运动轨迹，实际上，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与这种抛物线话语运动轨迹也是十分吻合的。从时间段的分布看，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20世纪前半叶属于草创期。早在1897年，邱炜萲就曾作《金圣叹批小说说》一文，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进行过研究。1903--1904年，《新小说》一、二卷刊载的《小说丛话》中所录的平子、侠人、定一等人有关小说评点的论述，也涉及到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红楼梦》评论等。如侠人就曾指出：“评《红楼梦》者十馀家，支离灭裂，无一能见其真相”，对旧式《红楼梦》评点给予了批评。1904年，王国维撰《红楼梦评论》。该文在“红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上可谓是石破天惊。这篇专论虽然并非专论古代小说理论，但它一扫旧式红学评点家零星、随意的评点方式以及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以叔本华的悲观论哲学为底里，从美学、伦理学等角度系统地探讨了《红楼梦》的主题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旧式小说评点与新的小说研究之间的一个分水岭，是新旧小说研究方法之间的一个界碑，具有极重的方法论份量，对整个20世纪的小说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思维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与王国维侧重于从美学、哲学的角度来进行小说研究不同的是，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则开启了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历史考辨这一理路。胡适对金圣叹式的小说评点绝无好感，认定此类发掘“微言大义”且带“八股选家气”的批评毫无意义,故而撰《〈水浒传〉考证》以扫荡之，其中既有重建学术规范之意，而他对金圣叹小说评点中的封建内容的指斥，则又深深烙上了“五四”的特殊时代印记。与王、胡等人在小说研究上的首开研究风气或研究理路有别的是，一些批评史大家如方孝岳、朱东润等人，则在自己的批评史著述中对金圣叹等古代小说评点家加以介绍，并将之纳入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观照。这其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和杨世骥的长文《小说理论与批评的萌芽》对晚清小说理论所作的梳理；高语罕对《红楼梦》文学观的辨析；隋树森、韩庭棕等人对金圣叹及其小说评论的研究等等，也在悄然展开，李贽、冯梦龙等人的小说理论亦开始得到关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古代小说理论研究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诸贤的开疆拓土之功，仍值得铭记。
二、从建国后到新时期开始，是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徘徊期。这期间，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李贽及其《水浒》评点；二、金圣叹及其《水浒》评点；三、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稍可自慰的是晚清小说理论研究。其中，刘柏青的《晚清的小说理论》、梁淑安的《近代小说理论初探》、王立兴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小说界革命”》等文，（1）尚属学术范围内的正常研究，而有关李贽与金圣叹的研究则明显打上了那一时代政治斗争的特殊烙印，特别是“文革”中的有关文章成为了儒、法斗争的次文本（参第二章第三节相关论述）。
三、新时期以来的繁荣期。1979年，教育部委托郭绍虞任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编写组和云南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会议及教材编写会议在昆明举行。这次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强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古代小说理论研究走向繁荣的一个转折。此后，仍有学者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如王先霈在《加强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一文中呼吁将诗论、文论研究同戏剧理论、小说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以便使研究者对古代文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某些片面的结论。（2）1984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就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民族特色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收获各类论文近百篇，后由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编辑成《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1985年），初步展示了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的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在资料的整理方面，前此以辑录某一具体小说评点为主的整理方式得到了改善，出现了《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等贯穿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历史而又嘉惠后学的力作。
二、小说理论通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刘良明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王先霈等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等一批著作，或开拓，或深化，写法上固然机杼各出，对小说理论精髓的阐发或历史规律的梳理也是各擅胜场，其间所展示出来的对古代小说理论之历史现象的通观整合能力的总体提高则又是有目共睹的。
三、研究范围大大拓展。新时期以前的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金圣叹、李贽、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新时期以来，上述重要人物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关于金圣叹，从新时期到世纪末，就收获专文近二百篇。其它如叶昼、冯梦龙、张竹坡、脂砚斋、毛宗岗等小说评点大家也开始得到了重视。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萌芽及早期形态的研究，过去属薄弱环节，八十年代以后也开始有专文论及，如毕桂发的《略论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理论》、马成生的《略说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王开富的《唐宋小说理论述略》等专文，（3）都作了很有益的尝试。一些以前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小说理论如天花藏主人等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理论主张，以及与小说理论相关的如司马迁的史传文学理论等，也都有学者论及。
四、专题研究收获颇丰。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张国光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刘欣中的《金圣叹小说理论》、陈洪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郭瑞的《金圣叹小说理论与戏曲理论》、马成生的《明清作家论小说艺术》、吴士余的《中国小说思维的文化机制》、林岗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宁宗一等的《中国小说学》等著作，或作学术史清理，或作专题剖析，或作体系勾沉，或作横向的理论阐释，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五、小说理论的概念、范畴与体系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以前，小说理论的概念、范畴的研究十分薄弱，涉及稍多的也只是金圣叹小说评点中的一些概念如“那辗”、“别眼”、“灵手”、“格物”、“相题”、“捽题”等。从新时期开始，这一情况得到很大的改观，不仅小说理论史、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中给予了相关的阐发，不少专文也给予了关注，诸如“泄愤”说、“以淫制淫”说、“动心说”、“格物”论、“忠恕”论、“因缘生法”论、“传神”论、“性格”论等概念、命题或范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掘。此外，一些文学辞典如王庆生主编的《文艺创作知识辞典》（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赵则诚等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等，还对“弄引法”、“不写之写”、“草蛇灰线法”、“善避善犯”、“幻中有真”、“事贋理真”、“以文运事”、“因文生事”等概念作了现代阐释，对后学也颇有帮助。新时期以前，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新时期以后，宁宗一等的《中国小说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等著，虽然立论的角度或剖析的方法有所不同，但都在体系的探索上作了有益的尝试。
六、对古代小说理论内在的本质、特征或规律所作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研究较之以前有明显提高。新时期以前，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多是对某一家、一派、一人或一个时期作零敲碎打式的研究，缺乏具有理论整合眼光的研究。新时期开始后，这一研究状况得到明显的改进，如古代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古代小说理论的批评特色、发展线索、理论价值等重大问题都有专文论述。
七、比较研究开始起步。古代小说理论的比较研究起步较晚，总的来看是相当薄弱的，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也逐步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例如，刘道恩提出开展比较小说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比较小说的材料十分丰富，可惜长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应当使之体系化、科学化，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并尽早建立起一门完整的“比较小说学”，还可以建立其分支如“比较水浒学”、“比较红学”、“比较三国学”等等。（4）谭志图从情感重要性的有关论述、人物典型理论的差异等方面对中西方小说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5）漆瑷等人则从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剖析了中国小说理论在朝鲜李朝时期的接受情况。（6）
