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吹倒前朝树

 

 

                     ――试论《儒林外史》的“明史观”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一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开头，就用这首《蝶恋花》来标明主题。历来学者在探究这首词和《儒林外史》的主旨时，多把重心放在“功名富贵无凭据”这一句上，卧闲草堂本评语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齐省堂本评为“全书主脑”，因此，认为《儒林外史》的基本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功名富贵对士人心理的腐蚀。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和他对明代历史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认识到“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的历史兴衰大势，才产生出“功名富贵无凭据”的慨叹。吴敬梓对明代历史兴亡的意识，贯穿于《儒林外史》中，成为小说主题的重要的思想背景，不能不论。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和历史往往是有着血缘关系，小说“庶几乎史”，不仅载一代之实，还可补正史之阙，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吴敬梓之所以给他的小说起名为儒林“外史”，未尝没有存历史之实，补正史之阙的现实用意。《儒林外史》的故事，从成化末年（1487）起，叙述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止，展示有明一代120余年的文运，叙述线索历历清楚，而且，书中第一回述及洪武削平祸乱，统一天下，建立大明的事；其他地方多处有书中人物对洪武、建文、永乐朝和宁王叛乱等明史事的记述和评论。而且吴敬梓在着笔叙述从成化末年到万历后期120余年的明代文运升降时，是有对整部明史的认识在背后支持着的。我们有必要探究作者把虚构故事安入明代历史时，对明史的具体看法，探究“江风吹倒前朝树”的具体所指。

《儒林外史》的写作，胡适推测为乾隆五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时间上较为接近。作为朝廷正史的《明史》和作为文艺形态兼具私家野史性质的《儒林外史》，它们对明代历史的基本看法，值得进行一番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对当世正统思想的偏离，看出吴敬梓的历史卓识，而这也正是《儒林外史》主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参照《明史》，来初步考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明代历史的议论，把握《儒林外史》思想内涵的一个侧面。

明清国祚更替之际，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文人，以私家修史来寄寓对故国的怀念，追究国势沉沦的根源，像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藏书》、查继佐的《罪惟录》、黄宗羲的《国史案》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清代入关后，第二年就命冯铨等人负责纂修《明史》，直至乾隆四年才全部刊刻，历时近百年。参加编纂者，有些是明末遗民，不受清衔，不受官禄，如万斯同，“欲以修故国之史报故国者”，通过修史寄寓一定的社会思想；另一方面，正如赵翼所说：“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见；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评，未可用意见，肆讥弹也。”清朝统治者想通过修史来网罗遗逸，阐释明代历史，为自身统治辩护。确立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宣扬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用意，也鲜明体现在《明史》中。

