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 2008-06-20 　　浏览次数: 1539

 

 
第六章       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词由诗衍化而来，但二者又体性各异，独立发展。与词的创作相伴而产生的词学理论既是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的理论个性和理论价值，有着区别于诗学理论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由于词在相当的发展历程中被定位于“诗之余”，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极强，因此，词学理论的研究一直并不发达，这一态势从清末到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看，二十世纪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开创期。这一时期，从研究特征上看，主要是承接晚清词学研究之余绪，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初步变革。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是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主要代表，而胡适则以文学进化论思想为基础奠定了词史观变革的基础。虽然传统的作法研究、体式研究、读法研究仍然在词学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的杰出贡献，开创期的古代词学研究形成了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为词学理论研究的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渡期。这一时期，论题相对比较单一、集中（主要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和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讨论），并且，相关的论争打下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除词学文献的整理有所收获外，这一时期的总体研究成绩不高。三是新时期以来的兴旺期。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在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词学文献整理有长足进步；词学研究范围大大拓展；词学史撰写取得实质性突破；词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开始起步；综论性专题著作激增；集大成式的辞典编撰得以完成。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以下就二十世纪古代词学理论的研究大势、重要论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梳理。
一 、研究之大势
20世纪词学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承接自晚清词学。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家”的影响深远及20世纪前三十年，他们在整理词学文献、校勘词学版本、研判流派宗尚、品评风格倾向、把握词学审美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构架词史观念等重要问题上都对20世纪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正是在这种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词并开始其词学研究的。1906年至1907年，他的《人间词》甲乙稿刊印问世。1908年，《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了他的著名的《人间词话》。他还对《片玉词》、《桂翁词》、《花间集》、《尊前集》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与有清一代将“尊词”视为词学研判工作之首要任务不同的是，王国维抛弃了旧词学“与《风》、《骚》同旨”的儒家传统教化观念，“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将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嫁接到“词话”这种传统艺术理论形式上，不仅打破了传统词学旧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格局，还创造出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境界”与“无境界”、“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等一系列带有中西方文艺美学合璧色彩的概念或范畴，成为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一个界碑。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同他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的词学研究框架以及对词史的认识，又是同他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密切相关的。胡适尝试用古文---白话的消长起伏运动来建构文学史，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国语文学看成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断言“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而白话文学史则是“活文学的历史”。（2）从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词史观，认为词经历了“本身”、“替身”和“鬼”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清代词学的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史搬演，其虚假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毫无生气。他还将词本身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对那些缺少活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真美而充斥着“烂书袋”、“烂调子”的技术主义与工艺主义的“词匠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总的来看，胡适在词学研究方面，主要是从旧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建设的宏阔文化眼光出发，通过对文学进化论思想的阐释来实现词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文化哲学的眼光与批评方法不仅把词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更为后继者在文学学术观念的更新、现代词学研究意识的培养上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三百多种各类文学史著作，不少著作在安排词史、词学史的时候都明显地接受了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而在具体的词学研究中，这种影响也清晰可见，如顾敦鍒《笠翁词学》一文就阐发了李笠翁词学的革命性，他说：“我所以介绍笠翁的词学，不但因为他的学说有历史的价值，也是因他的意见，在文学革命以后的今日，还有指挥新作家的势力”。（3）
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艺观念或进化论文学史观来讨论词学有别的是，不少研究者仍然以旧式研究方法来研究词学。如蒋兆兰的《词说》以朱彝尊《词综》、万树《词律》为“词家必备之书”，以婉约为正宗来讨论词论、词法问题。陈洵的《海绡翁说词》则师尊周、吴，以“严律”、“贵拙”、“贵养”、“内美”为论词之标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以论词之作法、体式、读法和研究方法为主的著作，如徐敬修的《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世界书局，1928年）等。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则是断代词学史研究开始出现，如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即是较早全面研究清代词学的著作。这本2万多字的专论，引用谭献的评论把清词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种，并在“派别”一章勾勒了浙西派和常州派两家的发展线索及其影响。在作者看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家推崇南宋姜夔、张炎，多在声律字句上用功夫，恪守旧法而较少创新。与此相对照的是，作者给予常州词派在词史上以极高的地位，认为“自是以还，词学大昌”。又由于词学理论缺乏系统的论著，评论家的观点、标准等多体现于选本之中，因而，作者深谙此道，特立“选本”一章，对《词综》、《宋四家词》等加以评述，分析了清代词选家们的理论见解。该著也有不少缺陷，如论词基本上以常州派“意内言外、有厚入间”的理论主张为标准，对常州派常有过誉之词，而对浙西派的评价则有失公允。