以下就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一些主要情况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一、资料的整理
古代小说理论资料多散见于序、跋、回评、眉批、夹批等，有严密逻辑性或体系性的专论不多，这对整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进入20世纪后，小说理论的资料整理工作最初是从对具体的小说评点的辑录开始的。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算是小说批评中较早的资料性专书。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正重印了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该本收录见存《聊斋志异》的稿本、抄本、评注本、刻本等14种本子，所录的大量评语对小说评点研究极有帮助。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传会评本》，该本汇辑了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容与堂刻本、袁无涯刻本、芥子园刻本、醉耕堂刻本、双峰堂刻本等六个本子的评语，成为《水浒传》评点研究取资之渊薮。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刘操南辑录的清代陈其泰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这些会评、会注、会校、辑录都初步体现出小说理论材料整理方面的意识。后出的李汉秋的《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朱一玄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冯其庸等的《重评〈石头记〉汇校》（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等可说是这一方面的继续。
对古代小说理论资料作全面的、有意识的整理工作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8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曾祖荫等人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这是国内第一部清理中国古代小说序跋资料的专著。编选者不仅对其选文中的小说理论部分内容作了恰当的阐释与说明，还注意梳理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传承和脉络。该著在编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理论发掘眼光和历史框架意识不仅为其后出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学也颇有提示之功，其首出之功和披沙捡金的材料功夫更为学界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都作了相应的报道与评介。次年，黄霖、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出版，该著全面、系统地发掘和整理了中国历代小说理论资料，（7）收录从汉代到“五四”以前的小说论著两百多篇（节），范围涉及到文、史、哲等多方面，举凡专论、序、跋、笔记、回评、眉批、夹批等都有入选。编选者在该著中体现出了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敏锐的理论眼光，不仅以资料编选的形式架构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有助于后学了解中国小说理论演变的概况，更以理论家的眼光于选录各篇之中提摄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一定价值或某种代表性的主张或观点加以阐发，良多创见。该著在编排体例上的“前紧后松”（以明清为界）的原则也十分符合小说理论发展的实际状况。该著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反响，《文汇报》、《大公报》、《文学评论》等刊物或杂志都有专文加以介绍或评介。此外，孙逊等人的《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黄清泉等人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朱一玄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也为小说理论的资料整理工作贡献良多。
二、史的研究
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作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全面展示中国人的小说研究历程，在古代小说理论研究领域中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加之中国人对历史意识的重视，因此，小说理论通史或断代史的研究或撰写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但这一领域对著者的历史意识、通观整合眼光和文献材料工夫要求极高，加之各种时代原因，致使这种系统的整理研究迟至20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起步。
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该著言简意赅、论述精当。上编从纵的方面勾勒了小说理论发展的历史轮廓，介绍了历代有代表性的小说理论家及其主要观点；下编从横的方面介绍了古代小说理论对小说的性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结构和语言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其中，上篇可以看作是一部简要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其特点是重心突出，注重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中有代表性的理论大家的分析与阐述，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大家的“群雕像” 或“理论集体传记”。该著的历史分期研究以及对理论家理论个性的把握都颇有见地，徐中玉曾在序言中称赞该著“实是古代文论研究深化的一种具体表现。”由方正耀著作、郭豫适审订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最大特点是历时性描述和共时性剖析的结合。在纵向上，该著以时代为序，以历代主要的小说批评理论为中心，深入剖析了它们的理论意义、历史价值及其承上启下的发展关系。在横向上，作者将中国小说批评史分为萌芽（先秦至宋元）、形成（明代）、发展（清代）、繁荣（晚清）四期，剖析了幻奇理论、实录理论、虚实理论、写实理论、典型论等众多小说理论形态。作者在结束语中所总结的中国小说批评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即先疏后密、先简后繁、先散后聚）则体现出了极强的理论整合能力和历史通观意识。刘良明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其特色是以丰富的资料作为立论的基础，注重突出典范式的理论批评家的重大贡献。作者对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端问题、历史基本面貌、重大理论贡献等问题都作了细致的剖析，还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特色作了理论归结（即主张“表现”主观激情与“再现”客观现实的相互交织与融合）。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对中国“小说”概念之源流变迁的详细考察，对汉魏至清代后期中国小说理论萌芽的产生与发展、繁荣、转变、衰微、新变等内在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都是比较成功的，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在纷繁历史现象中进行“深度直觉”的理性思考能力。该著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内容与形态的总结（内容方面：主要由小说本体论与功用论、小说的文章学和小说艺术理论三部分组成；形态方面：缺少鸿篇巨制，多散见于评点、序跋、笔记杂著中，以评点为最富民族特色、数量最大、内涵最丰，具有理论对具体作品的依附现象，以及概念上的“借瓶装酒”现象），都是从历史现象的总结中自然贯串而出，也是令人信服的。总的来看，上述通史性质的研究在历时性勾勒与共时性描述的结合上都做得比较合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小说理论研究中的历史观、历史整合意识等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断代研究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王先霈、周伟民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该著填补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无专史的空白，是中国小说批评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收获。该著从各种小说序跋、目录学著述、小说文本、评点、笔记杂著、史论、诗文和小说专题论文等资料中搜集了大量小说理论材料，显示出穷搜欲尽的材料工夫，而理论发现眼光也是一大亮点。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对于一个理论家，重点评介他在术语革命和新命题提出方面、从而在小说理论推进方面的贡献，与之有关的前此和其后的情况也一并交代。”该著不仅仅注重历史脉络的叙述，更重视对古代小说理论中常见概念、范畴的内涵进行辨析，不仅仅从当时理论背景上加以辨析与理解，更注重从现代眼光出发来体悟其理论精髓，诸如从李卓吾的史传和志人小品的评点中所提炼出的器识论、传神论、环境论等，既符合其理论原义，也有极强的现代阐发精神。
晚清小说理论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段以及特殊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社会文化背景，成了学者们驻足较多的一个学术领域。四十年代杨世骥的具有断代史论性质的长文《小说理论与批评的萌芽》特别值得一提。在上篇，作者对梁启超、狄平子、天僇生、金天翮等晚清小说理论家们的小说观点作了介绍，并就曲本弹词混入小说等常见错误对中国小说的体制问题作了分析。在下篇中，作者将清末小说批评的形式梳理为两方面：一是小说的史的整理；二是古今小说名别的批评。前者以陆亮成的《月月小说发刊词》为代表，而天僇生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一文“亦足以说明小说体系的进展”。作者还对近代以来有关《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小说的评论概况作了细致的介绍和分析。（8）建国后，前述的小说理论史著作，以及几部主要的批评史著作如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王运熙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张少康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黄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通史》“近代卷”等，都或多或少辟单章（或单节）对晚清小说理论作了相应的梳理或阐发。专著方面的主要收获是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和王旭川、马国辉的《中国近代小说思想》。