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

 

 

 

 

【内容提要】：章太炎早年流亡日本，在“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由朱希祖等人记录，记录稿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本文联系章太炎的其他文章和历代“龙学”研究成果，探讨章太炎研究《文心雕龙》的实绩。

【关键词】：章太炎 文心雕龙   考辨

 

 

 

AbstractJapan in his early years .The record of his speech, written by Zhu Xi-zu and someone else, is kept in Shang Hai Library now. The author here puts the record into the history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other works written by Mr.Zhang, trying to give a fair conclusion of his contribution in the research fields of Wen Xin Diao Long.                       : The famous scholar Zhang Tai-yan had given a speech about Wen Xin Diao Long in the class of Chinese classical scholarship when he exiled in

Key words: ZhangTai-yan    Wen Xin Diao Long   analysis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撰成《文心雕龙札记》，已是20世纪学术经典之一，世人皆知。其师章太炎也讲授过《文心雕龙》，知道的人可就不多了。不论是研究章太炎还是研究“龙学”的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章太炎的“龙学”成绩。章太炎早年在日本“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章氏弟子们的记录稿，至今还尘埋在上海图书馆。多年来颇为热闹的“章学”和“龙学”，竟然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关注。

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深有研究，早年在日本国学讲演会、晚年在苏州都讲授过《文心雕龙》。而此稿是仅见的讲演记录稿。稿子封面题“朱逖先撰《文心雕龙剳记》不分卷 民国间稿本”，包括两种稿本：一为蓝格竖行稿纸，内封题“文心雕龙剳记”，反面题“蓝本五人  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正文半叶十行，字体为草书，多有涂抹。另一稿本是右角印有“松屋制”的薄本。内封无题字，正文半叶十行，钢笔字，首页题“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记录人为朱希祖、朱宗莱、沈兼士、张传琨、龚宝铨等人。其中有一张进度表，标明讲习进度和参加者，进度为：“三月十一日，一至八；三月十八日，九至十八；三月廿五日，十九至廿九；四月初一，三十至卅八；四月初八，卅九至五十。”每周一次，五周而毕其事。章太炎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不久即开设并主讲“国学讲习会”,这些人在1906年至1910年内都在日本留学，而且都师事章太炎。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民元前四年（1908）我始偕朱宗莱、龚宝铨、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作人昆仲、钱家治前往（章太炎处）受业。”章氏回国后，弟子作鸟兽散，难以重新聚首听其师的讲演；而且，朱宗莱已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协会医院，龚宝铨也于1922年病逝，因此这份记录稿上题的“国学讲习会”，只能是指章氏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其中一个记录稿的纸张印有“松屋制”三个小字，“松屋”是什么意思呢？国内没有这个专名。我曾就此请教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木康先生，大木康教授回信说：“‘松屋’不是地名。‘松屋’是一家专门制造原稿纸店（厂）的名字，如中国的‘朵云轩’之类。”这日本造的纸张，也证明了这是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的记录稿。

 

 

一、                                 泛文学观的表现

 

《文学雕龙》的文学观念，其实是较为复杂的，它一方面反对晋宋文章的“讹难”“翻新”，另一方面本身就是用骈体写成的；它的创作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诗赋骈文创作实践基础上，而文体论部分又论述了三十余种实用文体。正是因为其文学观念的复杂性，《文心雕龙》在清代中后期骈散文的交锋中能够为对立的两派提供理论资源，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纪昀心中的文学范围，要比刘勰狭窄得多，对于刘勰广论各体文章，把二十四种杂文体纳入《书记》篇，他严厉批评说是“笼统敷衍”；而骈文派阮元等人则从《文心雕龙·总术篇》寻找到“文笔论”的理论支持，因此又将刘勰与萧统一起纳入骈文论一派。近代刘师培、黄侃骈文派学者等从刘勰《文心雕龙》中寻找到理论支撑点，而散文派也同样如此。桐城派后劲林纾的《春觉斋论文》认为“《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此书与桐城派的另一位文论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都多处称引《文心雕龙》，特别是对其“文体论”部分津津乐道。章太炎已经摆脱了畸骈畸散的胶着，强调文学的务实治用，大大扩展“文学”的范围，但他同样也从《文心雕龙》中找到其理论的基石。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发表《论文学》的讲演（后增删成《文学论略》，发表于《国粹学报》，后又易名《文学总略》收入《国故论衡》），提出“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的杂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念，同样也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的讲解中。《剳记》记录章太炎的话说：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下文引自《剳记》者，不再赘注）