我们先看《明史·儒林传序》对明代文运升降的认识：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瑞、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伪，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代表清代官方思想的《明史》认为：明代前期制科取士，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所以，文教特盛；明初诸儒师承朱子门人的余脉，道统纯正，学风有秩，文运隆兴；而到了嘉靖、隆庆时期，学术分歧，别立宗旨，与朱子之学背道而驰，世风、学风每况愈下。这种对明代儒林的总体看法，显然是出于维护清代的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的目的。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这根本看法上，正与《明史·儒林传》背道而驰，迥异其调。《儒林传》赞美科举制度，带来了太平社会的“文教特盛”；而贯穿《儒林外史》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则是激烈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批判科举功名对世风人心的毒害。《儒林传》认为明初诸儒能承朱子道学之正，到了嘉靖、隆庆时期，道术、学风开始歧变，承袭伪谬，越走越远。而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一些深受科举制度腐化毒害的士人，则多在明开国以后、嘉靖以前。科场蹭蹬、挣扎的周进，在成化末年，已是“黑瘦面皮，花白胡子”了，前倨后恭的王举人时年也已三十余岁，十多年后“须发皓白”。周进作馆一年多，中了进士，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时约弘治四年），取了连考二十余次的老童生范进，范进时已五十四岁。对下仗势欺人，对上卑躬屈膝的汤奉、严贡生；因科名失势，未能早年中鼎甲，入翰林，以致一肚牢骚不平，附庸风雅的娄氏二公子，都活动在嘉靖之前。书中寄寓作者人格理想的杜少卿重义轻财、知恩图报的故事，迟衡山、虞育德、庄绍光、武正字等制礼作乐，修泰伯祠，行祭祠大典等故事则都在嘉靖年间。第三十三回，杜少卿、迟衡山谈论盖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的事，第三十五回，圣天子向庄征君垂询行礼乐，敦教养的事，都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第三十七回，虞博士众人祭泰伯祠是第二年（1557）的事。祭泰伯祠，“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是全书的结穴处，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而作者把祭泰伯祠一事放在嘉靖年间，是不无意义的。历史上的嘉靖帝崇拜道教，祈求长生。世宗的昏愦，导致经济衰颓、政治窳败。《明史·世宗本纪》在“赞”中评论嘉靖帝，说：“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联系上引《儒林传序》来看，《明史》修纂者对嘉靖朝的抨击，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力的极度衰退，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陈献章、王守仁等的异说横行，与朱子之学背道而驰，思想学说愈趋歧异。对于王守仁的评价，《明史》侧重于肯定他的实际事功，而对王阳明心学，则贬斥为“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王阳明传》）。《儒林外史》中论到王守仁的有两次，一次是第八回借遽太守和娄三公子的话称赞王守仁平定宁王叛乱，建立大功，而且有功不居，尤为难得。另一次是第五十五回单扬言的上疏，称道于谦、王守仁的功业。由此可见，和《明史》编纂者一样，吴敬梓对王守仁，主要是肯定他的实际事功，而对于他的学说，则只字未提，这正是清代思想界对王学的基本态度。但是，吴敬梓与《明史》修纂者对嘉靖朝的态度并不相同。他批判嘉靖朝的思想学说，并不认为是朱学的歧出，而是传统儒家正统礼乐，越来越荡佚衰微。吴敬梓认为嘉靖朝的主要问题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第三十五回）这与《明史·儒林传》已很有不同。又第三十三回，迟衡山慨叹本朝太祖“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劝杜少卿征辟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时为嘉靖三十五年。所谓“正经事”，主要就是指制礼作乐。杜少卿却回答说：“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和成化时期周进、范进等人极力挣扎，挤向上层政治不同，嘉靖时期的杜少卿、庄征君则绝意于政治，面对窳败的政治现实，他们失望了，宁可不出去。杜少卿的态度，是和当时嘉靖朝的上层政治有关的。我们看第三十五回，就在庄征君得到嘉靖帝赐重，上了十策后，因为没有答应太保，列之门墙，遭到太保的诋毁。当皇帝征询太保时，太保说：“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旷典属恩，朝野胥悦。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伏侯圣裁。”天子叹息了一声，随教大学士传旨，允庄征君还山。在那个以科举为唯一进身阶梯的朝代，非登科举途，则一切不可为。嘉靖帝征求礼乐、教养之事，也只是徒有虚名。“礼失而求诸野”，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为道术歧出的嘉靖朝，开出了与《明史》不同的救治药方，塑造了几位真正儒雅之士，“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他们既非朱子余裔，更非别立宗旨，迁于异说，而是着力在努力恢复儒家正统的经典礼乐。杜少卿、迟衡山等人用古礼古乐致祭泰伯祠，应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科举时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几为唯一的教科书，明代“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明史·儒林传序》）。而《儒林外史》中，在嘉靖朝时，则有马纯上著《春秋》，庄征君注《易》，杜少卿纂《诗说》，绕开朱子，直接探求儒家经典精神。尽管这些人或许带有作者身边人物的影子，但作者把他们置于嘉靖朝这个特定时代，但正体现了吴敬梓的文化理想，和《明史·儒林传序》完全不同的理想。而这种“在野”的文化运势，并不能够延续很久。到了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主，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就像泰伯祠的荒凉寥落一样，这几位星君终不能挽回明代颓废的文运。

《明史·儒林传》与《儒林外史》对待明代帝王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清康熙帝在三十一年（1692）诏谕史臣说：“朕亦一代之主也，……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反厥弓，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东华录》卷四十九）三十六年（1697）又下诏晓谕大学士说：“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见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东华录》卷五十九）这些诏谕，代表着清朝帝王对明史的态度，清统治者试图操纵对明帝王的褒贬态度，来确立其自身统治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而这却严重地束缚了《明史》修纂者的手脚，生怕触犯忌讳。《明史》中对帝王的叙述评论格外小心，一般都是以褒为主。而《儒林外史》则缺少这种严厉的限制，可以自由抒写。事实上，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有很多处对明代帝王品头论足，甚至揶揄、讥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历史洞见和思想卓识。

明太祖朱元璋，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性人物。在第一回中，作者正面叙述太祖皇帝起兵滁阳，“乃是王者之师”，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而“乡村镇市并无骚扰”；不数年统一天下，建立大明，“乡村人个个安居乐业”。盛赞太祖的开国“武功”。除此以外，太祖是在人物的对话中间接出现的。第一回，王冕与秦老论太祖制定的科举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著，天色晚了下来。在第三十三回里，迟衡山闲话说起：“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对太祖“文治”上的失误，深为不满。这是明确表明作者态度的两段评价。我们可以同样拿《明史》来参照。