颜著以“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命题为核心，以“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发展脉络为经，以早期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派的理论主张为纬，将晚清小说理论的发展分为“初步酝酿”、“正式开端”、“逐步深入”三个时期，对三个不同时期的小说理论的产生背景、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作者在该著中试图以“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命题来提携晚清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王、马二人的《中国近代小说思想》重在揭示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价值，以理论批评的专题为纬，通过对具体的小说理论批评“热点”、倾向以及新的理论问题的出现与变化等的研究，来探讨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形态与特征；以形态研究为经，通过对近代小说理论的内在结构、运动、外部关系诸方面的研究，来确定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独特的历史价值。作者认为，近代小说理论的形态和发展、嬗变具有强烈的社会背景色彩，它同传统的文学思想特别是实用理性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吸取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观念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而功利性、肤浅性则是其弱点。总的来看，著者的总结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专文方面也有收获，如蔡景康《晚清小说理论》一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成就作了三方面的阐述。（9）陈谦豫《晚清小说理论管窥》一文则就晚清小说理论中有关小说的社会作用以及小说的艺术特征问题的论述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10）
三、对小说评点的全方位聚焦
小说评点无疑是古代小说批评理论中最为重要、最富于民族特色的一种批评样式，20世纪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对其进行重点剖析也是合乎情理的。总的来看，其研究态势可以概括为---“全方位聚焦”，不过细察起来，其话语路径似乎又有迹可寻，大略可分为两端：
一是对其含义、萌兴、特点、价值、形态、体系等问题作相对集中的理论上的探讨与开掘。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谭帆关于小说评点的系列论文。如关于小说评点的萌生，谭帆在《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一文中对小说评点产生的最初动机、小说评点的控制机制，以及明代万历小说评点从萌芽到逐渐占据了中国小说批评主导地位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了与前人迥异而又极有说服力的剖析。（11）关于小说评点的价值，谭帆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一文中对小说评点这种融批评鉴赏、理论建构、文本增饰和形式修订等为一体的综合活动作了价值学分析，对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理论价值和传播价值三个层面进行了剖析。（12）关于小说评点的形态，他又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形态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小说评点作为一种融理论批评性与商业传播性为一体的批评体式，具有自身的形态特征，即评点形态的多元化和评点形态的实用性与通俗性。（13）这些系列论文或从文化学角度，或从形态学的角度，或从价值学角度，或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小说评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横向梳理或断面剖析，应当说，其观照角度本身就是对小说理论研究者的一种方法论的启示。
“小说评点”与小说批评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应该如何进行界定？也易引起争论。例如，赖力行在《“小说评点非小说批评”异议》一文中对刘梦溪《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一文中的“小说评点非小说批评”的观点所提出的异议，（14）就涉及到小说评点（或批评）的义界上的历史还原或现代阐释问题。这种从义界上来认识小说评点性质的探讨，虽然为数不多，却也值得注意。
小说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批评样式之一，具有自身的特点。对小说评点的特点，不少学者发表了看法。如徐克文认为评点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评论、欣赏的形式和手法之一”，“是中国文章写作里面一个独特的现象，西方没有”。（15）孙逊在《中国小说批评的独特方式---古典小说评点略述》一文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16）蔡景康在《试论小说评点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贡献》一文中则认为，小说评点的特点是“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并且能使小说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17）
在不少学者看来，小说评点在形式上十分零散、随意，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体系性，因而，小说评点是否具有内在的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往往不为人所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岗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所作的体系勾勒就显得尤其可贵。该著对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作了系统的爬梳，运用现代美学的观念将小说评点上升到文化高度作了深入的有独到见解的分析，在“晚明文人文化”的基础上阐释了小说评点文体的价值，清理出一个有着内在思维理路、大体完整的评点学体系，并将其分为结构论、文理章法论和修辞论三个核心层次。作者在统一的“文本意识”下，对这三个层次的内涵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掘，还运用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明清小说评点所体现出来的美学观念与西方叙事文学的美学观念作了比较分析，并由此而追溯到中西方哲学宇宙观的差异。可以说，该著不仅注重探求古人的“文心”，也注重对其作现代意义的开掘，体现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灵活的学术方法。
一些关于小说评点的其它论述也值得注意，如陈年希从小说本质观的唯物主义性质、审美标准的转向（由“真情”到“真实”）、性格个性化理论的创建等方面总结了明清小说评点派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贡献；（18）孙逊从塑造典型的辩证法（“特犯不犯”）、艺术创作中的“白描”和“传神摹影”、语言的个性化（“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等方面总结了中国古典小说评点的美学观，（19）都不失为条分缕析、切中肯綮之论。陈慧娟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合流---中国古代评点小说初探》一文中还提出了小说评点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即评点小说这种由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共同组成的同一审美对象，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过去研究不多，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作者在文中对评点小说的独特性所作的美学角度的现代阐发，（20）亦不失为有理有据之论。近年来还有学者对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进行了剖析，如宋莉华的《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一文。（21）
二是结合具体的小说评点大家（如叶昼、李贽、金圣叹、毛宗岗父子、张竹坡、脂砚斋等）来剖析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样式，这构成了小说评点学研究中的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也充分显示出小说评点学研究在理论与具体作品的结合中走向深入。其中，金圣叹其人其说、《水浒》李批、张竹坡其人其说、《三国》毛批、《红楼梦》评论等则构成了这道风景中的几个主要亮点。
1、关于《水浒》李批问题，争论较多的是容与堂刻本《水浒传》评点的作者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是叶昼而非李贽。如叶朗在《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一文中依明人钱希言《戏暇》、清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及盛于斯《休庵影语》等书中材料，勾勒出叶氏生平大概，认为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评点者不是李贽而是叶昼。（22）“复旦”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也认为容与堂刊百回本《水浒传》的评点者是叶昼，因为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比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评点高明”，且它“联系社会现实，借以诉说胸中不平，更为尖锐泼辣、淋漓痛快地抨击统治集团，揭露社会黑暗，痛斥假道学，而对忠义的宣扬则大大削弱”的“显著特点”，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及百二十回本评点的忠义观有着很大的不同。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三）也认为不仅容与堂刊百回本《水浒》的评点是叶昼所作，就是书前所附的三篇文章（即《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和《又论水浒传文字》）亦是叶昼的文字。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朱恩彬就认为容与堂刻本《水浒传》评点的作者是李贽而非叶昼，依据是：评点中所体现的艺术观点与李贽思想一脉相承。（23）陈洪、沈福身也认为容与堂刊百回本是李贽评点真本，并称它是明季小说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他们还对容本评点中李卓吾提出的小说创作理论加以评述，认为李贽的小说理论涉及到艺术真实（“假中有真”）、人物的典型化（“同而不同”）、小说的艺术标准（“化工”）等方面。（24）关于现存的明朝万历年间的容与堂刊本（百回本）与袁无涯刊本（百二十回本）孰真孰伪的问题，学界大约有袁真容伪、容真袁伪、二者皆真与二者皆伪四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