这正是《文学总略》里所谓“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的说法。从这种“泛文学”观念出发，章太炎称赞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观，说：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

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甚至于《文心·原道》里论“道之文”的一段文字，章太炎也从中推导出“并无字者，亦得称‘文’”的结论。章太炎执拗地提出“泛文学”观念，其用意是在针砭阮元等人骈丽文学观的偏狭。而阮元的骈丽文学观是靠推尊萧统《文选》而树立起来的。所以，章太炎要破除骈丽文学观，就不得不从瓦解萧统《文选》入手。集部起源于建安以后，到齐梁时期诗文总集已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著录总集554部。其中萧统《文选》是最为著名的一部。萧统对“总集”的理解，见于他的《文选序》，《序》说：“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这实际上是梁代文人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华美的文学观念的反映。章太炎在《文学总略》里就批评萧统编纂《文选》“以能文为本”，不录经、史、子的做法，并反证说子书中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也具有“沉思”、“翰藻”。在《剳记》里，章太炎也严厉地批评萧统，说：

汉世无集，故《七略》只有诗赋而无文，建安以后始有集部。至晋荀勖分经、史、子、集为四部。挚虞作《文章流别》为选总集之始，原总集之初意，只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因其他已成书者，不至散矣，无庸选也。后昭明太子忘其本意，以为集以外皆不得称文，故推选集部之文，然为例亦不纯，经（序）、史（赞论）、子（《典论》、《过秦论》）等亦有迳入者，然总集之初命意，所谓一切佳文，皆在集中也。

章太炎所谓“总集之初意，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云云，是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提要》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萧统一方面是由于遵循这种体例而不录经、史、子，另一方面他又说总集是“以能文为本”，试图将文章与经、史、子明确分开，表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独立性的加强。但是他又选了经中的《序》、史中的《论赞》、子书中的曹丕《典论·论文》和贾谊的《过秦论》，所以，章太炎批评他“为例亦不纯”，还是有道理的。郁沅曾说萧统“不能从根本性质上把握艺术文学的特征，因而把并非艺术文学的史论、序述也归于文学之中”[①]。

阮元等骈文派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孔子曾作《易传》中的《文言》。阮元的《文言说》就借孔子的“文言”来张目，说：“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文心·原道》也是把“文言”理解为“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但是章太炎却宁愿取梁武帝对“文言”的解释。《剳记》记录章太炎论“文言”说：“《易》‘文言’，梁武帝解作‘文王之言’，是也。”在《文学总略》里他也说：“《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他之所以不同意刘勰而采取梁武帝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只是要破除阮元骈丽观的理论基础罢了。此外，阮元等人热衷讨论的“文笔”说，也遭到章太炎的排斥。他说：

《文心雕龙》始言文、笔之分。盖文、笔之分，实始东汉。然此分之界限，亦各不同。在东汉以诗赋为文，奏札为笔。六朝人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唐人又以诗歌为文，颂铭为笔（见《一切经音义》）。至于阮元之说（言骈体始可称文），更不足道。

并抓住《文选》的驳杂批评说：

魏文帝《典论》、贾谊《过秦论》皆子书类，《文选》亦收此二论，可知文笔固无可分。

章太炎在讲演《文心雕龙》中，称赞刘勰的大文学观，纠谬萧统编纂《文选》，排斥“文笔”说，对“文言”二字别立新解，等等，都无非是破除阮元等的骈丽文学观，建树自己的泛文学观念。但是，他的这种文学观念，“实质上只是通过取消文学的特性而倒退到了一个混沌的世界”[②][③][④][⑤]，自我检讨说：“鄙人二年以前，亦持此论，今则深知其未谛”，“二年以来，颇觉此说之不安”。，是持章太炎的所谓“泛文学观”；但是两年后，他发表文章《文学论》的弊端；但却是与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近代化趋向是相违背的，也难以得到世人的认同。除了鲁迅的“默然不服”外，就是这位记录者朱希祖，也由信而疑。朱希祖1916年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尽管他持这种文学观有着实际的目的，就是挽救“今之文科”“尚文辞而忽事实”、“重文学而轻政事”