如果说20世纪前二十年是现代词学研究的草创期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则是中国词学研究的一个高潮期。这主要表现在：一、词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刊物与阵地。三十年代，龙榆生等人创立的词学专门性刊物《词学季刊》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词学原理性探讨的专著络绎而出。如夏敬观的《词调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年）、梁启勋的《词学》（京城印书局，1932年）、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胡云翼的《词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三、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词史著作，如刘毓盘的《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和《中国词史大纲》（北新书局，1933年）、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7年）等。其中，刘毓盘的《词史》代表了词史研究的早期成就，查猛济曾在《刘子庚先生和词学》一文中高度评价说：“近代词学大概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象朱古微、况夔生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象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两方面的长处”。（4）四、词学文献的校勘或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唐圭璋于1934年自行出资辑印《词话丛编》，收录词话60种（后又另辑25种重加修订），可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解放后辑成）中的梦窗、南唐二主等12家10种年谱，也都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五、词学研究格局的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等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还相应地有了各自大师级的学术人物。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位词学大师鼎足而立，不仅在词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个性。龙榆生长于词学批评学研究，用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学理论进行词学的宏观研究，对词的起源、发展、创作、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词的审美特征和词史的发展规律等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讨与论证。他的《研究词学之商榷》、《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体之演进》、《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文艺美学意识的专论，打破了旧式词学侧重于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传统，开启了用现代文艺学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词学宏观研究的新理路。夏承焘长于词学考据学研究，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以及词乐、声律的研究。他从一般词籍校勘深入到词乐领域，进行精密细致的声学考订工作，其《白石歌曲旁谱辨》、《姜白石词编年笺注》是白石歌词创作与乐律资料的百科全书。他于词籍校勘之外，进行规模浩大的谱牒考订工作，是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其后出之《唐宋词人年谱》是治词者案头必备之书。他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词法考订工作，编辑《词例》，其词例归纳为后学打开了不少法门。这项工作与他早年的谱牒考订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几十年不曾中断。此外，他还于考订之外，对词作家、词学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如《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词律三考》等专文，也多是善于将词学考证结论或成果融入其理论思考的力作。（5）唐圭璋长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他穷毕生精力，致力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除《词话丛编》这部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之外，他于抗战前编著的《宋词纪事》，按时代先后分列宋代词人（列词人279位），也是宋词研究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以宋证宋”的方法论原则对词集整理与词话研究也极有启发作用。
五、六十年代是词学研究的过渡期。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二是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讨论。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是从1955年8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第64期发表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一文和同期詹安泰的答复开始的。游国恩、谭丕模、邓魁英、聂石樵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李煜其人和南唐社会的评价；2、前期李煜词的爱情描写和人民性问题；3、后期李煜词与爱国主义问题。后期的中心议题是“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且开始涉及到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解答有“类似--共鸣”说、“情绪、感触--共鸣”说以及“典型--共鸣”说几种看法，最后以何其芳的“典型--共鸣”说为权威的解答。1957年开始的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高→低→高→低的发展过程。最初肯定的声音较高，繆钺、程千帆、谭丕模等人对李清照倍加颂扬。1958年，由于“大跃进”思潮和当时教改形势的需要，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批判，李清照及其词作也遭到否定。从1959年到1962年，对李清照词作及《词论》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并出现了分歧，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学大家也参加了讨论。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到：1、关于李清照的改嫁问题 ；2、关于李清照词所体现思想情感的评价问题；3、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她的“别是一家”说，同时还涉及到李清照对北宋诸词家的评论，以及李清照的词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后有详论）。此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古典文学包括词学研究渐趋沉寂，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研究与争论也以一代词宗夏承焘的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的带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而结束。（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词学文献的校勘或笺注方面有一定的收获。如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校订重印的清代张宗橚的《词林纪事》、杜维沫校点的《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王幼安等注释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廖德明校点的《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夏承焘等校笺的《〈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王幼安校点与校订的《渚山堂词话》和《词品》（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等。
新时期以来是词学研究的兴旺期。这一时期，20世纪的重要词学典籍几乎全部整理重印，从宋代到清末的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几乎全部整理出版，词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氛围与此前的相比，得到极大改善。词学界关于婉约派的正名问题、对“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的重新评价问题等讨论更为深入，不仅各种富有开拓性的专著络绎而出，而且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也逐步形成，1981年开始创刊的《词学》（已出10期，后停刊）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交流与探索的理论园地。在这一较好学术氛围中展开的词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词学文献资料的整理有了新收获。
词学理论资料的整理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取得明显的进步。唐圭璋修订校改的《词话丛编》，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所收宋代至近现代以来词话增至85种，且一一作了标点，为迄今收入词论最多的资料书，是研究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在词学研究上具有集资料之大成的价值。由他校注的《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对词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和周玉魁二人还分别对唐圭璋《词话丛编》中的标点体例混乱、标点体例不当、断句标点错讹等问题进行了指正，这种不以权威为迷信，善于发现错误、勇于指出错误的研究风气值得赞许。（7）其它的收获有：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屈兴国的《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历代诗话词话选》、龚兆吉编的《历代词论新编》（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蔡桢的《词源疏证》（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王百里的《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施议对的《人间词话译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