《明史·太祖本纪》“赞”里称颂太祖的武功说：“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这正和迟衡山所说“大功不差似汤武”是一个意思。说明在对太祖的武功的评论上，《儒林外史》和《明史》是一致的。《本纪》还盛赞太祖的文治：“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太祖“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对太祖“考礼定乐”等功绩，百般称颂、褒扬。《明史》的编纂，从为清初皇帝开国勋业确立基调的政治意图出发或是遗民心态的流露，对明太祖褒颂有加；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三十二“明祖文义”条，就依据《明史》记载，综论太祖“文学明达，博通古今”，写诗作赋，“兼习骈体”，“熟于史事”，“留意经学”，“勤于学业”。但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明太祖的文治，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如第一回里，王冕认为洪武制定的科举制度不好，读书人挤进这条荣身之路，就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迟衡山也说太祖全然不曾制作礼乐。《明史》说太祖能“礼致耆儒”；而在吴敬梓眼里，明太祖既不能考定礼乐，也没有礼遇真儒。《儒林外史》记载了“命世大贤，敷布兵、农、礼、乐，日不暇给”（第四十四回，迟衡山语）的刘基，被洪武爷“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摆杀了”（第四回，张静斋妄语）。被朱元璋腰斩的高启，《明史·文苑传》说是因为“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而在吴敬梓看来，他的文字，“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只因“太祖恶其为人”（第三十五回，庄征君语），便有如此下场。“礼致耆儒”，是从何说起？《儒林外史》从探究一代文运之盛衰的思想高度评价太祖，揭示明代文运衰弊的直接根源，正在于太祖不能够“考礼定乐”、“礼致耆儒”。

明代藩王乱国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是清代修史较为敏感、较为棘手的问题。而且，就在修纂《明史》的过程中，清廷从康熙后期发生了诸皇子争夺继位的事，雍正帝登基后，斗争还在延续着。这更使得《明史》修纂者遇到明代的同样问题时只能闪烁其词，如《明史·成祖本纪》着力于表彰永乐皇帝的“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对其篡位，则用“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一句简单带过。而在《儒林外史》中，永乐爷成了文士甚至下层百姓闲谈聊天的对象，任加揶揄褒贬。第九回里，有这样的对话：

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像我这酒，是扣著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三公子道：“我们酒量也不大，只这个酒就十分好了。”邹吉甫吃著酒，说道：“不瞒少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听了，望著三公子笑。

在第八回里，娄氏两公子因科名失势，未能早年中鼎甲，入翰林，以致有一肚牢骚不平，常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娄四公子说：“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把在《明史》中“盖由天授”的成祖，和叛贼宁王相提并论，以成败论英雄，已是大胆之极，和《明史》相比，几为天壤。在第二十九回里，杜慎卿对“夷十族”提出质疑，议论成祖，却与娄氏二公子相反。他说：“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在同一书中这样褒贬揶揄，是正史所绝对不允许的。杜慎卿还大胆地对方孝孺进行了带有调侃性的异调评论，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这是石破天惊语。成祖“靖难”之役，方孝孺草诏敲牙，九族全诛，后仁宗、神宗都颁发赦罪令。神宗初年，还在南京建立表忠祠，徐辉祖居首，方孝孺其次。吴敬梓之前的李玉的《千钟禄》、清代高腔戏《敲牙》、子弟书《草诏敲牙》等等文学作品都热情讴歌了方孝孺的“忠义”。《明史》卷一百四十一“赞”说道：“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陈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而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明史》一方面认为成帝夺取天下，是由天授。另一方面又赞扬了方孝孺等人的忠贞不二、视死如归的精神。实际上这种几乎矛盾的态度，既是为清统治者的既定位置确立根据，又是在表彰臣子的忠义。然而，明代的科举、“文治”培养出了杜慎卿这位不再争辩什么皋门还是雉门，正统还是旁流，批评老臣“迂而无当”的读书人，是在解构封建正统的权威性神圣性，还是在嘲笑科举制度培养出不忠不义的逆子，还是作者吴敬梓以谲怪之论来有意地偏离清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呢？我看是兼而有之吧。

把《儒林外史》和《明史》进行简单的对照，是有意思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学著述的《儒林外史》和作为清朝官方意识形态之代表的《明史》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异同。《儒林外史》的主要批判矛头是对准清代猖獗的科举制度和被统治者标举为正统的程朱理学。而清代统治者的这种统治措施和意识形态，却鲜明地灌输在《明史》的编纂中，和“正史”相对的《儒林外史》，则贯穿着作者吴敬梓对现实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他们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解读着明代历史。吴敬梓从明史中探得出“江风吹倒前朝树”的历史运势，和“功名富贵无凭据”的现实感慨。明了这一点，对于深刻把握吴敬梓的现实批判和社会理想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