 

 

二、                                 文学史观与文体论

 

章太炎从泛文学观念出发，对古代文学历史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总体上说，他的文学史观是“半截子的发展观”，“呈现出一半儿进化论，一半儿退化论的特点”[⑥]。这也表现在他讲演《文心雕龙》的相关论述中。他论《征圣》篇“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几句，说：

二语，文学之圭臬也。晋以前文章，概文实兼备，非仅圣人为然。齐、梁而后，渐染浮靡之习。

晋、宋以前之文，类皆衔华而佩实，固不仅孔子一人也。实至齐、梁以后，渐伪于华矣。（故魏征言：笃尚艺文，重浮华而弃忠信。）

章太炎推崇魏晋的文章，称赞魏晋文章衔华佩实，这与他在《论式》里所提出“以魏晋为法”的观念是一致的。在《与人论文书》《菿汉闲话》等文章中也表达同一意思。如《菿汉闲话》就说：“观晋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萧《选》以‘沉思’‘翰藻’为主，故所弃反多耳。”而齐、梁以后，文章渐趋华伪。章太炎把刘勰的《文心雕龙》放到这个背景中，指出刘勰针砭现实的意义：

侯景言简文帝“赋咏不出《桑中》”，可知梁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

在南朝弥漫着浮艳华伪文风的同时，北方的苏绰效法《尚书》体，拟作《大诰》，提出宗经复古。章太炎肯定苏绰宗经复古的文学史意义，说：

梁时苏绰拟《大诰》，效《尚书》体，开初唐文学之端。

六朝之时，南人文章不能宗经，北人则宗经，如宇文泰使苏绰拟《大诰》，此宗经之证。唐世文章盖劣于苏绰，故必佶屈聱牙。至中唐以后，以至于宋，文渐不宗经而学子矣。

当梁之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侯景说帝“文章赋咏不出桑中”，而徐、庾之徒亦起于是时。故斯时刘起于南，苏起于北，皆思以质朴救弊。故《宗经》一篇实为彦和救弊之言。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淫艳，而专在肤泛矣。

但是，苏绰的复古宗经，为了政治上的托古改制，生硬模仿《尚书》的文风，违背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最终还是失败的[⑦]。而章太炎竟以为唐代文章劣于苏绰，并进一步贬斥宋代以后的文风，而没有认识到唐宋以后文章新变的积极意义，这显示了朴学家崇尚质实，反对夸饰的立场，却是倒退、保守的文学史观。

章氏《国故论衡·辨诗》是关于诗歌体制和诗歌史的专论，从总体上看，他对诗歌史的评价也是持倒退的历史观，认为《三百篇》是四言之至，但是到汉魏，四言就衰微了。随之五言诗兴起，而五言之势至唐代又颓尽。自杜甫以下，转入七言，而七言“其势则不可久”，至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又衰落了。关于诗歌的兴起，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曾提出“诗歌之文学，独出于北方之学派者”，而章太炎则从“夏音即楚音”的角度加以发挥，认为诗赋起源于南方。他讲论《辨骚》“楚人之多才乎”一句说：

案：《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汉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门州，及襄阳、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阳，今河南南阳府、汝州之境。于此可知中国诗赋本为楚所始兴，屈原起于楚，作《离骚》，亦其所也。

骚独起于楚者，因《周南》《召南》，起于南阳（今湖南）、南郡（今荆州）之间。（见《韩诗外传序》）于此可知中国诗赋本为楚所始兴，屈原以楚人，而新作《离骚》，固其所也。

这与王国维之论，虽异实同，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文学，实是20世纪初盛行的风气。关于乐府，《辨诗》里说：“乐府或时无韵，是犹《周颂》诸篇，不应常节，盖其逗留曲折，非韵所持，固诗之特异也。”在讲演中则径直表述为：“诗赋本乎《风》《雅》，乐府本乎《颂》，故乐府亦多无韵者。”对于乐府诗的评价，他也是以尚质的标准称赞被钟嵘《诗品》列入下品的曹操乐府，说：“魏武之乐府，尚多悲愤，有关于社会者。”对于谢灵运的诗歌追求辞彩繁富，他提出严厉的批评，讲论《明诗》篇“争价一句之奇”句说“古诗无此弊，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在《国故论衡·辨诗》里，他论谢灵运说：