关于李批《三国》，也有学者关注。六十年代，陆联星曾撰有《李贽批评〈三国演义〉辨伪》一文，而七十年代李万钧的《一反千年骂曹逆流----李贽是怎样评点〈三国演义〉的》一文则主要是政治斗争的产物。（25）到九十年代，仍有学者发表看法，如李富生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伪及评点的进步思想》一文中认为，李贽评点《三国演义》乃叶昼之伪托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评点全书的基本思想、对人物的评价及语言特色等，均与李贽的一贯思想、见解、文风相一致，而那些具体的评点则深刻反映了李贽的平等思想、民本思想以及对封建假道学的严厉批判。（26）
2、关于张竹坡的评点。对张竹坡及其评点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丁在《评〈金瓶梅〉之张竹坡》一文中作过简单介绍。此外，在70年代，美国学者戴维特·罗依曾撰《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一文，对张竹坡的生平、批评观点、批评主旨以及张氏评点对曹雪芹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过剖析。（27）八十年代，随着徐朔方、朱星、刘辉、黄霖、吴敢、王汝梅等人对《金瓶梅》的版本、作者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入的考察，张竹坡也开始与“金学”一起为学界所注意。其中，吴敢的《张竹坡家世概述》和《新发现的〈金瓶梅〉评者张竹坡〈族谱〉述考》等专文，（28）以及《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学界搞清张竹坡其人很有帮助。除了这些属于考证上的工作外，对张竹坡小说评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思想内容上对其“世情”说、“泄愤”说等作分析或评价。例如吴敢在《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一文中不仅对张竹坡小说评点的承上（金圣叹）启下（脂砚斋）的历史地位作了分析，还高度赞扬了“张评”中的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泄愤之作”、“市井文字”等思想性内容。（29）二是从美学的角度对张竹坡小说评点中的言意论、欣赏观、典型论、理论贡献等进行开掘，如陈昌恒的《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陈金泉的《金圣叹与张竹坡：中国古代小说美学之日月合璧---兼与叶朗杜贵晨马成生先生商榷》等专文，（30）或择其一点深入剖析，或进行比较研究，都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张评”美学价值的认识。  
3、关于《三国》毛批。建国后《三国演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二、关于曹操的辩论；三、嘉靖本与毛宗岗本的区别及其对曹操看法的区别；四、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五、人物形象是“类型”还是“典型”；六、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七、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三国》毛批的研究则主要是从新时期后才开始起步的，此前，秦亢宗曾在60年代所写的一篇札记中作过简单的评介。（31）新时期以来的《三国》毛批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批的作者以及毛批本中的金圣叹序的真伪问题。二是关于毛批的出发点或思想倾向问题，主要涉及“拥刘反曹”与“反清复明”的关系、对刘备的态度以及毛氏是否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等具体问题。三是关于毛批的理论成就的分析，这在毛批研究中最有实绩，其中涉及到毛批的小说结构艺术论、小说创作论、典型观、性格论以及对历史小说的看法等具体方面，如沈国芳《毛宗岗小说结构艺术理论评述》一文对毛宗岗小说结构论的剖析、李玉铭《毛宗岗的典型观》一文对毛宗岗的典型观的分析等，（32）在毛批艺术性的剖析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四是对毛批的理论成就及历史地位的评价，总的来看，正面肯定的评价为主，更有学者将毛宗岗看成是金圣叹后的又一小说批评大家，如杜贵晨在《毛宗岗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真正形成》一文中认为，“中国小说理论到金圣叹评点《水浒》才算真正形成”这一论断“不无可议之处”，在全面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方面，毛宗岗亦是一位“重要的参加者”。（33）
4、关于《红楼梦》及其评论中的小说理论。围绕《红楼梦》评论而展开的小说理论主要涉及到《红楼梦》或曹雪芹的文艺思想、“脂评”及其它评点。
关于《红楼梦》或曹雪芹的文艺思想，早在四十年代，高语罕在《红楼梦底的文学观》一文中就曾结合小说中宝钗有关文艺的一段议论发表过看法，他认为，从《红楼梦》中“可以悟出许多文学技术上的理论”，如“要剪裁”、“要逼真”、“要审题”等。（34）建国后，对曹雪芹的文艺思想进行剖析的文章也为数不少，较为集中的研究内容是有关曹雪芹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见解或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思想。值得一提的是翟胜健的《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该著通过《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关人物的言论以及曹雪芹的创作实践两条途径，从色空观、传神论、创新论、继承论、立意论、风格论、韵味说、虚实论、结构观、修辞观十个方面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曹雪芹文艺思想，其中不少涉及到小说理论问题。该著强调立足于曹雪芹的创作实践来入手考察其理论见解，应当说，在逻辑起点上十分坚实、可信，对那些简单套用西方小说理论观念来阐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内涵的研究方法也颇有警示作用。
关于“脂评”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有关“脂评”的真伪以及脂砚斋的身份问题（属于“红学”研究范围，从略），而关于“脂评”的小说理论思想的研究到8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为学者所关注。专文方面涉及的主要是脂砚斋的美丑观、“脂评”的贡献等问题。（35）这期间，收获最大的是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郭著第二章“脂砚斋的评论”对“脂评”的概况、作者、内容、意义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韩著也辟单章介绍了目前发现的属于“脂评”系统的12种《石头记》，考察了脂砚斋、畸笏叟等评者的身世，评述了“脂评”在红学史上的价值（特别是史料价值）、意义和局限，对“脂评”的宿命论和色空观也作了分析。孙著是一部比较全面的探讨“脂评”的著作。该著介绍了“脂评”的有关版本，梳理了“脂评”的有关评语，分析了“脂评”的思想价值、艺术见解、思想局限和历史地位。其中，还特别钩稽了“脂评”的评者，否定了“作者本人说”与“史湘云说”，对“叔父说”存疑，而倾向于“堂兄弟说”。九十年代值得一提的是郝延霖的关于脂砚斋的创作论的两篇专文，作者对“脂评”中有关创作立意、艺术形式等的论述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分析。（36）
关于其它评点的研究。郭豫适的《读〈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评点派》一文较早作了系统的梳理。他将 “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耽墨子”哈斯宝这四个清朝时期的评点派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哈评”回批中评述《红楼梦》笔法和技巧的有关评论较有价值；“王评”较平庸；“张评”最为荒唐；“姚评”虽有一点比较切实的见解，但把许多精力花在查考、串叙小说的岁次、时令上面，意义也不大。这些旧红学评虽然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却可以帮助了解《红楼梦》研究史上唯心论的多种表现形态。（37）在《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中，作者对这些评点家还有相关的进一步的论述。刘操南不仅辑录了陈其泰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还就“陈评”的概况、价值、思想内容和批评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值得一提的还有张庆善对王希廉《红楼梦》评点的剖析。他认为，“王评”是《红楼梦》评点派中的代表之一，有一定地位和相当的影响，王希廉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评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应该加以肯定，但对宝、黛、钗主要人物的评价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偏颇（如从三从四德的标准出发尊薛抑林），则反映了他思想的落后和保守。（38）
四、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
    20世纪的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研究，是一个在褒、贬两个极端中不停摇摆而逐步走向冷静与成熟的过程。
1897年，邱炜萲在《金圣叹批小说说》一文中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金氏“托小说以见意，句评节评，多聪明解事语，总评全序，多妙悟见道语；又是词章惯家，故出语辄沁人心脾。”又以为小说批评“特圣叹集大成耳”，“前几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几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39）《小说丛话》录于定一论金圣叹评《水浒》读法云“若无圣叹之读法评语，则读《水浒》毕竟是吃苦事”，（40）其褒扬之意也是明显的。不过，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却批评说：“《水浒》本不诲盗，《石头》亦不诲淫。李贽、金喟强作解事，所谓买椟还珠者。《石头》诸评，更等诸郐下矣”。（41）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似乎预示了金圣叹及其小说评点在20世纪的不同寻常的命运。