20世纪末收获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和《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两著对词学理论研究也极有帮助。由于词为诗余的传统观念，加之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很强，词学论著向来不受重视，为之注释、解诂者则更少。唐圭璋的《词话丛编》、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等虽收录不少词话著作，但词籍序跋类的散篇材料却未能收录，金启华等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施蛰存的《词籍序跋萃编》在此方面可说是贡献甚巨，惜乎只裒集原文，未作注疏，就此而言，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就具有特殊的价值。该著按词的历史发展顺序，共收录唐代至近代各类词学论著140家229篇，详加注释（绝大多数属于首次加注），并就其中的理论观点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作言简意赅的综合评释，对词学理论的研究和普及都极有帮助。施蛰存、陈如江的《宋元词话》遍检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野史、琐谈等著述中的词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录得词话近千则，实可为唐圭璋《词话丛编》的补编。据辑录者介绍，这一工作实际从抗战时即已开始，历尽战火与政治动荡，至世纪末才得以面世，所录宋人词话，仅将存世的宋人笔记过眼一遍，就极为不易，其间辛苦可以想见，此书可以说弥补了宋代词话专著独少的缺憾。据悉，钟振振等人正在编撰《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这部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并且，编者“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以免学界继续以讹传讹”，（8）相信它的出版将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在词乐、词韵、词谱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有不少收获。如词乐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重印了《羯鼓录》、《乐府杂录》和《碧鸡漫志》的合订本。词韵方面，张保先、王珍所编之《词林新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以“十三辙”韵部系统为据编成，对诗、词、曲的写作很适用。词律与词谱方面，《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钦定词谱》（中国书店，1979年）都有影印本出版，舒梦兰的《白香词谱》则分别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柳淇校订本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顾学颉校订本。杨文生的《词谱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列词谱120多种，附“词韵常用字表”及“普通话十八韵和京剧韵十三辙对照表”，对每一词牌征引历代词话中的相关评论，以便读者了解，然后列出平仄并附实例，或加按语进行解释，也很有学术价值。
在书目及论文索引上，新时期以来也有不小的收获。如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所附曹济平辑录的《词学要籍简介》，依唐圭璋《词话丛编》所录八十多种历代词话传本，略述其书目版本、作者及卷数，并间附散佚词话，对初治词学者颇为有益。张葆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所附汤炳能编撰的《诗话词话研究论文索引》，以朝代为序，收录了1906—1991年间的研究论著目录，对词学研究很有帮助。刘扬忠编著的《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所附之《建国以来宋词研究重要论文索引》（1949—1987）、《1919—1949年宋词研究重要论文索引》、《台湾省宋词研究部分论文索引》和《日本及欧美宋词研究主要文献索引》（部分）对宋代词学理论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此外，刘尊明编辑的《词学研究论文索引（1993－1995）》和《1993－1995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续补）》、中华书局出版的《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等，也都给词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词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大拓展，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
新时期以前词学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李清照、王灼、张炎、胡仔、李渔、朱彝尊、陈廷焯、况周颐、周济、刘熙载、王国维等人，除对王国维、李清照、刘熙载等人的讨论较多外，对其它人的研究都只有一、二篇文章论及，且论述也大多比较简略。例如，西谛在其读书杂记中曾对王灼的《碧鸡漫志》作简介说：“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律，而后有文章，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感反受音律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宋王灼《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9）至于如何“说得极好”，以下就语焉不详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的对象明显增加，范围大大拓展，一些以前不曾为人所关注的词论家或词学理论现象都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宋人选宋词”问题、清词选本的批评价值、杨慎的《词品》及其“词境”论、陈子龙的词学观、李渔的《窥词管见》、彭追孙的《金粟词话》、王士祯的词论、徐釚的《词苑丛谈》、舒梦兰及其《白香词谱》、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冯煦的词论、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等，都有专门论述，其中不少还是词学研究中新开辟的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则基本实现了“从直观鉴赏到逻辑论证、从单一思维到综合研究”（10）的转换。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为例，就可以看出上述特点。新时期以前，有关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研究的文章约有四十多篇，而从新时期到九十年代初，文章与论著则增至二百多篇（部）。新时期以前对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境界”说、“隔”与“不隔”说的研究，以及对其唯心论思想实质的批判几个中心议题上。从新时期开始，研究的视界则明显拓宽，研究方法也更趋逻辑化、多样化。如从现代文艺理论角度分析“境界”的专文就颇为不少，这其中，从文学特征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范畴论分析“境界”说有之；从文学创作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境界”的有之；从文学鉴赏论角度分析“境界”论也有之。对“境界”说所作的逻辑性理论阐发，既涉及到“境界”说的理论结构及其意义，也涉及到“境界”说的内涵与层次。在探讨“境界”说的思想渊源方面，剖析“境界”说之禅宗意蕴的有之， 梳理“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的亦有之。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词学研究，范围更广、研究方法更趋多化样，入思方式也更趋合理。
三、专门研讨会的召开为词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1983年11月在华东师大举办的词学讨论会，就婉约与豪放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词的诗化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90年6月在美国举办的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对词之美学特性与形式问题、词评与词籍的保存和词的接受、词学研究之未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1）1991年10月，广西师大、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在桂林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诗话词话学术研究会”。会议对有关诗话的定义和范畴、诗话词话的价值和意义、诗话词话今后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94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湖北大学中文系、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二十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会议肯定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加强了文化背景的描述和分析；总体框架走向以派代史，以体代史；强化整体把握；强化史的流程；多角度、全方位评论作家等等。会议也指出了词学研究中的不足，如缺少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研究格局、研究对象、范围严重失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还提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些会议的共同特点是对词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都极为关心，无疑，它们的召开对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极有帮助的。