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然则《风》《雅》道变，而诗又几为赋。

两者可以相互发明。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诗学观念还是较为保守的，如他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对于新兴的五言诗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对于晋代以来的华美诗风，给予过多的否定。这些都是儒家诗论的束缚，与钟嵘《诗品》相比，显得较为保守。钟嵘《诗品》不仅专对五言诗而论，还能肯定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对于谢灵运，也给予上品的位置。但是章太炎在讲演中却称赞《文心·明诗》篇，说：“此篇，彦和颇有心得。”细究起来，章太炎不是肯定刘勰能不违背儒家文学观，他对儒家文学观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讲解《辨骚》“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二句时，他说：“《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正是对汉人解释离骚“依经立论”的批判；在讲论《诸子》篇时还说过：“是子书者，凡发表个人意见者，皆得称之，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充满着近代反对儒家专制思想的光辉。他肯定刘勰的《明诗》篇，是称赞其中“尚质”的观念。在讲论《史传》篇时，他还责怪刘勰不能评论“表”与“志”，批评刘勰“亦一‘文胜质’之人”。显然，这都是他泛文学观念的表现。

章太炎是近代大力破除经学偶像的学者，在讲解《文心雕龙》时，他说过“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之类话。但是，章太炎并不反对“宗经”的观念，对中古而下，文章不能宗经，他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讲解《宗经》时说：“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淫艳，而专在肤泛矣。”如果说匡正六朝“淫艳”之弊，是刘勰《宗经》之意旨的话，那么可以说，匡正宋代以来的“肤泛”之弊，则正是章太炎论文学的出发点。

章太炎喜爱魏晋文章，对汉魏晋的文体也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讲论《哀吊》中“华过韵缓，则化为为赋”时，他举例说：

故贾生吊屈原，相如吊二世，皆赋也，扬雄吊屈原，即《反离骚》，亦赋也。陆机之吊魏武，间涉讥刺，则吊之分体也。

章太炎在《正齎送》曾说过：“贾谊《吊屈原》，相如《吊二世》，录在赋篇。其特为文辞，而迹可见于今者。若弥衡《吊张衡》，陆机《吊魏武帝》，斯皆异时致闵，不当棺柩之前，与旧礼言吊者异。”正好可与上面所论对参。刘勰在《诔碑》篇论碑体说：“其本则传，其文则铭。”把“碑”与“传”等同起来。章太炎辨析这两种文体的不同，说：

碑，据彦和所言，正与后世之“家传”相似。唯碑则兼称扬，有异于“家传”耳。

后来，骆鸿凯在《文选学》里说：“碑文之作，乃子孙为其父祖，弟子为其师尊，亲故为其亲故。揆之人情，宜以颂扬为本。”正可印证章氏所论不虚。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建立在魏晋时期文体发展新变的基础上，而章太炎论文体则更多地从朴学的立场探询某种文体的渊源和本来的文体规范，因此，对《文学雕龙》的文体论,章太炎时有辨正。如刘勰将“赞”与“颂”两种文体合在一起，的确，自东汉以来，“赞”和“颂”的文体界限渐渐消泯了。而章太炎作文字学的溯源，说“赞”的本义是“与相谊，同为助”，强调赞与颂的分别，说“颂有褒无贬，赞则兼有之。”[⑧]他辨析铭、碑、颂，说：“铭、碑、颂三者实同。汉碑多有称颂、称铭者，唯铭、碑必题于器，颂则可不必也。诔与碑实异，如秦世所勒之碑，概称扬己之功德。”最近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文体论”，章太炎的论断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三、 《文心雕龙》的文字校勘

 

通过把讲演记录稿中《文心雕龙》的文字与现存各种版本相对照，可以发现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主要依据的是养素堂黄叔琳辑注本。黄叔琳辑注，充分吸收了前代“龙学”成果，特别是大量迻录明代梅庆生的校注，是清代“龙学”的重要著作。章太炎精于朴学，因此能够在前代学者的校勘之外，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也需要我们联系“龙学”史，给予辨析。

（1）、《原道》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从未有人指出二句的问题，而章太炎说：“‘文’、‘章’二字，当互置。当云：‘形立则文成，声发则章生。’”章氏的依据是《说文解字》。《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文学总略》也曾说：“言其采色发扬谓之文；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