建国前有关金圣叹文学思想的近三十篇各类论文，有半数以上是关于其小说评点的。除吴庸等个别人否认金圣叹为“才子”外，（42）绝大部分学者对金圣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金圣叹也被冠以“怪杰”、“小说界功人”、“幽默批评家”、“才子”、“批仙”等称号。1932年，隋树森在《国闻周报》第9卷第24至26期分期发表了《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这是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中较有学术价值的力作。文章对金圣叹之重视俗文学、论淫书、论诗文之弊、论创作以及对《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品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金圣叹评点小说与戏曲的原因、方法以及贡献等问题也都作了细致的梳理，主张应该重新认识金圣叹其人其说，并给予了较高评价，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此后，余灵扬、耳耶、周木斋、周参、韩庭棕、颠公等人都曾撰专文研究金氏的小说评点。这其中，韩庭棕的两篇论文值得注意。他的《金圣叹底的几个主要文艺观》一文将金圣叹的文艺观念总结为“抒情的文艺”、“真的文艺”、“创造的文艺”、“通俗的文艺”和“载道的文艺”，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来阐述金圣叹文艺思想的倾向十分明显。（43）在《金圣叹的文艺创作论》一文中，他除了对金圣叹的文艺创作论作了剖析外，还对其中的许多概念或术语如“缘故（或交涉）”、“别眼”（或灵眼）、“灵手”（或妙手）、“布想与行文”、“储材与格物”、“相题与捽题”、“落笔与换笔”等，也作了比较新颖的现代阐释。（44）1934年出版的陈登原的《金圣叹传》以评传形式研究了金圣叹其人其作，在材料的爬梳与考证上也颇有可观之处。三、四十年代，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两书则都将金圣叹放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建国后到新时期开始，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金圣叹及其小说评点开始受到批判。在五十年代，何满子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和霍松林的《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反动意图》一文分别是对金圣叹小说批评与戏曲批评进行政治批判的重火力，（45）何满子在其著作中称金圣叹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宿命论的虚无主义者”；称其评点为“诡辩论”；称其评点生涯为“票友人生”，对其“形式主义”的艺术观以及评改《水浒》的“伎俩”与“毒害”作了政治批判。在解放后到新时期的有关金圣叹的70多篇文章中，有四分之三的文章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的批判文章，大多围绕“哭庙案”、“腰斩《水浒》”等问题作政治发挥，学术价值不大，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研究中政治与学术共谋的特点。这其间，象刘世德的《金圣叹的生年》、傅懋勉的《金圣叹论“那辗”》和《金圣叹论夸张》、王俊年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金圣叹》等这样平和的学术性探讨的专文，（46）在当时的特殊时代氛围中可以说是凤毛鳞角了。
新时期以来的金圣叹研究，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张国光。他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以及一系列论述金圣叹及其小说评点的专文，（47）从正面高度评价了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成就，并从中国小说理论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金圣叹的历史地位，将金圣叹的《水浒》评点不仅看成是中国评点派文论的代表，而且是世界小说理论史和世界文论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要求重新评价金圣叹及其历史地位，其观点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学术轰动效应。
 在新时期到世纪末有关金圣叹的近二百多篇各类研究论文中，涉及到金圣叹小说评点或小说批评理论的文章有一百四十多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特别关注。总的来看，八十年代早中期的研究不少集中在对金圣叹其人其说的如何评价上，其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痕迹还比较明显，此后，淡化意识形态斗争并逐步走向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的趋势则越来越清晰，并开始取得可观的成绩。诸如金圣叹的“文事观”、小说鉴赏观、文学典型观、《水浒》评改动机、批评方法论、人物“性格”说、艺术神经论、文学鉴赏论、情节论、“动心说”、关于小说视点变化的见解、“格物”论、“忠恕”论、“因缘生法”论、形象塑造方法论、性格论的内在结构、创作灵感论；等等，大到对金圣叹叙事美学的整体把握，小到对“正笔”与“闲笔”、“灵眼觑见”与“灵手捉住”这些概念或术语的辨析，都有学者论及。其中谈论较多的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的“人物性格”论。例如，黄天骥对金圣叹小说创作论中的性格化问题作了发掘；（48）郭瑞将金圣叹的人物“性格”说看作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突破，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朝着近代美学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49）余昌谷对金圣叹第一次将“性格”这一概念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的重大意义作了阐发；（50）燃青在《金圣叹人物性格论初探》一文则指出，关于典型规律的论述构成了金圣叹人物性格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1）
除“人物性格”论外，其它方面也有收获。例如，张维芳、张辉将金圣叹的“亲动心”说与福楼拜的“深入”说进行了对比研究；（52）王国健对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喜剧理论作了分析；（53）徐立对金圣叹的评点风格作了总结；（54）罗德荣对金圣叹小说理论的几个命题作了哲学思想上的深层剖析；（55）严云受分析了金圣叹的小说创作论；（56）赵志军对金圣叹的批评方法作了细致的分析等等。（57）
除这些专文论述外，几部影响较大的批评史著作，如王运熙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通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张少康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等，以及前述的几部小说理论史著作，或立单章，或立单节，都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进行了重点论述，这些论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放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其意义、作用、地位和影响，用一种深厚的历史意识来烛照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的内在体系构架及其理论内涵。值得一提的还有刘欣中的《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洪的《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陈果安的《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湖南师大出版社，1999年）。刘著对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有关小说的虚构、社会作用及地位、创作动机与过程、典型性格、人物形象、结构与情节、阅读与欣赏、语言技巧等问题的相关阐述作了比较全面的清理与分析。作者对金圣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体系与刘勰的文论和李渔的剧论一样，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高峰”。（58）陈洪的《金圣叹传论》对金圣叹的“张姓”说、“三境”说与金圣叹的思想渊源、“金批”中的“因缘生法”说与“忠恕”说等都有精到的论析，廓清了以往金圣叹研究中的不少迷误，得出了不少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结论。陈果安的《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运用现代小说理论从小说观念、性格论、情节论、艺术想象论、小说技法论等十几个方面分析了金圣叹小说理论所达到的广度、深度、内在联系及科学性，还从三十二个方面对金批小说技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是世纪末收获的一部对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研究比较全面、用力也极勤的著作。
从八十年代开始，将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放在中西方比较的大视野下所进行的研究也在展开，如周来祥的《金圣叹与巴尔扎克》、潘运告的《金圣叹与早期启蒙思想家之比较》、刘庆璋的《金圣叹与黑格尔：叙事文学理论的两座高峰》等文，都作了这方面的有益尝试，（59）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稍显薄弱。总的来看，80年代以后的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研究已经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进入到正常的学术轨道，而近年来的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呈现出进一步深化的特点。如马林萍的《小议金圣叹评点艺术中“心”的概念的使用 》、王国健的《论金圣叹小说“文法”论的文学意义》、李金松的《较量异同、辨析优劣：论金圣叹〈水浒传〉评点中的比较批评》等专文，（60）研究点集中、思考细密，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
五、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
从8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作某种横断面的总体观照或理论阐发成了古代小说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总体观照或理论阐发涉及到古代小说理论的方方面面，充分反映出小说理论研究在逐步走向深入。以下对其中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简要的梳理。
1、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特色的讨论。大致看来，这种讨论主要是从美学角度或从民族特色的角度来展开的。如叶朗在《中国小说美学与明清小说评点》一文从美学高度对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特点作了详尽的剖析；（61）陈辽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的特色》一文中将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特色作了七个方面的概括；（62）刘健芬在《略谈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一文中将中国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归纳为三个方面。（63）周伟民在《明清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刍议》一文中着重剖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广泛继承和吸收古代诗论、词论、文论之精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思维习惯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如“真”与“幻”），并就中国小说理论强调抒情写意的这一民族特色进行了阐发；（64）吴功正在《古典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一文中则从儒、道、释哲学意识的深层次对古代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进行了概括。（65）