四、词学史研究取得突破。六十年代中期，江润勋曾撰《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以人为经，以时代为序，介绍了自五代至清末王国维等历代重要词人或词论家对词学的有关评论，既有关于词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对具体词人词作的品评，是新时期以前词学理论史研究的主要收获。从新时期开始，随着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黄拔荆的《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严迪昌的《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山书社，1990年）、萧世杰的《唐宋词史稿》（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等词史著作的络绎而出，词学理论与批评的编撰条件已趋成熟。九十年代，终于有所收获。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将中国词学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建立、中衰、复兴、极盛和现代词学研究等阶段，首次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大势。方智范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理论特征，还对词学批评本身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词学批评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表现在：词学批评对象的“狭深性”既是一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也酿就了词学批评自身的独创性特色；词学批评在其发展进程中时时表现出向古典诗学批评传统的回归和依附趋向，其出发点是竭力维护词体本位，却又显示了词学批评的自立性特色；批评观念的相对板结、凝固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显得滞后，却又造成了词学批评便于远距离观照的总结性特色。可以说，这些逻辑性的结论是作者从对中国词学历史嬗变规律的细致剖析中自然引申而出，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更显示出建基于历史“深描”基础上的较强的理论整合能力。此外，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下编“金元明清词论”对金元至清代的词论发展历程、重要词论家的词论观点及其贡献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清理。
五、理论阐发型研究开始起步。旧式词学研究大多专写评点式的词话或只重文献的实证研究，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刘扬忠曾在《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一文中对加强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作过强烈的呼吁。（12）到九十年代，词学理论研究或理论建构开始取得进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词学理论体系的探讨有较大的突破。如刘庆云的《词话十论》（岳麓书社，1990年）就显示出以现代文艺学原理构架词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意向。作者从缘起论、特色论、功用论、作家论、写作论、借鉴论、风格论、流派论、流变论、鉴赏论十个方面对古代词学理论进行爬罗剔抉，梳理脉络，分类剖析，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构建词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还对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具体性、精警性、形象性、抒情性以及审美范畴的模糊性等特点进行了归纳。朱崇才的《词话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介绍了历代词话的基本状况、存在形式和历史发展过程，从词的本质与起源、价值与功能、风格与流派、品格与境界、音律与格律、作家与作品、创作与技巧等七个方面对历代词话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作者试图以伦理型文化与消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词学价值观的矛盾作为叙述主线来贯穿整个词话史，并剖析在此矛盾基础上所产生的众多词学话题，以及这些矛盾对历代词话之发展与深入的推动和制约，可谓是别具通观眼光。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由审美理想问题入手来考察宋代词学创作论问题，实际上对宋代词学有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价值如何？对当时的创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正面的回答。作者深入论述了一些重大的词学理论问题，如关于“以诗为词”的本体认识问题；宋代词学中词体风格论及其再评价问题；“寄托”说、“雅正”说、“清空”说等代表性理论形态所包含的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问题等等。这种从审美理想入手所进行的剖析，可以说既做到了彰幽显微，又显得奏刀騞然。吴惠娟的《唐宋词审美观照》（学林出版社，1999年）从审美学的角度入手剖析唐宋词，在学术理念上与张著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虽未明确地建构唐宋词学理论体系，但其论词境，析词心，言词情，说词乐，溯流变，述风格，均以词体的本质特征和词的抒情性为核心，其内在的词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意向却也是有迹可寻的。
六、一些词学综论性的著作络绎而出，大大推动了新时期以来的词学形式理论的研究。特别是一些词学名家，或修订旧著，或推出新作，或综论其治词学的心得体会，为词学形式理论（词律、词韵、词谱、体制、格律、句法等）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龙榆生的《词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编论源流，探讨词的起源、词曲的发展和演变以及自唐代到清代重要词人的艺术成就、地位及其影响；下编论法式，探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根据同声相应、异声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广举例证，阐明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该著作为作者毕生治词学的结晶，在词曲史研究、声律学研究和词曲写作方面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王力的《诗词格律》叙述词律，介绍词牌、词调、词谱、词韵、对仗等知识，深入浅出，言约意丰，在词的格律的普及上极受读者欢迎。吴丈蜀的《词学概说》（中华书局，1983年），辨起源，述流派，别体裁，论调谱，言格律，言简意赅，也具有较强的普及价值。宛敏灏的《词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对词之体制、词调之由来与繁衍、词之章法与句法、音律的择腔与择律、词谱的编订及其用途、词韵的创始及其发展、词话的产生和内容等诸多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并对宋元以来的词学粗举大要地作了简介。马兴荣的《词学综论》（齐鲁书社，1989年）综论词的起源、词的平仄、对仗及词韵的发展流变，并附录有词学简要书目，也极有学术价值。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分辑佚、考证、校勘、论述四类综论词学，汇集了作者毕生治词学的心得体会，其中颇多个人的见解，如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忽视情韵而专倡“境界”，提出所谓“隔”与“不隔”等，皆属偏颇、非公之论，且王氏轻诋南宋诸家亦非实事求是之论，等等。詹安泰的《詹安泰词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则明显继承了晚清以来词家治学的传统，同时又有意自成一家之言。（13）从体例内容上看，近代词家多专门之作，或考音律，或事品藻，或立宗派，或示阶梯，詹氏此书却将以上数事融为一体，总成一书，兼而论之，既谈“学词之能事”，又论“词学之能事”，既为读者指示学词门径，又进行词学的研究，实是“学词”与“词学”的入室之论。作者在下编《宋词研究》第六章中将宋词的风格归纳为“真率”、“疏快”、“婉约”、“奇艳”、“豪放”、“骚雅”、“密丽”诸种，对词学风格学的探讨也很有启发作用。可惜第七章“理论批评”一章只列论词专著与专篇、词话、诗话与丛话中的词话、诗文与笔记小说中词论与词评等各种篇名，未能展开论述。此外，一些综合性的词学论文集，如繆钺与叶嘉莹的《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唐圭璋与潘君昭的《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词学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和《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夏承焘的《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和《天风阁词学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杨海明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综合研究的总体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等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编者“总览自唐至清历代词的成就，吸取和汇聚迄今为止的词学研究成果”（《编写说明》），编成“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翔实、完备之大型词学辞典”。可以说，它是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又一大收获。
大陆之外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容忽视。在港台学者中，饶宗颐的《词集考》是词学版本目录之学的力作，该著“外编”卷11“词评类”对《复雅歌词》、《碧鸡漫志》、《古今词话》、《词源》等17种词话类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详录各种著作的版本情况。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赞说：“教授之书……有疏证、有品骘，考词人之生平，叙词流之升降，字名异同，亦举其要，词之史、之话、之平议寓焉。……今则词山曲海，源流粲然，教授掩而有之也”。（14）吴宏一在清诗话研究之外，对清代词论也有精深的研究，著有《常州派词学研究》和《清词四论》等。台湾地区学者黄文吉和林玫仪编辑的《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和《词学论著总目》（1901—1992），汇集了九十多年来海内外词学研究的论著目录，对后学的帮助可谓大矣、至矣。北美的词学研究中，六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的白思达（Glen Baxter）曾将《钦定词谱》译成英文，并就词律的起源进行过研究。叶嘉莹则是北美中国词学研究中的佼佼者，她的《迦陵论词丛稿》、《清词丛论》、《唐宋词名家论稿》、《唐宋词十七讲》、《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著，论述范围广阔，论析精深，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良好的西学素养使得其词学研究常能在中西学间从容出入。如用女性主义的“雌雄同体”、“双性人格”等观念来论述《花间》小词；以现象学精义与佛教“六根”论之间的相互印证来阐发王国维的“境界说”；以现代符号学理论对张惠言和王国维说词之“衍义”进行解析，等等，不但每每切中肯綮，而且显示出比较诗学研究的宏阔眼光。叶氏论词，以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扬为准的，“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一大鼓舞，同时也为北美词学指出明确的研究方向”。（15）耶鲁大学的孙康宜也是词学研究中的翘楚。她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Princeton ,1980）一著，试图阐明词体演进之规律，“把主观之欣赏化为客观之鉴赏”，（16）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词学专著，其中附录的《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一文对北美词学研究之近况、动力、兴盛原因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为大陆学者了解域外同仁的最新研究动态提供了方便。