（2）、《原道》篇“剬诗缉颂”，黄叔琳未校。章氏说：“ ‘剬’者，‘制’字之误。”按：明徐 校云：剬,当作“制”；后来，李详1909年发表的《文心雕龙补注》也说：“此‘剬’字疑为‘制’之讹。”

（3）、《辨骚》篇“体慢于三代”，黄叔琳校曰：“元作宪，朱据宋本《楚辞》改。”但是章太炎不同意黄叔琳的校正，章氏说：“‘慢’当从元本作‘宪’，法也。”后来出世的唐写本正是“宪”，可见元本不误。章太炎的辨正是正确的。

（4）、《明诗》篇“离合之辞”，黄叔琳注：“《文章缘起》孔融作四言离合诗。”但是，章太炎却解释说：“谓长短之句。”这是错误的。后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纬书多言卯金刀以射刘字，又当涂高射魏字，音之于射曹字。” 可从。

（5）、《诠赋》篇“拓宇于楚辞也”，黄叔琳注：“‘拓’疑作‘括’。”章太炎辨正说：“‘拓’字不误。”清姚范、纪昀、李详均说“拓”字不误，唐写本正是作“拓”字，可见章氏的校勘是正确的。

（6）、《祝盟》篇“祝幣史辞”，“史”字诸家无异文，但章太炎校曰：“当作‘祝幣更辞’”。似乎无据。《左传·成公五年》：“祝幣，史辞，以礼焉。”《左传·昭公十七年》：“祝，用幣；史，用辞。”

（7）、《诔碑》篇“若夫殷臣诔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这数句中“诔汤”的“诔”，应是“詠”字之误。唐写本正作“詠”。明清本包括黄叔琳本都作“诔汤”，所以造成误解。纪昀坦言：“‘诔汤’之说未详。”章太炎讲解这六句提到的《玄鸟》、《生民》说：“皆颂体，非诔也。” 其实章氏是误解刘勰把《玄鸟》和《生民》视为“诔”。如果知道这原是“咏汤”之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8）、《诔碑》篇“宗庙有碑，树之两楹”句，章太炎质疑说：“古者树碑于中庭，此言‘树之两楹’，难解。”清人刘宝楠也说两楹不得有碑，刘勰有误[⑨]。后来范文澜对此给予切当的解释。其《文心雕龙注》说：“‘树之两楹’：谓碑树于中庭，其位置当东楹、西楹两楹之间。”

（9）、《史传》篇“荀况称：‘录远略近’”，语出《荀子·非相篇》“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但是，刘勰的意思正与荀子相反。所以一直引起后人的疑问。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就开始怀疑这句有误，以为正确的说法是“远略近详。”近几十年来的“龙学”研究者对此句是否舛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依据《韩诗外传》三“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一句，校正说“‘录远略近’四字之淆次甚明，当乙作‘录近略远’或‘略远录近’始合。”[⑩]现在，我们从这份记录稿看出，章太炎早在1906年就已经径直指出“录远略近”，“当作‘录近略远’。”

此外，章太炎在讲演中还考辨刘勰一些论断是否精当。如《诸子》篇说秦火“烟燎之毒不及诸子”，章氏辨析说：

王充《论衡》亦言之，其实非也。何者？经书多言礼制，历史为不可移易之物，若子书则各有是非，议论易涉纵横，为害尤巨。既禁经书，断无不禁子书之理。其所以不残缺者，亦有故。盖子书为当时人书，训诂易解，而信奉其说者易于记忆故也。

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后来范文澜《注》也指出彦和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恐非事实。像这类富有心得的论断，在《文心雕龙剳记》里还有一些，如“论说以明晰事理为贵，故文字不厌其繁。彦和务简之说，非也。”等等，对于研究“龙学”和中古时期的文体，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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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郁沅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③] 章太炎《救学弊论》，另，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里说，章太炎是有意与今文学家工华妙之辞相抗而提出文贵质朴的主张。

[④] 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

[⑤] 载《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

[⑥] 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52页。

[⑦] 参见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5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⑧] 刘师培讲解《文心雕龙·颂赞篇》也有相似的见解，见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⑨] 刘宝楠《汉石例》卷一，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4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⑩]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225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