2、关于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史学与小说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别与联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这在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中也不例外，但直到八十年代，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史学与小说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才开始为学者们所重视。八、九十年代的几部批评史著作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张少康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等，都对此作了相应的梳理或阐发。如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三卷第四章第三节还专辟“小说内容论”，从虚实关系的角度讨论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关系。吴功正的《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初探》则是一篇对古代历史小说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的专论 ，这篇专论中关于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存在两大理论流派的观点很值得注意。（66）近年来，有关史学对小说理论的影响、小说批评中史学意识的流变等问题也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如刘登阁的《论史学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影响》、王连儒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中的“经史之鉴”原则》、孙书磊的《论明代小说批评中史学意识的流变》等专文，（67）都对此作了不同角度或侧面的剖析。
3、对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线索或历史分期的探讨。张国光的《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线索---兼论金圣叹在文学批评史上之地位》一文较早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线索作了清理，（68）可惜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此后，随着小说理论通史著述的成熟，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线索或历史分期的探讨也开始走向深入。在前述主要的小说理论通史中，对小说理论发展历史分期的看法，有以历史时段为依据的，也有以小说理论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为依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69）
4、对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勾勒。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中借鉴现代西方叙事学理论框架，从“结构”、“时间”、“视角”等方面来建构中国叙事学，作者在该著中所强调的“返回中国叙事本身”的这一观点特别值得注意。宁宗一等人的《中国小说学》则以“观念”、“类型”、“审美”、“批评”、“技法”为逻辑架构，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体系作了全面的探索。作者在其体系探索中，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衍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格局、中国小说美学范畴论与创作论的特色等重大理论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此外，于兴汉还从结构构成上剖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三维结构，即小说价值构成（真善美的统一），小说创作艺术构成（以典型论为中心）和小说欣赏要素构成（情与智相结合），也很有自己的见解。（70）
如果说上述的话语路径主要是对小说理论作某一横断面的总体观照的话，那么，对一些具体的古代小说理论形式作细致的微观透视则又形成了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的又一景观。大致来看，这种微观透视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文学“外部研究”或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探讨小说的功能、作用等。如张苌的《古代小说理论中“泄愤”说的生成及意义》一文对“泄愤”说作了剖析。文章认为，以孤愤为起点的新创作方式上升为一种小说理论，即“惩劝”说之外的“泄愤”说，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儒家教化模式，为古代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生机。该文还分析了“泄愤”说的生成土壤、思想渊源、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71）又如，刘书成在《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以淫制淫”说的提出与实践》一文中对“以淫制淫”说作了分析。作者认为，“以淫制淫” 说是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关于性事描写的各种主张中颇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观点之一，探讨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学背景，分析其理论依据和矛盾缺陷，了解清中叶以后对此说的批判和反拨，对古代小说中性描写发展演进轨迹的认识无疑会更深入一步。（72）
二是从文学“内部研究”或审美角度来探讨古代小说理论的典型形象、情节、结构、性格塑造等问题。典型理论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论述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学者们的视角各有不同，但总的来看，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如黄霖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一文中剖析了典型理论的三个特点；（73）林衡勋在《明清评点派的文学典型思想初探》一文中清理了朴素的古典典型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局限；（74）李燃青在《明清评点派的文学典型思想初探》一文中梳理了明清小说评论家们关于典型问题的系统而精辟的美学见解；（75）傅继馥在《从类型化到性格化》一文中勾勒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典型历史形态的演变轮廓。（76）作相似历史勾勒的还有艾斐的《“典型”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历史轨迹》一文。（77）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关于人物塑造理论的研究也为学者们所关注，如王德勇在《我国古代文学评点中的人物塑造理论》一文中将古代小说评点中的人物塑造理论作了四种概括；（78）杨星映在《中国古典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塑造理论初探》一文中细致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人物塑造理论的特点，（79）而李欣复的《我国古代小说美学性格论的民族特征》一文中关于古代小说性格论乃是取资于诸子哲学的观点亦不失为一家之言。（80）关于小说的情节结构理论，吴功正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理论初探》一文从美学角度所作的阐发，（81）涉及到作者、文本和接受者等文艺创作的系列流程，立论与分析的逻辑性都极严密。此外，象叶易对晚清小说创作论体系中的“艺术境界移情说”（作为小说创作论探讨艺术规律的“枢纽”）的分析、徐国宝对古代传记文学理论中的“人物本位”说的剖析、方正耀对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虚构”论的剖析，等等，（82）这类从某一角度对古代小说理论形式进行开掘的文章也为数不少。
五、几点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经过学界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资料的收集整理、理论历史的整体把握、理论形态的民族特色的剖析、评点方式的多角度观照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但主要研究内容或研究范围的展拓工作已经大体完成，还相应形成了一个在小说史、小说批评史领域中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比较合理的研究梯队，不过，这一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注意或改进的问题：
1、“古代小说理论”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古代小说理论有文言和白话两个理论系统，也有学者认为小说理论的研究对象以“小说”今义为准，但也必须注意到古义的演变与发展。这些争论都是有益的，但对古代小说理论这门学科而言，更为准确的研究范围的界定或研究对象的确立，仍然值得研究者加以足够的重视。
   2、新时期以来，比较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比较小说理论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比较小说的研究固然大多侧重于情节、人物等的对比，或者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对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解释，而在比较小说理论研究方面，从基本范畴、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入手跳出单个参照系进入到多重比较视域中去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则更为缺乏。
   3、古代小说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古代史官文化、传统的注经方法和文章评点方式，甚至中国传统的直观思维等等，都对古代小说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前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一种更为宏阔的文化研究的眼光仍将是未来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所必需的。
   4、在已往的小说理论范畴或命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将中国小说理论的范畴或命题转化为西方或现代文艺理论命题（亦即以“西”释“中”或以“今”释“古”），或者采取“以古释古”的方式，这两种阐释方式或者流于生硬的比附，或者与现当代小说理论产生隔膜而不能获得现实生命力，因此，一种更具理论整合力与灵活性的范畴阐释方式仍将是今后研究中有待探索的。
     此外，与小说理论相关的史传文学理论的研究、古代小说理论早期形态的研究、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研究等都是比较薄弱的，也亟待得到提高。
 