二、重要论题
以上我们就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历程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以下就20世纪词学研究中比较集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
    （一） 理论探讨
1、关于词学学科性质的探讨。20世纪早期词学研究中，虽然已有“词学”的命名，但对“词学”的学科性质及其所包含的对象却不甚明了，梁启勋之《词学》、吴梅之《词学通论》、徐珂之《清代词学概论》和胡云翼之《词学ABC》等著，都以“词学”命名并以词为研究对象，但对“词学”的概念、范围却很模糊。如梁启勋所谓的“词学”仅仅是文学样式之一种，他在《词学》“总论”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尚可通。”（17）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1卷4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对 “词学”的内涵作了认真的探讨，初步确立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内容、对象和框架。龙氏认为：“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他列举了清代词学的五个成就，即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和方成培《香研居词塵》为代表的音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橚《词林纪事》为代表的词史之学；以朱孝臧《彊村丛书》为代表的校勘之学。在上述词学五义之外，龙氏另创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为词学确定了图谱、词乐、词韵、词史、校勘、笺注、声调、批评、目录八个具体研究内容。1981年出版的《词学》集刊第一辑发表了唐圭璋与金启华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并未明确说明词学的研究内容，但从作者明显的以史代论的总体倾向看，实际上已将词学研究范围归为十项：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词学评论。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七章“词学”中对龙榆生早年从区别词学与诗学各自特点的角度来界定词学定义的做法表示了赞同，他本人则在《唐宋词通论》中以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乐、词调几个主要方面来纵论唐宋词学，并对未来词学的发展作了展望。宛敏灏的《词学概论》将“词”与“词学”进行了区别，他认为，“词学”就是指探讨有关词的问题，并举例说明词学包括词乐研究、词史研究、词谱研究、词韵研究、批评之学（品藻作者）、目录之学（著录词籍）、校勘之学（考订字句）、辑佚之学（搜求逸词）、注疏之学（笺证词集）等研究内容，与前述唐圭璋等人的划分大致相似。（18）此后，刘扬忠在《宋词研究之路》中对宋词研究的体系进行了新的构想，将之设想为理论研究和基础工程两部分。其中，理论研究又分为鉴赏和批评、规律研究和宋词研究之研究（批评史、学者研究等）；基础部分则分为音律和文学格式研究（词律、词乐、词韵）、基本资料整理研究（版本、笺注等）、基本史料整理研究（传记、年谱等）三方面。总的来说，这些探讨使学者对词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范围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使得词学理论与批评在词学研究中的位置得到了明确。
2、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建国前有不少学者对词的起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如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青木正儿以及胡适等人都主张律绝嬗变而为词。（19）刘永济的《词论》总结了有关词的起源的三种看法：1、“探索远源者，谓词者六代乐府之流变也”；2、“推求近因者，谓词乃唐人律、绝之所嬗化也”；3、“二说之外，更有一事为攷艺事者之通则，即诗体变新之原，多由里巷风谣，渐见採于辞人才士也”。作者认为“专就一端以溯词源者，虽得之而未能尽也”，（20）却并未提出明确的看法。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对“长短句起源说”、“诗余起源说”、“乐府起源说”和“音乐起源说”四种有关词的起源的看法都作了评析，认为只有“音乐起源说”比较合理。他的看法是：“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功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词，这种歌词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21）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引朱子《语类》中的“泛声说”、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和声说”、徐养源《律吕臆说》中的“缠声说”、方成培《香研居词塵》中的“散声说”为据，力证词的起源完全是音乐变迁的关系，提出了音乐起源说。（22）龙沐勋的《词体之演进》一文详细论述了词之名称及所依乐曲之渊源演变，说明依声而制之词，经过若干时间之酝酿涵育体势乃成。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推其演进历程，往往与当世士大夫所讥之‘淫冶曲词’，与夫‘胡夷里巷之曲’，声色歌舞之场，皆有极深切之关系”。（23）此外，郑振铎的《词的起源》、姜亮夫的《“词”的原始与形成》等专文也进行了探讨。（24）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胡云翼的《词的起源》、霍世休的《词调的来历与佛教经唱》、田子贞的《词调的来源与佛教舞曲》、卢季野的《词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陈能群的《论燕乐四声二十八调》、萧涤非的《论词之起源》、杨宪益的《论词的起源》、李嘉言的《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等等。建国后，也有学者对词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阴法鲁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一文认为，词主要不是配合西域音乐的，而是配合中原地区的民间乐曲，也有传统乐曲。（25）唐圭璋与潘君昭的《论词的起源》一文认为词起源于隋代，而文人依曲拍填词当在民间曲子广泛流传之后，即初唐晚期。（26）宛敏灏《词学概论》之“词与词学”一章认为，任何一种文体，最初总是起自民间，然后才为文人所采取，词也不例外。马兴荣《词学综论》认为词源于“燕乐”与民间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初、盛唐，流行于中唐以后。叶嘉莹的《论词的起源》一文则以诗歌形式来论词的起源，作诗三首，认为词的起源出自“里巷胡夷”新曲，其长短句新歌肇自南朝乐府，而又可以追溯到齐、梁间的佛经讲唱。（27）
如果从具体时间上来说的话，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大约有以下几种看法：1、源于隋代 。此说为龙沐勋提出，得到了唐圭璋等人的响应，是本世纪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任二北、夏承焘、温广义、王兆鹏等人都赞同此说。2、源于初、盛唐间 。这是本世纪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郑振铎的《词的启源》、叶鼎彝的《唐五代词略述》、阴法鲁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论、著持此说。3、源于盛唐 。吴梅的《词学通论》、宛敏灏的《从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谈词的发展》、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等论、著持此论。4、源于中唐 。胡适的《词的起原》中曾明确提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王国维、胡云翼对胡适此说都表示赞同，并加以了补充。建国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以及高梦林的《词当起于中唐》等论、著也都持此说。5、源于六朝或六朝以前 。梁启超的《词之起源》、浦江清的《词曲探源》以及李伯敬的《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的起源》等论、著持此说。
3、关于词话的价值或思维方式问题。如吴相洲从现代科学美学的角度总结了词话的特殊价值：一、反对或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二、强调和采用描述的方法；三、立足于实践。（28）李复波将诗话词话的文学价值概括为“笔记文体”、“小品风格”、“诗歌韵味”三个方面。（29）张利群则认为，诗话词话的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诗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自身的特征和独立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传统。（30）
4、关于词的艺术特性和风格问题。龙榆生在《谈谈词的艺术特征》一文中认为探讨词的艺术特征，应从“每个曲调的音节”和“句法和韵位的整体结合”上着手，否则，“是很难把‘上不类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的”。（31）万云骏的《词话论词的艺术特征》一文结合前人词话中有关词的艺术特征的论述，对词的“情景结合”、“含蓄”、“曲折性”等艺术特征作了概括。（32）刘永济的《略谈词家抒情的几种方法》一文则将词家抒情方法归纳为辞愈质朴情愈真实、辞愈说尽情愈无穷、辞愈无关情愈难堪、辞虽旷达情实郁抑、辞虽含蓄情却分明六种。（33）赵山林专门对词话中的艺术风格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词的文体风格归纳为：一、词长于言情；二、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三、词比兴多于赋；四、诗庄词媚；五、词要上不似诗，下不似曲。他还对词内部的各种风格及其辩证关系，以及影响作家风格的诸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34）在词学理论研究中，诸如词的风格流派问题、“以诗为词”问题、词的形式格律和艺术价值问题都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施议对的《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一文对建国以来词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反对将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大派；认为苏辛两家风格不同，难以同派；不同意将“以诗为词”当作普遍规律加以颂扬；指出词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能力，应重视其艺术价值研究等等。（35）
（二） 重要词论家及其论著研究
1、李清照及其《词论》研究
建国前，关于李清照及其《词论》，一些词学著作中有过零星论述，但专论较少，较为集中的研究是随着五十年代末有关李清照词及《词论》的学术讨论的展开而开始的。建国后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如下：
关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关于这一问题主要形成了两种看法。夏承焘、刘遗贤、王延梯等人都批评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与词的发展趋势相违背，不利于词的发展。夏承焘的理由是：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词的发展趋势已进入和诗合流的阶段，不合流将没有词的出路” ，从宋词的发展规律看，李清照的词论是不利于宋词发展的。（36）刘遗贤的理由是：李清照“醉心于词的形式，把形式绝对化”。（37）王延梯也认为李清照反对苏轼的“以诗为词”的主张“过于保守”。（38）黄墨谷则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李清照的主张“是有她自己创作实践的一定依据的”，也是符合词的发展实际的。（39）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前此的针锋相对的研究特点，对词“别是一家”说的看法渐趋公允、辩证。如徐永端认为，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从词特定的文学样式自有其内部规律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又不可绝对化起来。（40）顾易生认为，所谓“别是一家”即相当于“本色”，“本色”论与词“别是一家”之说比起“词为小道”与“诗之余事”一类观念来是一种进步，“这篇词论也可以说是词史上第一篇完整的独立宣言，也是婉约词的第一阶段的理论总结。”（41）又如，施议对认为，不能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论持否定态度，所谓“词别是一家”就是要求讲究词的音乐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严分诗词疆界，作出“词”的“本色”来。作者还认为这种主张为“词”正名，对于矫正不良倾向，维护词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有一定积极作用。（42）
关于《词论》对北宋诸词人的批评问题。一种看法是：李清照目空一切，所评有失公道。如黄盛璋认为《词论》可能是李清照的早年之作，其时李清照生活美满如意，未受多大的挫折，故而目空一切，轻视前辈的成就，其“论词的口吻是和她早年的情况相符合的”。（43）王学初也认为“清照此文，苛求太甚。北宋词无一佳作”，而她虽侈谈声律，其成就却未必如柳永诸人。（44）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李清照的评论切中要害。如黄墨谷认为李清照评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评贺铸词“少典重”、评秦观词“少故实”等等，确能切中其病。（45）朱谈文也认为李清照的评论能“抓住其主要矛盾进行系统恰当的评论”，“既有理论深度，表述又简练明快”。（46）此外，尚有综合上述两种意见的。如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就认为李清照对北宋词人 的评价“大体上是能抓住要点、符合实际的”，“但众多词人中，竟无一人合几乎她的标准，未免持论过高，有失平正了”。（47）
此一时期的词论中，也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探讨。如陶秋英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一篇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杰作，她大胆地批评词坛名家，深刻而泼辣。（48）费秉勋对李清照《词论》的写作时间、思想总纲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词论》写于南渡之后，甚至有可能写于李清照的晚年。（49）徐安琪将李清照《词论》与王国维《人间词话》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李清照论词偏重于艺术形式，王国维更重视词的内质意境，他们的词学思想并没有构成二律背反的状态，而是分别论述了词“别是一家”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合二人之论以言之，就构成了中国词学批评思想较完整的理论框架。（50）杨海明则对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这一疑难问题进行了探测，认为“周词盛传于汴京时，李清照正屏居乡间无缘得以接触很多的周词，自然未能及时对它作出评价。至于她的词学观点与周词风‘波澜莫二’，则是由于时代风尚和词学流派一致的关系”。（51）
2、张炎及其《词源》研究
张炎及其《词源》在新时期以前鲜有专论，真正的研究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张炎及其《词源》的重新评价或认识。《词源》中有“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句，过去多被视为轻视辛词的口实，孙立的《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一文、单书安的《张炎词论浅议》一文都认为应该给予重新的评价与认识。（52）《词源》中“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的看法也多为研究者视为张氏否定吴梦窗词的依据，邓魁英对此作了细密的分析，认为实际上张炎对吴氏的词肯定与批评兼而有之，不可一概而论。（53）又由于《词源》特别强调“协律”，一度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词学理论而受到批评，因而，有学者认为张炎有关音律的看法应当给予合理的评价，如单书安认为，张炎反对意不畅而执于阴阳四声，在当时条件下提出“倡协律”的主张是合理的。（54）邓承奇也认为张炎注意格律和音韵，讲究词法等主张对探讨词的形式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55）此外，还有学者对过去将《词源》视为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词话专著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如邱鸣皋认为沈义父长张炎40多岁，而《词源》为张炎晚年所作（约70岁时），因此《乐府指迷》应早于《词源》。（56）
关于“雅正”和“清空”。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二者在《词源》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涉及到《词源》的理论核心与论词标准等复杂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将二者视为平行关系。早在六十年代，夏承焘的《词论十评》一文就将“意趣高远”、“雅正” 和“清空”视为张炎论词的三标准。（57）新时期以来也有学者延续了这一看法，如邓承奇就认为“雅正” 和“清空”两者在《词源》中都同样重要，二者是平等关系，特别是“清空”，更是张炎论词的精华，是他的独创，也是他追求的最高标准。（58）王达津也认为“清空”、“骚雅”都是张炎论词的核心。（59）有的则将二者视为包含关系。如杨佐义认为，“雅正”是张炎词论的最终依据；“清空”和“意趣”是两个重要内容，“清空”是雅正之词的理想境界，而“意趣”则是词作的思想情感。（60）刘庆云等则认为“雅正”是张氏论词的核心，“雅正”既可以指词章，与“协律”、“清空”等相平列，也可以是整首词的总要求，将“协律”、“清空”、“意趣”包含在内。（61）其次是关于“清空”说的理论意义。张思齐阐发了张炎的“清空”说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一、《词源》从艺术技巧上将词分为“清空”和“质实”两派，较之从内容上将词的风格分为“婉约”和“豪放”更合理、更科学；二、《词源》将词风问题落实到句法、字面、用字、音律等上面，从词法上解决了词的风格问题；三、《词源》将钟嵘、司空图、严羽一脉的诗歌理论移植到词的领域，使词学具有了理论体系。（62）陈晓芬剖析了“清空”说的美学意义，认为“清空”所显示的空灵的美学境界，所突出的悟觉的审美心理，实质上突破了传统的功利目的，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更纯粹的艺术追求。（63）与视“清空”为张炎词论之核心不同的是，杨海明认为《词源》强调的是词章的“锻炼之美”，“锻炼”、“用功”之论才是《词源》的中心论旨。（64）
关于《词源》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刘庆云等人论述了《词源》对后世影响的两个主要方面：一、其“协律”主张为后世多数词论家所尊奉；二、其“雅正”说为后世进一步“尊体”开了法门，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都对其有所发挥。（65）罗仲鼐认为，张炎“雅正”论的美学崇尚正是浙西词派的词学标准；“情景交炼、得言外意”是他们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66）一些批评史著作对张炎及其《词源》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给予了分析，如成复旺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张炎的词论“代表了北宋婉约派词论的最高水平，其实也就是整个宋代词论的最高水平”。（67）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认为张炎的《词源》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词论著作”，“是司空图、严羽诗论思想在词学理论方面的延伸”。（68）