 
 
 
 
 
 
 
 
 
 
 
 
 
 
 
 
 
 
 
 
 
 
 
 
 
 
 
注释：
 
（1）       刘文载《吉林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梁文载《江海学刊》1963年第6期；王文载《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3、4期。
（2）       王先霈《加强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一文，载《光明日报》1984年3月13日。
（3）       毕文载《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马文载《北方论丛》1986年第1期；王文载《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
（4）       刘道恩《我国古代比较小说引论》一文，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5期。
（5）       谭志图《中西古代小说理论比较》一文，载《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
（6）       漆瑷等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异国的再现----朝鲜李朝小说理论管窥》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7）       该著上册于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于1985年出版，至2000年，该著又以修订本面世。
（8）       杨世骥《小说理论与批评的萌芽》一文（上、下篇），分别载于《新中华》复刊1945年第3卷第1期、第2期。
（9）       作者认为晚清小说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一、建立了科学的小说概念；二、深入探讨了小说创作理论；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讨。该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0）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   《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12）   《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13）   《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14）   赖力行认为，刘梦溪区分“小说评点派”红学和“小说批评派”红学的立足点是基于古代小说评点非小说批评的看法值得商榷处有三：一、刘文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没有“成型”的美学理论和小说观，不符合小说评点的实际情况。二、小说评点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字是确定无疑的。三、刘文误解了钱锺书《管锥篇》中的话，刘文所引其实是钱锺书对诗文评点的概括。该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刘文载《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1辑。
（15）   徐克文《试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评点》一文，载《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16）   孙逊《中国小说批评的独特方式---古典小说评点略述》一文，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
（17）   蔡景康《试论小说评点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贡献》一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8）   陈年希《试论明清小说评点派对我国古典小说美学的贡献》一文，载《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19）   孙逊《我国古典小说评点的传统美学观》一文，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
（20）   作者认为，评点小说的独特性表现在：作为审美客体，它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合流；从审美过程看，它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从审美心理看，它又是感性心理因素与理性心理因素的交错进行。该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21）   《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
（22）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3）   朱恩彬《李贽的思想与容与堂一百回刻本<小浒传>评点》一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9辑。
（24）   陈洪、沈福身《李卓吾小说创作论详述》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
（25）   陆文载《光明日报》1963年4月7日；李文载《福建师大学报》1975年第1期。
（26）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27）   一丁的《评〈金瓶梅〉之张竹坡》一文载《新民晚报刊》1956年1月23日。戴维特·罗依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一文收入1974年普林斯顿举行的中国古典文学讨论会论文汇编《中国的叙事文学》，后由王汝梅、张晓洋二人译成中文，刊载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8）   这两篇文章分别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辑、《文献》1985年第3期。
（29）   《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30）   两文分别载于《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学术交流》1994年第2期。  
（31）   秦亢宗《读毛批〈三国演义〉札记》一文，载《解放军文艺》1963年第6期。
（32）   沈国芳《毛宗岗小说结构艺术理论评述》一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9辑；参李玉铭的《毛宗岗的典型观》一文，载《西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33）   《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34）   《东方杂志》39卷11号，1943年8月。
（35）   如周钧韬的《论脂砚斋的美丑观》一文（载《明清小说理论研究》1985年第2辑）、曾扬华的《论“脂评”的主要贡献》一文（载《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36）   两文分别载于《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
（37）   郭豫适《读〈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评点派》一文，载《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38）   张庆善《王希廉〈红楼梦〉评点新议》一文，载《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辑。
（39）   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一文，载《菽园赘谈》，1897年。
（40）   《小说丛话》于1903年至1904年发表在《新小说》第1、2卷。1906年《新小说社》又刊印单行本。
（41）   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一文，载《小说林》1907年第1辑。
（42）   吴庸《圣叹非才子》一文，载《申报》1948年9月23日。
（43）   《西北论衡》5卷1期，1937年。
（44）   该文分上篇和续篇，分别载于《西北论衡》5卷3期、4期、6期。
（45）   《光明日报》1959年5月29日。
（46）   刘文载《文汇报》1962年6月20日；傅文分别载《边疆文艺》1962年第11期、1963年第1期；王文载《新建设》1964年第7期。
（47）   可参看张国光的系列论文：《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载《江汉论坛》1979年第1期）、《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兼谈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对鲁迅评〈水浒〉与金圣叹诸文注释之我见》（载《武师孝感分院学报》1981年第1期）、《金圣叹文学批评中反对封建理学的思想》（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线索---兼论金圣叹在文学批评史上之地位》（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难道还不应为金圣叹平反？---读何满子同志贬金圣叹的新作及其旧著驳议》（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等。
（48）   黄天骥在《金圣叹论小说创作》一文中认为，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文艺作品应该如实地描绘客观世界；二、第一次提出了性格化问题并以此作为衡量小说创作优劣的标尺；三、归纳了几种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如“正犯法”等。该文载《作品》1981年第7期。
（49）   郭瑞《我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突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说》一文，载《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
（50）   余昌谷《典型理论的历史性突破》一文，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1、2期。