值得一提的还有新时期以来对《词源》上卷乐律部分的笺释工作。王延龄以清人凌廷堪《燕乐考源》、日本学者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以及丘琼荪的《燕乐探微》三书为参考，征引论列，对《词源》八十四调名逐一进行了排列疏通。（69）夏承焘早年曾撰《词源》注释，解读了其中的文学理论思想，但《词源》中的音乐术语与理论却鲜有人涉及，就此而言，郑西村穷三十年之力所撰之《词源解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对《词源》中音乐部分所作的全面而系统的解读，对词乐研究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就特别值得一提。《词源解笺》研讨的中心有两个：1、有关词调的伴奏乐器---燕乐定调应律乐器，以及词所属的宫调体系---燕乐二十八调体系；2、有关词调的曲调结构与歌词格律----音律、均拍、歌法等。作者以《词源》原文为准的，直接从唐音乐文献遗留的音谱、图像、叙诀入手解读，取证于历代乐志乐书，解决了许多音乐之谜，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纠正了不少臆说、误论。如认为应当重新估量林谦三据《辽志》而认定燕乐调出自龟兹的论点；提出燕乐定调乐器为管乐器的论点；认为凌廷堪将十字谱视为琵琶谱为无据之论等等。该著还依据历代乐志、乐书，对律吕推排的若干规律进行了归纳，并在图谱解读方面全面破读了对中国旋宫理论及燕乐调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的《词源》之《阴阳合声图》所包括的旋宫理论。（70）
3、况周颐及其《蕙风词话》研究
关于况周颐及其《蕙风词话》，建国前赵尊岳曾作《蕙风词史》加以剖析。（71）此后较大规模的研究主要是从新时期开始的。其中，争论较多的是“重拙大”理论的内涵问题。邱世友认为，“厚”是就词境而论，厚为其质，“沉著”是厚的外现；“拙”是词境的质，词之拙质乃是词人思想性格高尚的一种表现；“大”指词境之大，在气象，在托旨，也就是在思想性。（72）杨保国认为，“重”即沉著，也就是词作情理俱足、运笔优游不迫、出之自然而无人工凿迹的境界；“拙”指的是一种质直朴素的词境，其最高境界是“顽”；“大”首先在托旨，在寓意。“重拙大”是蕙风论词统一的审美艺术准则。重、拙、大的对立面即是轻、巧、纤。“重拙大”也是蕙风所追求的理想词境。（73）魏春吉认为，况周颐针的“重拙大”理论，旨在主张用质朴的语言、致密的笔法，真切地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意，从而形成一种含蓄蕴藉的意境。（74）孙维城等的《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黄山书社，1995年）认为，“重”不只是词格的凝重和沉着，更是作品审美内涵的体现，是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拙”不只是语言的朴拙，更是师法自然、妙造自然的创作观和审美观的体现，“大”不只是大气真力、阳刚之美或常州词派标举的“寄托”，还指人的真实个性和情感。
九十年代中、后期，况周颐及其《蕙风词话》研究有了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专著。孙维城等的《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是一大收获。在“作家论”中，作者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对况周颐的生平、思想矛盾、心灵发展等进行了分析；在“作品论”中，作者以“重、拙、大”理论为词学的逻辑出发点，以“穆境”理论为词学核心，以“词心”理论为关键，系统地梳理了况氏的词学观和审美观。该著关于“重、拙、大”理论的阐释以及对“穆境”观所作的剖析都表现出较强的现代阐释的理念。张利群的系列论文也形成了对《蕙风词话》进行全方位观照的研究态势，这些论文对《蕙风词话》所包含的主体精神、艺术辩证法、风格论、“词境”说、灵感理论、构思理论、立意理论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75）如在《〈蕙风词话〉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文中，作者对《蕙风词话》以“意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从情景交融之境→言外之境→静穆之境逐层递进的结构层次中展示出意境理论的内涵和特点作了细致的深入的剖析。（76）在《“词境”说:灵感理论揭秘---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构思理论》一文中，作者还提出了《蕙风词话》之核心“词境”说是从创作构思角度来论述灵感现象的这一新观点，认为况氏所说的“词境”形成过程也正是灵感发生的过程，也即静---寂---朗---触---失的过程。
此外，也有其它角度的探讨，如万云骏对《蕙风词话》鉴赏论和创作论的剖析；孙维城对《蕙风词话》中“词心”论的剖析；陈月晖对况周颐的真实论的分析；冯波丁在对《蕙风词话》的主旨、梦窗评论以及苏辛同源等问题的剖析等等。（77）
三、几点反思
20世纪中国古代词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
1、中国古代词学理论有没有内在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何在？它与古代诗学理论体系、戏曲理论体系或小说理论体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这个理论体系又有没有向审美现代性的转化的可能性？诸如这类理论问题，20世纪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研究并未给予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
2、词与音乐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得到加强。词与乐的关系在一些词学著作中虽有涉及，但专著或专论并不多，建国前，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七章“宋代的歌词”曾对词的唱法、词谱等问题作过探究。四十年代初，刘尧民的《词与音乐》出版，这是近代以来第一部将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专著。新时期以来，此方面最大的收获是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不过相对于词学文献的整理、词学理论史研究等，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显得很薄弱。由于词与乐的关系涉及到文学与音乐两大艺术部类，需要研究者较为广博的知识，研究者往往因为知识准备不足而望而却步，致使这方面的研究不尽如人意，因此，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加强。
3、词学风格学研究有待于深入。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由于特殊的政治斗争氛围，“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一直处于对立状况，并由此形成了围绕这两个主要创作派别和理论派别进行词学风格学探究的研究状况。新时期以来，虽然对此二者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的问题进行过多种讨论，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但积习甚深，甚至通过教学的普及而深入到一般初学者的潜意识结构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词学风格学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今后关于词学风格多样化的研究应更加深入，特别是应多从“语言”问题及“句构”入手。
4、应加强对西方文艺新思维方式的引进与借鉴。一直以来，传统的感悟式评论、直觉式鉴赏等方式在词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逻辑分析方式则一直是词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借鉴合理的西方文艺新思维方式来研究传统词论就更少。由于缺少新思维、新观念，一些很有价值的词学观念或理论往往遭到误解。试举一例。吴世昌的《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年）采取传统词话形式讨论词学问题，其卷一“词论” 共录词话142则，纵论词之源流发展，作词要领、评词标准，并评论部分词话，每有新见。如：称北宋无豪放一派；反对将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派；痛斥晚清词论家所标榜的“寄托”说；等等。不过，他斥谭献“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说法为“随心所欲，教人造谣，欺人太甚。实乃对真理的嘲弄、良知的奸污”，却又是臆断之论。实际上谭献上述说法强调了读者的能动性，蕴含着极深刻的接受美学思想。我们当然不能超出时代去强求吴先生接受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但在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与对话的学术氛围大为改善的今天，这却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注释：
 
（1）陈寅格《（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2）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
（3）、（4）分别载《燕大月刊》1卷2期（1927年11月）、《词学季刊》第1卷第3号。
（5）此处参考了施议对《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一文，该文载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文学评论》1966年第1期。
（7）刘石《〈词话丛编〉标点异议》一文（载《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周玉魁《〈词话丛编〉校点疏误举例》一文（载《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2期）。
（8）严迪昌等《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一文，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9）《小说月报》14卷1号。
（10）吴相洲《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述评》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1）孙康宜《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一文对该次会议有较详细的介绍，该文载《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
（12）《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13）该著由汤擎民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词学研究》，系作者40年代初的所著，下编《宋词研究》，原为作者60年代初的教学讲稿。