（51）   《宁波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52）   张维芳、张辉在《金圣叹的“亲动心”与福楼拜的“深入”说》一文中认为，“亲动心”与“深入”说这二者在文学中都称之为作家的“内心视力”的能力。金圣叹提出的“随因缘而起”的“内心视力”，实际上提出了把人物放置到特定环境中去描写的美学见解，较之福楼拜的认识深刻、透彻、全面。他们所谓“凭借内心的视力”来塑造人物，又都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已经接触到了唯物反映论。该文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
（53）   王国健在《金圣叹小说评点中的喜剧理论》一文中认为，金圣叹在评点中突出了小说描写的讽刺性喜剧意味，并由此生发出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进行的广泛的讽刺性批评，提出了一系列喜剧艺术理论见解，特别是金圣叹通过对李逵形象塑造的分析，较系统总结出一套肯定性喜剧人物形象塑造理论，颇有借鉴意义。该文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54）   徐立在《金圣叹的评点风格》一文中将金圣叹的评点风格总结为：一、功夫扎实，文笔动人。二、分析细入毫芒，给人以美的享受。三、对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有更深入的探索。该文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55）   罗德荣在《金圣叹小说理论的几个命题》一文中认为，金圣叹对佛教“缘起”说深信不疑，“以佛理讲文理，阐发文学的基本原理”，“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的命题，其合理内核是“提出文学要靠想象与虚构”的“动心”说命题，其实质是“要求作家以”因缘生法“和”忠恕“为原则去从事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游心内运，塑造出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该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56）   严云受在《金圣叹的小说创作论》一文中认为，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小说创作论，接触到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和创作冲动的形成问题，并且已经明确认识到小说艺术创造是作家运用选择、集中、强调、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虚构小说艺术世界的过程，它的完成，就是“文之料”向“绝世奇文”的转化。该文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57）   赵志军在《金批〈水浒〉批评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金批《水浒》中最值得探讨的是分解批评和“以意逆志”批评，前者建立在品评批评的基础上，在对人物进行分解批评时，金圣叹在品味基础上进行分析，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然后作总体评判。而金圣叹用后者来推测创作者的意图，往往与原文风马牛不相及，显得迂腐可笑，这和汉儒解诗有相似之处。该文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58）   刘欣中《金圣叹的小说理论》“绪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9）   周文载《美育》1984年第5期；潘文载《求索》1985年第3期；刘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60）   马文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王文载《华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李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
（61）   该文中从美学高度对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强调真实性，强调个性化，强调小说的诗意和韵味，反对人物描写的绝对化倾向，重视小说的描写技巧等特点作了详尽的剖析。该文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62）   这七个方面是：一、为小说争生存权，争地位，反复阐明小说的意义和作用；二、密切联系创作实际，及时总结创作经验；三、具有从宏观上考察小说的历史发展和从微观上评价作家作品相结合的特色；四、人物形象的描绘，典型的塑造，在小说的创作中占有突出地位；、五、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或考证与鉴赏相结合，或批评与鉴赏相结合，或考证、批评、鉴赏兼而有之；六、对创作方法及其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七、理论批评形式的多样化。该文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
（63）这三个方面是：一、“写形传神，重在点睛”----塑造人物的独特手法；二、“奇”与“正”、“真”与“幻”----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三、小说评点---批评鉴赏的独特形式。该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4）《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5）该文指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受儒、道、释三家哲学意识的影响，体现了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文化心理结构（包括思维方式）。其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一、重视作家的社会责任，在主、客审美关系中重价值判断；二、在艺术经验上主“传神”、物我化一等；三、在批评方法上既重经验，又进行概括，在具象和抽象、经验和思辨之间求统一。该文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66）   该文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关于历史小说的见解有着两大理论流派，《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初版本的一序一引（即蒋大器之序、张尚德之引）开启了“两派论争之绪端”。一派以张尚德、余象斗、冯梦龙等为代表，另一派以蒋大器、熊大木、袁于令等为代表，前者特征是恪守正史，而后者主要特征则是主张要有必要的艺术加工和虚构。该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期。
（67）刘文载《烟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王文载《齐鲁学刊》1998年第4期；孙文载《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68）《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69）可参考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等著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历史分期的相关论述。
（70）   于兴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三维结构》一文，载《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7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72）   《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73）   这三个特点是：1、在古代小说理论中表现最为丰富；2、来源于人物画论；3、始终注重直观形象，个性鲜明，而不是立足于理性思辨或强求共性。该文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74）   《雷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75）   《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
（76）   《北方论丛》1984年第3期。
（77）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78）   这四种分别是：一、人物性格“同而不同处有辨”说；二、性格单纯而丰富的人物塑造说；三、假中见真的人物塑造说；四、重“至之情”的人物塑造说。该文载《承德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79）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1、小说批评家首先注意考察人物的现实生活根源问题；2、重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突出“传神”；3、强调艺术典型的个性化；4、强调人物描写的虚实结合。该文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80）   该文认为，从李贽到冯梦龙、金圣叹、叶昼“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性格说系统理论”，其“思想资料都取自诸子哲学”，故“决定了性格论在本质上只能是中国古典式，而不可能是西方近代式或近代中西合并式的”。该文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81）   该文认为，中国小说美学理论家对情节章法的概括，有它特定的审美内涵，其中不乏对情节规律的揭示，重视情节的审美因素，重视情节的现实生活依据，重视内容和形式的生动性，其原因在于中国通俗小说源于生活，需要从读者审美心理角度着眼，需要有环环相生的情节吸引对象。该文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
（82）   叶易《评晚清小说理论中的艺术境界移情说》一文，载《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徐国宝《古代传记文学理论中的“人物本位”说》一文，载《名人传记》1986年第5期；方正耀《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虚构”论》一文，载《江海学刊》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