（14）详情可参饶宗颐《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一著中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作的序，中华书局，1992年版。《词籍考》曾于196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先生后加以修订，“益以总集，及外编词评、词乐、词韵之属，以存自唐代迄于金元词书之全貌”，并易名为《词集考》。
（15）、（16）孙康宜《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一文，载《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
（17）梁启勋《词学》“总论”篇，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18）宛敏灏《词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9）铃木虎雄的《词源》一文（载《支那文学研究》，京都，1922年）、青木正儿的《长短句词格发达的原因》一文（载《支那文艺论丛》，东京，1923年）以及胡适的《词的起源》（载胡适《词选》附文，上海，1927年）等论著对此有相关论述。
（20）刘永济《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7—17页。
（21）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13页。
（22）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191页。
（23）、（24）此三文后收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词学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5）、（31）、（33）此三文后收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6）该文收入唐圭璋与潘君昭合著的《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
（27）该文载繆钺与叶嘉莹合著之《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所作三诗，其一曰：“风诗文雅久沈冥。六代歌谣亦寝声。里巷胡夷新曲出，遂教词体擅嘉名”。其二曰：“曾题名字号诗余。叠唱声辞体自殊。谁谱新歌长短句，南朝乐府肇胎初。”其三曰：“唐人留寫在敦煌。想象当年做道场。怪底佛经杂艳曲，溯源应许到齐、梁。”
（28）吴相洲《从当代科学美学看词话的价值》一文，载《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29）李复波《试论诗话词话的文学价值》一文，载《广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30）张利群《论诗话词话的思维方式特征》一文，载《广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32）《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4）赵山林《词话中的艺术风格论》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5期。
（35）《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36）夏承焘《评李清照的〈词论〉》一文，载《光明日报》1959年5月24日。
（37）刘遗贤《关于李清照〈词论〉中的“别是一家”说的一点不同的看法》一文，载《光明日报》1961年9月1日。
（38）《漱玉集注》前言，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9）黄墨谷《谈“词合流于诗”的问题---与夏承焘先生商榷》一文，载《光明日报》1959年10月25日。
（40）徐永端《谈谈李清照的〈词论〉》一文，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41）顾易生《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
（42）施议对《李清照的词论研究》一文，载《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
（43）黄盛璋《李清照与其思想》一文，载《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
（44）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45）黄墨谷《关于李清照〈词论〉中的“铺叙”等说初探》一文，载《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
（46）朱谈文《李清照〈词论〉新探》一文，载《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47）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8--659页。
（48）陶秋英《宋金元文论文的发展---为〈宋金元文论选〉作》一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80年第2辑。
（49）费秉勋《李清照词论新探》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 期。
（50）徐安琪《李清照〈词论〉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之比较研究》一文，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51）杨海明《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的两种探测》一文，载《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2）孙文载《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单文载《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53）邓魁英《“七宝楼台”及其“片段”---关于张炎对梦窗词的批评》一文，载《光明日报》1983年6月28日。
（54）单书安《张炎词论浅议》一文，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55）邓承奇《张炎〈词源〉新论》一文，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
（56）邱鸣皋《张炎三题》一文，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57）《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58）邓承奇《张炎〈词源〉新论》一文，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
（59）王达津《张炎词主“清空”说及其创作实践》一文，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60）杨佐义《张炎〈词源〉标准初探》一文，载《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6期。
（61）刘庆云、谢国荣《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一文，载《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62）张思齐《词的文质及理论探微----从〈词论〉到〈词源〉》一文，载《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63）陈晓芬《张炎“清空”说的美学意义》一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4）杨海明《论〈词源〉的论词主旨----兼论南宋后期的词学风尚》一文，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
（65）刘庆云、谢国荣《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一文，载《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66）罗仲鼐《张炎与浙西词派》一文，载《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67）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二），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
（68）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69）王延龄《〈词源〉八十四调名笺释》一文，载《北方论丛》1982年第2期。
（70）此处参考了叶长海《词乐研究的新突破---评〈词源解笺〉》一文，该文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
（71）《词学季刊》1卷4期，1934年。
（72）邱世友《况周颐词论管窥》一文，载《词学》第四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73）杨保国《〈蕙风词话〉“重拙大”理论新探》一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74）魏春吉《〈蕙风词话〉中的重拙大理论》一文，载《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75）张利群的系列论文有：《试析〈蕙风词话〉的主体精神》（《学术论坛》1988年版第1期）、《〈蕙风词话〉的艺术辩证法探微》（《广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风格”说》（《学术论坛》1992年第6期）、《“词境”说:灵感理论揭秘---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构思理论》（《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2期）、《浅析〈蕙风词话〉的立意理论》（《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2期）等。
（76）张利群《〈蕙风词话〉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文，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77）万云骏《〈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一文（载《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孙维城《词心:婉约词的心境描述与意象显现---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之三》一文载《安庆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陈月晖《评清末词人况周颐的真实论》一文载《学术论坛》1991年第4期；冯波丁《读〈蕙风词话〉漫记》一文载《北方论丛》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